章开沅 | 走出中国近代史

章开沅

走出中国近代史

题记：上下延伸是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是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而走出又都是为了回归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毕竟是我们研究的主体。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史学正在遭到冷落，现代文明的沉疴痼疾已经使人类处于严重灾难之中，并且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灾难。重建精神文明，挽狂澜于既倒，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乃是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一切有识之士的共同职责。

史学是永远不会消亡的，正如它研究的对象——历史本身永远不会消亡一样。历史是人类的具体记忆，不仅是史事的记忆，而且是经验的记忆，智慧的记忆。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精神资源的伟大宝藏，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建设当代健康有益而又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历史学家具有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对于历史学家的定位，再没有比司马迁更好的表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说过类似的话：“确实，尽管处在持续不断的生存危机中，每当西方社会对自身产生疑惑之时，我们都会反躬自问：西方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习得是否正确？请读一读前人们所写的那些文字吧，同样，也请读一读可能在将来会形成文字的今天人们的见解吧！”（《历史学家的技艺》）而我自己亦曾有感而言：“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首先应该是这样的历史学家！

章开沅先生

为了更好地建设这个学科，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必须走出中国近代史！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较迟进入近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古代史即使不包括史前史，也有四千年以上的辉煌，有那么丰富的蕴涵与风光。中国近代史起初只界定为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间的八十年，后来虽然大家都同意延伸到新中国诞生，那也只有一百一十年，因此被称为近代百年史。由于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进入近代的，所以这一百多年充满着民族的屈辱与灾难。

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来说，中国近代史更难以与中国古代史相提并论。历经数千年的延续积累，中国古代史早已从成熟进入绚烂，人才辈出、巨构如云，仅汗牛充栋的二十五史就让全世界叹为观止！中国近代史由于其生也晚，而成为史学一个稍为有模有样的分支则更晚，很难说已经出现多少大师与经典性的名著。当然，这并非由于中国近代史学者的懈怠，也许他们的笔略蓝缕还比古代史学者历经更多的艰辛。

中国近代史成为一个学科，毕竟只有半个世纪或稍多一点时间，而且其成长过程又是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解放前，在史学这个行当里，中国近代史的地位颇为卑微。其前半段（即道成至光宣）只是作为清史的附庸，真正有成就的研究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民国建立后的那一部分，较受重视的是国民党党史，太平天国史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也未尝不是由于国民党认为洪、杨乃是他们的革命先驱。至于民国史，南京政府虽有国史馆的设立，但拘泥于后朝修前朝史的陈旧规矩，几乎无所作为。少数民间学者（如李剑农、陈恭禄等）曾经潜心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撰著，但对于那些见多识广的古代史学者来说，这无非是史料编辑或新闻汇编，算不了什么真正的学问。这种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历史学科评议工作中仍时有浮现。

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些古代史前辈学者囿于成见，应该承认我们这个学科仍然不够成熟。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不断批评“厚古薄今”，人们逐渐重视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与研究。大学历史系教学计划的课时分配，作为基础课的中国近代史有些时候甚至可以与古代史平分秋色。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定位仍然存在缺陷，在某些领导看来，这门课程无非是讲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铺垫，因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便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准绳与预设框架。人们未尝不想改变这个状况，但曾经先后热烈讨论过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线索问题、体例问题等，都很难突破这个框架。

于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只能侧重于事件与人物，而且主要是革命的与爱国的事件与人物。应该肯定，“文革”前若干事件、人物与其他专题研究是有成绩的，“文革”后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各种研究会纷纷建立，其格局也大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基础。但是，这种格局又严重地妨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一步发展。大家都不满意这种现状，都希望这门学科有新的较大突破。建议加强经济史研究者有之，建议加强社会史研究者有之，建议理论、方法更新者更多。

这些建议及其相应努力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并促成二十多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盛。但是这些建议又仿佛缺少点什么，那就是对学科整体发展的深层思考。我在十几年以前，曾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一文中提出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问题，说的虽然是辛亥革命，但已经开始考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整体发展问题。

上下延伸的实质就是历史的连续性（Continuity）问题。前人曾以“抽刀断水水更流”一语说明历史的前后难以割裂。我则更欣赏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五律一首中的两句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其中即蕴涵着历史连续性的深切领悟。法国年鉴学派布洛赫表述得更为明确，他在《历史学家的技艺》遗稿中指出：“不少人只是把时间看作一种计量单位，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任意将时间分割成性质相同的碎片。与此相反，历史的时间却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现实，它一往直前，不可逆转。……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

布洛赫并非仅仅提出问题，他认为：如果“从不间断的时代顺序中抽出两个连续的阶段”，认识前一阶段对于了解后一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他反对那种简单地“以世纪来标志时代”的时髦倾向，因为这并无合理的史实基础，因而有弊而无利。没有一条历史法则能够证明：“01”年恰好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而“00”年是这个时代的结束。因此，史学界不应该把任意选择的、如钟摆一般千篇一律的节奏强加给历史。其结论是，人类时间不会千篇一律地永恒不变，也无法像钟表计时那么划一死板。现实要求的测量标准能适应其节奏的变化，界限又要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有了这种可塑性，历史才有希望进行分类，也就是如柏格森所言，逼近“现实的轮廓”。

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即令是最伟大的革命也不可能在一个晚上（甚至三五年）把旧社会改变成为新社会。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无非是为研究的方便而设定的一个时间界标。战争及其结果诚然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是经过数十年逐渐显示出来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版图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绝不能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描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图案，简单地搬进19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的中国。必须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清王朝覆灭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文化思想，大体上仍然是沿袭于明、清，有些则必须上溯到秦汉。我说的走出中国近代史，首先就是走出这八十年或一百一十年，在基础知识与学术视野两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而尤其需要重视明清之际经济、文化的内在变迁；同时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因为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政治、文化，仍然在一定时期和不同程度上沿袭与运动，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立刻消亡，所谓“扫荡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云云，还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时间。我们千万不可忽视，仿佛已经死亡的旧事物，如果具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它还可能披着新的外衣再生。

我所说的横向会通有好几层意思。

就中国近代史本身而言，社会乃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不能割裂，我们可以侧重研究某一部分，但却应该把握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

就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而言，应该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扩大，近代中国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更加日趋紧密，中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关系的研究，同时还需要从事近代中西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革命运动、民族关系、社会心理、宗教流派乃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就当代学术科际整合发展趋向而言，我们也需要继续努力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史学研究，不宜墨守单一的考据实证成规，妨碍本学科开创新局面。当然，在现代学科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家都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然而却不能不要求历史学家具有多元的知识结构，因为历史本身的结构就是多元的。知识单一、贫乏而且陈旧的史学工作者，不可能成为一个名实相副的当代历史学家。

不过，考据实证仍然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基本功），没有实证作为基础，任何巨大而华丽的史学架构就仿佛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这是由于“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技艺》）。我国的考据学到清代已发展成极为精微细密的功夫，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优秀史学传统继承过来并加以发扬。抛弃祖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一味追随于西方史学的新潮流，那并非是真正独立自主的与国际接轨。

总之，上下延伸是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是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而走出又都是为了回归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毕竟是我们研究的主体。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本文原为《近代史学刊》发刊词，载于《近代史学刊》2002年第1辑，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