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英勇就义，消息传到井冈山，毛主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30年11月14日清晨，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雾气罩得灰蒙蒙。枪声响起的时候，年仅二十九岁的杨开慧没有迟疑，她直视刑场尽头，嘴角微抬。负责押解的宪兵愣了一下，小声嘀咕：“这女人胆子真大。”话音落地，子弹撕破冷空气——杨开慧倒下，成为当日唯一的枪声回响。

长沙与井冈山相隔六百余里，国民党只花了半天就编好“共产党首脑家属伏法”的电报。敌人以为这封电报能击溃红军的士气，却想不到山间竹林里更响起了“咚咚咚”砸枪托的声音。毛泽东接过情报，沉默时间比别人想象的长得多，随后低声说了一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随行警卫记得，那晚毛泽东没有点灯夜读，帐篷外的秋虫叫到破晓才停。

回头看杨开慧被捕仅二十二天。10月24日，她带着八岁的毛岸英回板仓探望母亲，不料被特务跟踪。押往长沙陆军监狱途中，她将岸英揽在怀里，只问了一句：“怕不怕？”孩子摇头，“不怕。”这是母子间最后的对话。入狱后，狱中多次审讯。敌人软硬兼施，要求她写劝降信。杨开慧咬破手指，在牢壁写下“誓与潇湘共沉浮”七个血字，拒不妥协。守卫说她疯了，可是长沙城外的民众暗地里传颂“骄杨”，知道她依旧清醒。

与此同时，井冈山军情紧张。红四军移防古城，后方物资告急。毛泽东忙着调粮、调药，还要和朱德、陈毅讨论作战路线。就在这样的档口，杨开慧牺牲的消息闯了进来。有人担心主帅情绪失控影响决策，但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将当天所有会议压缩到两个时辰，晚间独自翻阅《资治通鉴》，第二天清晨又照常出巡。仅有的变化，是他在红米饭里加了两勺辣椒——这是妻子在韶山时惯做的味道。

时间线拉回到1918年北平。那年冬天，毛泽东第一次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每月八元薪水。杨开慧随父亲杨昌济北上读书，住在西四牌楼旧宅。两人常在灯下讨论《新青年》的文章，薄薄一页纸能聊到子夜。朋友开玩笑：“一个讲‘改造中国’；一个说‘未来靠青年’，你们这是革命版的才子佳人。”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缘分最终被战争与刑场改写。

1925年夏，夫妇带着岸英、岸青回韶山冲。杨开慧白天讲夜校、晚上替毛泽东整理文稿。她在日记里写道：“此地山高林密，夜雨风声似号角。”三年后，毛泽东上井冈，笔下一封家书只有三句话：孩子顽皮，切勿担心；国事艰危，盼卿自重；待捷音，再聚首。遗憾的是，这封信终成绝笔。

杨开慧牺牲后，板仓乡亲冒险连夜收殓遗体，葬于棉花坡。墓碑简陋，只有“骄杨”二字。直到1950年初春，毛岸英遵父命返乡扫墓。县里老人回忆，岸英跪在坟前良久，泪水把泥土浸得乌黑。墓旁野菊花谢了又开，十里风声似有人低语。

七年后，即1957年初，长沙十中女教师李淑一在《诗刊》读到毛泽东旧作，忽忆当年闺蜜。她只记住《虞美人》前两句，苦思无果，便写信请求毛泽东补全原词，并附上自己悼夫词《菩萨蛮·惊梦》。毛泽东收到信件时正在杭州调研。秘书回忆，他看完信，合上扇子，抬头望西湖水，半晌未言。

5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起草复信。短短数百字，却处处可见对杨开慧与柳直荀二人的追念。他规劝李淑一：“我们是一辈的人，不必前辈后辈相称。”信末赠《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后来广为传诵。稿费五百元随信寄出，这笔钱是毛泽东从个人稿酬里划出的，用作柳家后人和李淑一生活补贴。

1962年秋，章士钊问毛泽东：“既称贤妻，却为何写‘骄’杨？”毛泽东放下茶杯回答：“女子革命而丧其首，何止贤，更当骄。”一句淡淡点评，道尽那个年代无数女性血与火的选择：为理想，敢赴死，无所惧。

杨开慧就义至今已九十余年，识字岭的松树仍在。本地村民偶尔拾起弹壳，擦去锈迹，当作家中镇纸。有人问：“留它做什么？”老人摆摆手：“它提醒我们，长沙大地曾有人用性命守信念。”枪声远去，但信念未曾走远，重霄之上，仍有轻扬的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