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捐给国家的国宝，怎么跑到拍卖场卖8800万了？”
这场看似专业鉴定的争议，背后交织着权威质疑、程序黑洞与制度反思，宛如一重又一重的罗生门，每一步追问都揭开更深层的迷雾。
大师鉴定 vs 收藏世家：谁的眼光更可信？
1961年，书画鉴定界权威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等对庞家捐赠的书画进行鉴定，将其中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标注为“伪作”。这一判定，埋下了日后所有争议的种子。
庞莱臣作为民国时期“江南收藏甲天下”的代表人物，其“虚斋”收藏以精、珍、稀著称，其鉴定眼力在业界素有定论。
此举相当于一群“徒子徒孙”去否定祖师爷爷的东西，本就存在学术上的微妙张力。退一万步讲，即便按“伪作”论处，古代摹本本身亦具独特价值——宋徽宗时的《宣和画谱》著录摹本，清宫内府珍藏的历代仿作，如今皆为博物馆珍贵藏品。将“伪作”简单等同于无价值，恐怕绝不是张珩等人的判断。
四十载沉默与天价拍卖：时间线上的黑洞
如果画作早在1960年代已被定为赝品，为何近四十年间未曾正式告知捐赠方后人？更蹊跷的是，就在今年，一幅名为明代仇英《江南春》的画卷在拍卖市场亮相，估价高达8800万元，而这距离鉴定已过去整整四十年。
艺术市场终究以真伪为价值基石。能拍出近亿价格的画作，其真伪在买受人群眼中已有公论。这自然引出一个尖锐问题：博物馆所称的“赝品”，与拍场上的“天价真迹”，是否为同一件物品？若为不同，那件从南京博物院“消失”的捐赠品，究竟流落何方？
“赝品论”：欲盖弥彰的拙劣借口？
面对庞家后人多年追问与法院强制执行，南京博物院抛出“赝品”说法。这一回应非但未能澄清疑云，反而显得漏洞百出，颇有“被逼到墙角后慌乱抛出的挡箭牌”之嫌。
若真是赝品，为何四十年不告知捐赠方？为何处置时不遵循公开程序？为何长期阻挠后人查验？那张语焉不详的“顾客”发票更是将迷雾推向深处——谁是“顾客”？什么流程？什么价格？其余四件缺失作品的去向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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