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敢发动三藩之乱的根本原因：明朝关宁军根本不惧满洲八旗

1673年，康熙削藩的诏书传到昆明，六十多岁的平西王吴三桂，干了件大事，起兵反了，是什么让他有胆子跟一个如日中天的王朝叫板，很多人说他有野心，可撑起这份野心的，是他骨子里那股劲儿，一种军事上的自信，他信自己手里这支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底子，一点不比当年横扫天下的八旗兵差，这份自信的根，要从明朝末年那段血火里找，也要从他对自己力量的一次次误判里找。

这份自信的种子，是在明末的关宁锦防线上种下的，袁崇焕一手拉扯起来的关宁军，靠着坚固的城墙，厉害的大炮，还有那帮不要命的辽东兵，硬是把明朝对后金的劣势给扳了回来，宁远城下，红夷大炮一响，努尔哈赤的精锐八旗头一回在攻城时吃了大亏，野战不败的神话就这么破了，努尔哈赤到底怎么死的，史学界还吵个没完，但宁远这一仗，实实在在给关宁军打了一针强心剂，心里就有了“八旗兵也不是神”的底气，吴三桂接了这支军队的班，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跟他走了一辈子。

时间一长，很多记忆就模糊了，1642年松锦大战，明军输得那叫一个惨，关宁军的主力架子其实已经散了，可吴三桂手里不像有些人想的，只剩下些残兵败将，1644年，他是明朝最后一支能打硬仗的野战军团老大，守着山海关，手底下还有差不多四万人马，这里头算了辽东的兵民和乡勇，最核心的是他花大价钱养着，对他死心塌地的几千“家丁”，这股力量，在当时天下任何一股势力眼里，都是不敢小看的精锐。

历史的转折点，山海关那场仗，战场空间和时间顺序其实很复杂，更能看清各方的真实实力，那不是一个地方的战斗，是两部分组成的，清军来支援的路上，先在一片石，就是现在辽宁绥中九门口那块，碰上了李自成派来堵截的唐通部队，顺手就给收拾了，侧翼没了威胁，清军主力这才火速赶到石河主战场，那时候吴三桂正带着人和李自成的大军主力拼命，虽然有点顶不住，但还在死扛，多尔衮一眼就抓住了机会，命令清军主力从吴三桂阵地的右边，像一把刀子一样狠狠插进大顺军的阵线，这种突如其来的夹击，一下子让大顺军阵脚大乱，最后全线崩溃。

战后剃发易服，被封为平西王，这标志着吴三桂是彻底投降，不是什么平等的合作，进了清朝，吴三桂和他手下的军队就成了清廷扫平南方的刀子，这支军队的核心一直没变，他用原来的关宁家丁当骨干，组建了像“忠勇营”，“义勇营”这样的嫡系部队，在这些部队的中高层指挥官里，关宁旧部的将领，像夏国相，吴国贵这些人，占了大概三四成的核心位置，是军队的指挥中枢和向心力所在，军队的规模倒是越搞越大，收编了大量的明朝降军，绿营兵，甚至西南的土司武装，最后成了一个战斗经验丰富，成分又极其复杂的庞大军事集团。

“撤藩”的诏书一来，吴三桂的自信到了极点，他眼里看到的，是自己手下这支身经百战，对自己绝对忠心的雄师，他看到的，是入关后一些驻防的八旗兵慢慢养出来的安逸毛病，可他严重低估了清朝的战争潜力和整个军事体系的韧性，三藩之乱一打起来，清朝的战争机器全面开动，大概五到八万的满蒙八旗作为战略机动和攻坚的主力，在关键战役里起了决定性作用，数量更多的绿营兵，差不多有二十万人，就负责后勤，驻防和地方清剿这些繁重任务，给八旗主力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吴三桂面对的，是一个高效运转的庞大军事体系。

战争刚开始，吴军势如破竹，好像真印证了他的判断，可当他的兵马到了长江边上，离问鼎中原就差一步的时候，他却停在湖南不动了，犹豫不决，这不光是军事决策失误，是他面临的各种困境集中爆发了，康熙已经在荆州，武昌这些地方部署了坚固的沿江防线，就等着他来，吴三桂水师力量又不行，没足够的船和专业水军来保证大规模渡江的安全，更要命的是，清军在江西，陕西等地的军事行动，成功牵制了吴军的侧翼，让他不敢轻易孤军深入，怕掉进多线作战的坑里。

说到底，吴三桂的失败是系统性的，军事上，他掉进了持久消耗战的泥潭，他一个地方的资源怎么跟一个统一的王朝拼，到了后期兵员枯竭，手下大将也离心离德，像王辅臣就叛变投降了，政治上，“反清复明”的旗号更是喊不响，一个亲手绞死永历皇帝，双手沾满明朝皇室鲜血的人，怎么可能赢得天下读书人和老百姓的真心拥护，人心都想着安定，打了那么多年仗，老百姓早就烦透了，他起兵的根基，从一开始就是建在沙滩上的。

1678年，吴三桂在衡阳的病床上走完了他矛盾又复杂的一生，他的皇帝梦也跟着成了泡影，他敢拔剑，是因为对关宁军传统的军事自信，是对自己一手打造的军队的迷信，可他只记住了过去的辉煌，却忘了力量会此消彼长，忘了政治上的污点洗不干净，更错判了天下人心的方向，那份来自关宁军的骄傲，最终把他自己推向了毁灭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