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周六上午的阳光透过宿舍窗户照进来，空气中弥漫着肥皂和汗水混合的味道。
指导员王文鸿站在我面前，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眼神复杂得让人看不透。
那是我入学时填的紧急联系电话，整整三个月了，从没人拨打过那个号码。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王文鸿把手机举到耳边，当着全宿舍人的面拨通了那串数字。
电话响了两声，接通了。
一个女声传出来，字正腔圆，带着机械般的冷静：
"西部战区值班室，请报备您的单位代号及查询权限。"
整个宿舍瞬间安静得能听见心跳声。
我站得笔直，没有说话，只是感觉眼眶有些发酸。
三个月了，我以为自己可以把所有的秘密都藏在心里，永远不让任何人知道。
但这个电话，还是把一切都撕开了一道口子。
我叫沈川，21岁，西南陆军指挥学院大一新生。
三个月前，我在特困补助申请表的家庭情况一栏，写下了四个字：父母双亡。
没有人知道，这四个字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1
2019年9月1日，西南陆军指挥学院门口，人山人海。
送新生报到的私家车排成了长龙，从校门口一直延伸到三百米开外的马路上。
家长们忙着从后备箱往外搬东西，成箱的牛奶、整袋的零食、崭新的运动鞋。
有个胖乎乎的男生站在路边，身后跟着六个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一对年轻夫妻。
他妈妈眼圈红红的，一边帮他整理衣领一边念叨着要注意身体、别舍不得花钱。
我站在人群外围，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手里拎着一个编织袋。
九月的川西还有些闷热，我的迷彩T恤已经被汗水浸透，贴在后背上。
编织袋里装着我全部的家当：三件旧T恤、两条军绿色长裤、一双解放鞋。
还有一个铁皮茶缸，是爷爷留给我的。
我低着头从人群中穿过，尽量不去看那些热闹的送别场面。
这种场景我见得太多了，从十岁那年开始，就再也跟我没有关系。
宿舍是六人间，我到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两个人在收拾床铺。
其中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穿着阿迪达斯的运动套装，正把一床崭新的蚕丝被铺在下铺。
他身边堆着好几个行李箱，最小的那个上面还贴着某奢侈品牌的标签。
见我进来，他热情地打招呼："哎，新室友啊？我叫赵鹏，河北的，你叫啥？"
我把编织袋放在上铺的床板上，简短地回答："沈川，陕西的。"
赵鹏伸着脖子看了看我的编织袋，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他大概没见过有人用编织袋装行李，那玩意儿在他的世界里，估计只有民工才会用。
但他很快就掩饰了过去，指着上铺的床位说：
"你住上铺啊？正好咱俩上下铺，以后就是兄弟了！"
我点点头，没有多说话，开始往柜子里收拾东西。
当天晚上，全体新生在操场集合。
连长站在队伍前面，让每个人轮流做自我介绍。
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说了六个字："沈川，陕西人。"
连长等了几秒钟，发现我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皱了皱眉头：
"就这些？家是哪儿的？以前干什么的？"
我依然简短地回答："山里的，没干过什么。"
连长似乎对我的态度有些不满，但又说不出什么，只好挥挥手让我归队。
站在我旁边的赵鹏小声嘀咕："你怎么话这么少？好歹多介绍两句啊。"
我没有回答，目视前方，站得笔直。
从十四岁那年开始，我就学会了一件事：话越少，麻烦就越少。
别人知道的越少，你就越安全。
接下来几天是新生入学教育和体检。
填表的时候，我在父母职业那一栏写了"无"，在联系电话那一栏也写了"无"。
家庭情况那一栏，我想了想，写下四个字：父母双亡。
负责收表的辅导员看了一眼，目光在这四个字上停留了几秒钟。
他抬起头看看我，似乎想问点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把表收进了文件夹。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不想解释。
有些事情，解释起来太费劲，而且也没有意义。
写四个字就够了，多一个字都是浪费。
赵鹏是个热心肠，喜欢帮人张罗事情，但有时候也挺烦人的。
他很快就发现了我的"穷"。
第一次是在食堂。
吃饭的时候，我只打了一份最便宜的素菜配米饭，然后去免费的汤桶那里盛了两碗紫菜蛋花汤。
赵鹏端着满满一盘子红烧肉和糖醋排骨坐到我对面，看着我的餐盘，眼睛都直了。
他愣了好几秒钟，才憋出一句话："川哥，你就吃这些？不够吃吧？"
我头也没抬，筷子在米饭和土豆丝之间来回穿梭："够了。"
