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决定解放西藏，统帅人选定不下来，刘伯承：派地主去

1949年10月中旬的成都平原仍有稻香，西南军区机关却弥漫着紧张气息。前线捷报频传，西康以东基本肃清，西藏却仍在地图上空着一块“高原留白”。毛主席从北平发来加急电报：来年雪封之前，务必完成进藏部署。言下之意，五个月的窗口稍纵即逝。

电报摆在刘伯承案头，首要难题不是“怎么打”，而是“谁来打”。那是一场比想象更艰苦的行动：平均海拔四千米，氧气只有平原的六成，补给线跨越数千里。选错统帅，一支精锐部队可能被高寒和饥饿拖垮。

刘伯承首先想到了驻扎西康的六十二军。位置近，节省时间；但细想又放下。六十二军编制来自西北野战军，指挥体系和他不够默契。进藏不只打仗，更要处理民族宗教事务，统帅与上级之间必须心照不宣，否则节外生枝。

目光转到第二野战军的九个军。战斗力最强的是第十军，可偏偏军长杜义德卧病，医生直摇头。把重任压在一位不能骑马、不能跋涉的指挥员身上，等同于把链条最薄处暴露给悬崖。刘伯承心里犯难，几夜灯火通明。

11月初，作战部一位助理递来一份人事花名册，并轻声提醒：“司令，’地主’那儿兵强马壮。”刘伯承愣了两秒，忽地一笑：“对，地主！”

“地主”是张国华的绰号。别人缺干部，他手下却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省城接管、铁路修复、电力重建，总能从十八军里捞出行家里手。兄弟部队打趣，说他占着“教育地产”，不折不扣“当大地主”。

11月8日夜，刘伯承把张国华和十八军政委谭冠三叫进司令部小楼。灯泡晃晃悠悠，地图上青藏高原铺陈如刀劈斧削。刘伯承开门见山：“第十军缺帅，你们俩带队去西藏，行不行？”张国华沉吟，他知道这不是寻常调动，而是一趟九死一生的远征。

三天后，张国华回到司令部，给出答复：“请求改派十八军全体入藏，自带人马更顺手。”刘伯承握住他的手，只说了一句：“你把红旗插到拉萨，我负责其余。”

随后的一周，十八军在雅安集结。东来的补给列车卸下了盐巴、布匹、药品、手摇电台，还有二十万枚银元——用来和当地商贾交换粮草。后勤处还临时征调三千匹骡马，一部分来自康巴农户，另一部分从缉匪缴获，瘸的都算。

12月上旬，川西突遭土匪骚扰。梁山、雅江一线烽火再起，电线被割，桥梁被毁。为了保住进藏要道，十八军留下两个团扫荡，主力被迫原地待命。时间一天一天过去，雅鲁藏布江已开始结冰，进入冬季运输更难。毛主席第二封电报再次提醒：迅速出发，不能错季。

1950年3月，积雪渐松，十八军主力终于踏上康藏古道。行军速度却慢得出奇：高原反应、雪盲、冻疮接踵而来，一天二十公里都算胜利。有意思的是，战士们给自己的脚掌起了绰号——“铁钉子”，意在提醒彼此，再硬的石头也要踩过去。路上三次断粮，官兵啃炒面，啃不上就煮皮带。有人悄悄溜到河谷捞水草，回营地还分享：“味道像韭菜。”

最难熬的当口，一位仅剩半个肺的团政委乐于泓坚持随队。医生劝他留下，他摆手：“气喘不算啥，拉萨没有我不行。”张国华后来回忆：“他咳一声，我心口就揪一下，可他一步没掉。”

1950年5月18日，红旗插上昌都康波宗。信号员向成都发出简短电文：“第一目标完成。”几小时后，成都回电：“庆功酒缓喝，继续向拉萨。”张国华把电报念给全军，战士们笑骂：“首长真抠。”

8月初，拉萨以东甘丹山口雾气弥漫。夜里零下五度，白天太阳一晒又能把人脱层皮。十八军按约定停在城外，等待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谈判。前后五天，对方终于签字同意和平解放。此刻距离他们离开雅安，已经整整一百五十七天。

10月26日，拉萨群众夹道欢迎。有人惊讶：这些传说中的“解放军”不是传说中的“魔鬼”，而是一群晒得黝黑、略显单薄的年轻人。张国华抱着一面红旗站在布达拉宫前，低声对谭冠三说：“咱们把活儿干完了。”

电报回到北平，毛主席批示十二字：“高原插红旗，不负人民盼。”刘伯承读罢，只提了两个字：“地主，好。”

从成都到拉萨，十八军用双脚丈量出两千三百多公里，用生命守住了电报里的时限。后来很多参与者淡出聚光灯，但那句口头禅始终流传：“雪山挡不住，地主带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