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王海容第一次到中南海，毛泽东好奇：你这个人挺怪的

1960年初冬，北京的北风直钻脖领，王海容踩着那辆掉漆的凤凰自行车，车铃哐啷作响。她按约定时间在西门下车，卫士认出她，抬手敬礼。三点一刻，毛泽东要同这位二十出头的女徒工聊一篇稿子，《我的经验》就在她的挎包里，纸张已经被寒气吹得微微卷边。

屋里炉火烧得旺，毛泽东翻着稿纸，蘸笔画圈，又抬头看她：“工厂的夜班吃得消吗？”王海容点头，说得干脆：“苦倒不苦，就是蒸馏水瓶太重。”毛泽东笑了笑，将“徒工王波”四个字写在标题旁：“就用这个笔名，省得别人拿你说事。”这一幕落笔无声，却把她推向了另一条道路。

短暂的静默里，她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进中南海。那是1950年深秋，三岁的弟弟躲在她身后，她提着书包跟着外公王季范穿过长廊，红墙绿瓦在阳光下鲜亮得晃眼。丰泽园里，大人们坐在颐年堂谈事，她蹲在门口数金鱼。听见脚步声，她抬头，见一位高个子老人，头发蓬松，笑容随意。她小声问外公：“怎么喊？”外公用长沙口音答：“叫主席公公。”湖南话里，“公公”就是祖父。

她没磕头也没拘谨，抓了把炒花生自己吃。毛泽东看了半晌，好奇地摇头：“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小姑娘脆声回道：“嘛怕你啊？又不会吃人！”一句童言，惹得满屋子人失笑。那一刻的坦然，日后在她身上再没丢过。

若追溯得再早些，故事得从1941年说起。父亲王德恒在桃花江突遭特务，子弹划破水面，他再没上岸。年仅三十，他留下的只有一张泛黄的留影、两行寥寥家书。父亲牺牲后，王海容和弟弟寄养在外祖父长沙老屋，乡邻唤她“海伢子”。名字寄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可谁也想不到，这个女孩后来真跑了半个世界。

新中国成立不久，外公赴京开会。临行前她写了人生第一封信，收信人是那位从未谋面的“三爷爷”毛泽东。信不长，先问安，然后讨要一个篮球。小姑娘盘算得明白：北京的球肯定比长沙的圆。外公回来时，只捎了几只苹果，她撅起嘴说：“球呢？”外公无奈摇头。童心失落，也就那一晃。

1958年，高中毕业的王海容没考上大学，被分到北京化工厂当徒工，月工资十八块。三班倒，白班装桶，夜班搬蒸馏水瓶，臂膀常被勒出淤青。她咬牙坚持，还凭空多了个爱好：记录。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温度、压力，也写着哪个女工因想家掉眼泪。那些零散笔记后来扩展成《我的经验》。

稿子送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前，她先寄给叶子龙，请他转毛泽东把关。两个半月后，才有了那张“下午三时十五分来谈”的纸条。毛泽东不仅细改，还添加编者按，理由是“徒工也能写好文章，别小瞧自己”。按语结尾，他特意署“1959年11月”。

文章发表后，王海容被劝回学校。1960年秋，她考进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课余时间，她抱着四本词典啃英语、德语和法语，图书馆熄灯，她就跑到楼梯口背单词。毛泽东偶尔把她叫去谈读书，说《红楼梦》《聊斋》都该看，还抛出一句让她迷糊的话：“翻译得好，要懂圣经、佛经。”这番见解后来成为她学习外语的注脚。

1964年毕业分配，她意外进入外交部。原因不只在亲戚关系，更在语言储备与处理事务的冷静。短短几年，她从科员升到参赞，外电称她是“五朵金花”之一。升迁之快，引来不少猜测，她一笑置之：“文件写错字，照样得返工。”话说得辣，却挡住了闲言。

工作忙，个人生活反而空白。追求者络绎不绝，最高纪录一天收七封信。她向来不回，统统塞进抽屉。偏有人不死心，一位退役飞行员跑到外交部门口，自称“王海容的丈夫”。门卫按规定询问，她听电话时冷声道：“我目前还是光棍女士另一个，把他请走。”尴尬的戏码当场收场。看热闹的同事说她心狠，她只抬眉：“讲原则。”语气淡，却无人反驳。

1979年冬，孔东梅第一次进李敏家，恰逢王海容到访。门一开，那位身穿旧绿军大衣的女客朗声打招呼：“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屋里顿时暖和了几度。半个下午，她陪李敏翻相册，提到父辈旧事不多言，喝完热茶便匆匆离开。

2004年，王海容正式退休。蓝夹克、白衬衫、布鞋，打扮和二十年前没差多少。偶有人劝她写回忆录，她摆手：“说不说都在那儿，写了反叫人琢磨。”有人起哄：“那就找门路做点生意，挣点小钱也好。”她沉下脸：“不义之财，饿死也不要。”四周立即安静。

从童年的“海伢子”到外交部的“王参赞”，再到如今的布衣长者，这位湖南女子的脾性没改——直来直去，有话就说。当年毛泽东一句“你这个人挺怪的”，倒像句预言，准确得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