赵鹏把自己盘子里的排骨往我这边推了推，被我用筷子挡了回去：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别费那事。"
他讪讪地把排骨夹回去，但从那以后，每次吃饭都会故意多打一份肉菜。
然后"不经意间"地说自己点多了吃不完，问我能不能帮忙消灭。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我从来不接。
我不需要别人的施舍，哪怕是好心的施舍。
第二次是看手机。
晚上熄灯后，宿舍里几个人都躺在床上刷手机。
智能机的屏幕光在黑暗中闪烁，游戏声、视频声、聊天提示音此起彼伏。
只有我的床铺是黑的。
赵鹏从下铺探出脑袋往上看了一眼，发现我两手空空地躺着，惊讶地问：
"川哥，你不玩手机啊？"
我从枕头底下掏出那部老旧的诺基亚，在黑暗中亮了一下屏幕：
"这玩意儿玩不了。"
赵鹏差点从床上坐起来，声音都变调了：
"这啥年代了还用这个？这手机我爸都淘汰十年了！"
我把手机塞回枕头底下，平静地回答："省电，信号好。"
赵鹏还想说什么，被我一句"睡觉"给堵了回去。
他翻了个身，小声嘀咕了一句："这也太穷了吧……"
我躺在上铺，看着天花板上的黑暗，没有说话。
穷不穷的，我不在乎。
只要能活着，只要能走到这一步，就够了。
新生训练正式开始后，我的"特殊"之处变得更加明显。
体能测试那天，我跑完五公里的成绩是十七分四十二秒，全连第一。
第二名是个体育特长生，比我慢了将近一分钟。
连长站在终点线旁边，看着秒表上的数字，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他把我叫到一边，上下打量着我，问："你以前练过？"
我摇头，喘着粗气回答："没练过，自己跑的。"
连长显然不太相信，但又说不出什么，只好让我先去休息。
接下来的射击训练，我的成绩同样优秀，五发子弹四十七环。
战术动作考核，我的匍匐前进又快又标准，教员在一边看着直点头。
有老教员私下议论，说这孩子底子太好了，不像是普通农村出来的，像是从小接受过系统训练。
我听见了，但装作没听见。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也没打算让他们知道。
十月中旬，学院开始启动年度特困补助评选工作。
连长在班务会上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全场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议论声。
特困补助的金额是五千块，名额有限，需要经过材料审核和公开答辩。
对于家境好的学员来说，这点钱不算什么。
但对于真正穷困的人来说，五千块就是半年的生活费。
我在心里默默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存款：八百块，是我打了两个暑假零工攒下来的。
按照每个月三百块的生活费计算，最多撑三个月。
如果拿不到这笔补助，我就得另想办法了。
申请表是辅导员发下来的，要求填写家庭情况、收入来源、证明材料等。
我拿着表格想了很久，最后在家庭情况一栏写下了那四个字：父母双亡。
户籍地填的是老家的地址，陕西省某县某镇某村。
家庭成员：无。家庭年收入：无。
证明材料那一栏，我填的是"村委会孤儿证明"。
这份证明是真的，村里的王支书亲手给我开的，上面盖着村委会的红章。
我把表格交上去的时候，辅导员又看了我一眼。
这一次他问我了，语气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你……真的是孤儿？"
我点点头，没有多解释。
辅导员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安慰的话，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行，我知道了。"
他把我的表格单独放在一边，上面用铅笔标注了一个三角形的记号。
我不知道那个记号是什么意思，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我。
公开答辩安排在十月底的一个周六下午。
一共有十二个申请人，我是最后一个上台的。
前面几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
有父母双双下岗的、有家里遭了天灾的、有弟弟妹妹一大堆的。
每个人上台都是声泪俱下，恨不得把自己家的惨状说得天花乱坠。
有个女生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台下的评委们纷纷递纸巾、说好话。
我站在队伍最后面，安静地看着这一切，心里没有任何波动。
不是我冷血，而是我见过真正的惨。
跟那些相比，下岗、欠债、弟弟妹妹多，都不算什么。
轮到我的时候，我走上台，站在话筒前面。
台下坐着七八个评委，还有几十个旁听的同学。
赵鹏坐在第二排，冲我竖起大拇指，嘴型在说"加油"。
刘子扬坐在角落里，双手抱胸，表情冷漠。
他也是申请人之一，家庭条件一般，但够不上"特困"的标准。
从报名那天开始，他就对我充满了敌意，觉得我抢了他的名额。
我收回视线，看着评委们的方向，开口说话。
我的声音很平静，没有哽咽，没有停顿：
"我叫沈川，陕西人，家庭情况就是申请表上写的那些，父母双亡，没有其他亲属。"
