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回忆：92年我奉命赴朝，向金日成通报中韩即将建交的决定

1990年深秋，青岛港夜色沉沉，装满电子元件的集装箱在吊车的灯光下缓缓升起。岸边商人低声埋怨：“这么大的生意，还得兜个圈子先到香港，再去釜山，真折腾。”这句抱怨其实点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中韩之间没有正式外交渠道，贸易只能“曲线救国”。

不久之后，北京外交部的灯一直亮到凌晨。文件材料堆成小山，负责东北亚事务的干部反复核算：如果能直接通航，运输成本至少下降三成。经济账摆在那里，可政治阻力同样清晰——朝鲜半岛的敏感格局容不得一步走错。

时间来到1991年11月12日，汉城的新罗饭店忽然成了世界媒体的焦点。电梯门刚开，闪光灯几乎贴到钱其琛外长的眼前。提问此起彼伏，却没有一句与亚太经合组织有关。记者们嗅到风向：若非中韩关系即将突破，中国外长怎会首次现身汉城？

下午的青瓦台大厅，人声低沉。集体合影结束，礼宾官轻声提示：“总统请部长阁下留下。”卢泰愚握手用力，话锋迅猛：“韩国与中国，一海之隔。既然和莫斯科都能建交，为何不能与北京？”末了他还半开玩笑，“我祖籍大概在山东，算是回家认亲。”对方的急切溢于言表。

钱其琛保持了职业的克制，只以一句“理解贵方关切”回应。《朝鲜日报》第二天的头版标题却写得火热：“韩中关系拐点来了？”在首都街头，小贩用这种标题吆喝报纸，比卖烤鱿鱼还起劲。

当晚十一点，青少年体育部部长朴哲彦终于敲开中国代表团房门，递上两把金钥匙：“总统让我带来，盼它们能开启两国的大门。”钱其琛微微一笑，没有收钥匙，而是把话挑明：“北京—汉城之间的门，迟早会开，但不是靠秘密渠道。”

同一时间，北京中南海的情况汇报更显谨慎。中央高层关心的核心并非汉城的热度，而是平壤的态度。自1985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经济上有利、政治上无害”以来，中朝之间就达成默契：任何跨越式动作都要提前沟通。

91年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夜，平壤来电要求：中国若同意韩方入联，就必须确保朝方同步加入。北京仔细权衡后选择支持“南北同时申请”，最终两份申请在9月17日一并通过。这一步，为后续中韩建交扫清了程序障碍，也让朝鲜放下了一半顾虑。

92年5月至7月，三轮中韩谈判像急行军一样推进。第一轮，韩方不愿与台湾“断、废、撤”；第二轮，提出降级为“联络处”；到了第三轮，全部接受中方方案，只在具体时间表上讨价还价。谈判桌外，韩国大企业已筛选好了潜在合作名单，传真件堆满办公桌。

真正的难点，落在向朝鲜正式通报。7月12日，钱其琛奉命赴平壤。专机落地却没有彩旗鼓乐，接机的只有金永南外长。直升机闷热如蒸笼，几位随员汗水湿透袖口。湖边别墅内，金日成听完口信，沉默半分钟才开口：“理解贵国独立自主的决定，我们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语气平稳，却比以往冷淡。会见用时不过二十分钟，没有安排宴请，外界读得出其中的复杂心绪。

返京当晚，钱其琛直接进中南海作汇报。中央认为：朝方虽不欣喜，仍保持理性，目标已达成。8月24日早九时，钓鱼台芳菲园内，两位外长签字落笔，随着直播信号传出，世界多数广播同时播报“中韩建交”。

台北方面在前夕连夜撤馆，首尔市民却排起长队购买签证表格。到年底，中韩贸易额跳升至近百亿美元，一条原本弯曲的航线终于被拉直。三十年后，年贸易额超过三千亿美元，智能手机、汽车零部件、锂电池在黄海两岸昼夜穿梭，几乎没人再记得当年要绕道香港。

这件事的背后核心逻辑并不复杂：经济互补、地缘需求和国际环境共同塑造了决策窗口，而及时告知并尊重传统伙伴，是维系战略平衡的必要成本。钱其琛的那趟平壤之行，虽然气氛尴尬，却让几个关键环节安稳落地，促成了一次典型的“多边协调—双边突破”案例，为之后中国对外建交操作提供了可复制模板。

对于研究者而言，中韩建交不只是冷战终局的一枚拼图，更是观察中国外交策略从革命范式走向务实经济范式的重要节点。贸易数据与当年会谈记录相互映照，线索清晰、结论直白：当利益与安全都指向同一方向时，外交加速是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