评委席上有人追问，语气里带着一丝怀疑："能具体说说吗？你父母是什么情况？"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开口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是："我十二岁之前跟爷爷奶奶住在村里。"
第二句是："后来他们也没了。"
第三句是："这些年一直是自己一个人过。"
评委们面面相觑，台下也安静了下来。
有人等着我继续说，等着我像前面那些人一样，把自己的惨状一条一条列出来。
但我没有继续说。
说完这三句话，我就站在那里，目视前方，等待结果。
评委们交换了一个眼神，没有再追问。
答辩结束后，我高票通过，获得了特困补助的名额。
结果公布那天，刘子扬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落选了，差了两票。
当天晚上回到宿舍，他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
"有些人真会装啊，几句话就把评委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赵鹏听出他话里有话，立刻怼了回去：
"你什么意思？川哥那是装的吗？你眼睛没长啊？"
刘子扬冷笑一声，没有正面回答：
"我就是觉得奇怪，一个孤儿，能有那么好的身体素质？五公里跑全连第一？射击成绩那么优秀？这是吃不饱饭能练出来的？"
赵鹏被他说得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
我坐在床边擦着脚，头也没抬地插了一句："你想说什么，直接说。"
刘子扬被我这态度激怒了，声音也高了起来：
"我就是觉得你有问题！什么父母双亡、一个人过，说不定都是编的！谁知道你是不是骗补助的？"
宿舍里一下子安静了。
其他几个室友面面相觑，不知道该站哪边。
我放下毛巾，站起身来，跟刘子扬对视。
他比我矮半个头，但这会儿梗着脖子，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你可以怀疑我穷不穷，但不要怀疑我父母的事。"
刘子扬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半步，但嘴上还是不肯认输：
"我就怀疑怎么了？你有本事让指导员来查啊！"
我没有再说话，转身爬上床铺，背对着他们所有人。
赵鹏在下面骂骂咧咧地跟刘子扬吵架，我把头埋进枕头里，捂住了耳朵。
刘子扬的话刺痛了我，但我不会让他看到。
我爸我妈的事，是我心里最深的那道疤。
任何人都不许碰，哪怕是用指甲轻轻划一下，都会让我疼得喘不过气。
接下来的日子，刘子扬的敌意变得越来越明显。
他不敢当面跟我起冲突，但背地里没少嚼舌根。
有一次我去厕所，听见他在隔壁的隔间里跟别人说话。
他压低声音说那个沈川肯定有问题，一个孤儿哪来的钱交学费？还不是骗来的？
听的人附和了两句，说是挺奇怪的，但也不敢多说什么。
我站在隔间门口，手按在门把手上，指节都捏白了。
我想冲进去揍他一顿，想把他那张嘴撕烂。
但我忍住了。
我不能惹事，不能让指导员注意到我，不能让任何人开始调查我的背景。
我只能忍，像过去这些年一样，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吞进肚子里。
十一月底，几件事情引起了指导员王文鸿的注意。
第一件事是紧急集合。
那天凌晨三点，哨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手忙脚乱地从床上爬起来。
我是全连第一个冲出宿舍的，装备整齐，动作干净利落，用时不到三分钟。
王文鸿站在走廊口看着秒表，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他问我怎么这么快，我只说了两个字："习惯了。"
第二件事是体能测试。
期中考核的时候，我的各项成绩都远超同龄人。
五公里、引体向上、仰卧起坐、俯卧撑，每一项都是全连前三。
有老教员私下跟王文鸿说，这孩子的底子太好了，不像是普通农村出来的，像是从小接受过系统训练。
王文鸿问我是不是以前练过体育，我摇头说没有，自己练的。
他显然不太相信，但也没有追问。
第三件事是那通深夜电话。
有天晚上，赵鹏起夜，在走廊角落看见我在打电话。
声音压得很低，只隐约听见一句："……我知道了，一切正常。"
赵鹏把这事告诉了王文鸿，说川哥太神秘了，半夜三更打电话，也不知道在跟谁说话。
王文鸿听完后没有说什么，但我注意到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不是怀疑，也不是敌意，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审视。
那种眼神让我有些不安，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保持沉默，继续装作一个普通的穷学生。
十二月初，刘子扬出手了。
他写了一封匿名举报信，投到了学院纪检信箱。
信的内容我后来才知道：他声称沈川涉嫌伪造贫困身份骗取补助金，要求学院彻查。
举报信列举了几条"证据"：
第一，沈川的身体素质过于优秀，不像是从小吃不饱饭的人。
第二，沈川从不透露家庭情况，行为神秘。
第三，沈川填写的紧急联系电话从未被任何人拨打过，无法核实真伪。
王文鸿收到举报信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表情严肃，手里拿着一份复印件——就是那封举报信。
他没有直接告诉我有人举报，只是说有人反映我的家庭情况可能有出入，让我说说实际情况。
我站在他面前，沉默了很久。
我在想我该说什么，能说什么。
最后，我开口了，声音很平静：
"指导员，我写的都是真的，我父母确实……不在了。"
王文鸿盯着我的眼睛，试图从里面找出一丝慌乱或心虚。
但他什么都没找到。
我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波澜。
他问我确不确定，我说确定。
他又问我能不能提供更多证明材料，我说可以，村委会的证明、派出所的户籍证明，都可以提供。
他点点头，让我先回去，说会按程序核实。
我转身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我知道他不会轻易相信我，他一定会查的。
而一旦他查到了那个电话……
有一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在跟连长说话。
两个人站在走廊拐角处，声音压得很低，神情都很严肃。
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突然停止了交谈，表情有些不自然。
王文鸿冲我点点头，说吃饭去了？我嗯了一声，继续往宿舍走。
走出很远，我还能感觉到背后有两道目光在盯着我。
我知道他们在查我，知道那封举报信让他们开始怀疑。
但我不知道他们查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查到那个电话。
那个电话是我入学时填的紧急联系方式，备注写的是"有事可打"。
这个号码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拨打过。
因为一旦拨通，一切都会暴露。
十二月十九日，周四。
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
上午的战术课结束后，我正准备去食堂吃饭，有人叫住了我。
是连里的通讯员，一个小个子的新兵蛋子。
他说指导员找你，让你马上去办公室。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
我跟着通讯员走向办公室，一路上脑子里在飞速转动。
王文鸿找我能有什么事？是因为那封举报信吗？还是他查到了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得扛住，绝不能露出破绽。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王文鸿正坐在椅子上看文件。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表情很平静，看不出喜怒。
他说小沈来了？坐吧。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后背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
王文鸿放下文件，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
我认出那是我入学时填的信息登记表，上面有我的紧急联系电话。
他把表放在桌上，用手指点了点那个电话号码，问我这个号码是谁的。
我说是联系人的号码，有紧急情况可以打。
他又问联系人是谁，跟我什么关系。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是以前的邻居，帮我办过一些事。
王文鸿盯着我的眼睛，似乎在判断我说的是真是假。
他说按规定，特困生的信息需要核实，他得打这个电话确认一下。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说好，指导员你打吧。
王文鸿点点头，拿起桌上的手机，开始拨号。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把手机举到耳边。
电话响了一声、两声……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快得像要跳出嗓子眼。
第三声，电话接通了。
那一刻，整个办公室安静得让人窒息。
王文鸿的手机开着免提，电话那头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
一个女声，字正腔圆，带着机械般的冷静和专业。
她的声音像是录音机里放出来的，标准得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西部战区值班室，请报备您的单位代号及查询权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