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临终前，李鸿章询问他何人可堪大用，他说出了五个顶尖人才

江湖传闻，当年的大清朝，有一位叫曾国藩的狠人，他可不是一般人，一辈子都在刀尖上跳舞，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硬是拉起了一支能打仗的湘军，把那个要命的太平天国给平了。

可到了1872年，这位老人家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按理说，一个人快没了，肯定顾不上别的，可曾国藩，就在他最后一口气还没咽下去的时候，却跟伺候在床边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说了一件天大的事。

李鸿章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问：“恩师，您看谁还能撑得住这个烂摊子？”

曾国藩，就那么一字一顿地，说出了五个名字：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刘长佑。

这可不是随便点名，这五个名字，就像是给大清朝留下的五颗救命药丸，一颗一颗，都是他深思熟虑、关乎国家命脉的布局。

曾国藩这人，湖南湘乡出来的一个读书郎，从小就知道死读书，考个功名，混个饭碗。

可天不遂人愿，太平天国一闹腾，把整个大清朝都搅了个天翻地覆。

这下好了，老百姓不安生，朝廷也没了主意。

这时候，曾国藩被叫回老家，让他自己想办法。

他倒好，不声不响，把老家的读书人、农民、甚至矿工都给召集起来，硬是弄出来一支队伍，这就是后来的湘军。

这支队伍可不是闹着玩的，最后硬是把太平天国的脑袋给按了下去。

曾国藩能从一个连鸡都杀不动的文人，变成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靠的可不只是他那点书本知识，更要紧的是，他有一双火眼金睛，能看出谁是真本事，谁是滥竽充数。

他常说，用人这件事，千万不能马虎，好的人才，那更是得好好培养、好好留住，这可是干一切事情的根本。

他这辈子，从湘军刚拉起来那会儿，到后来搞洋务运动，哪件事不是靠他四处搜罗人才、把各路好汉都请到自己碗里来？

就说他临了，都要把这事儿给办妥当了，把那些私人的恩恩怨怨都抛到一边去，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替这风雨飘摇的大清朝，画了一张人才地图。

曾国藩这回的“托孤遗言”，可不是简单地递个名单了事，这简直是他当政治家几十年摸爬滚打下来，心里头装的那些大格局、大智慧都给抖搂出来了。

说起来也怪，他点的这几个人，有几个跟他可不是一帆风顺，甚至还闹过不小的别扭呢。

就说左宗棠，那可是被曾国藩自己都夸成“天下第一”的牛人。

可这牛人当年在太平军围攻安庆那会儿，居然还给朝廷写折子，告曾国藩的状，说他谎报军情，把曾国藩的脸面都给扒了下来。

还有彭玉麟，那可是湘军水师的老大，为人耿直得不行。

曾国藩在老父亲去世的时候，居然还娶了小老婆，彭玉麟知道后，直接就跑过去指责曾国藩，说他不守规矩，弄得曾国藩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沈葆桢也一样，为了军费的事，跟曾国藩吵得不可开交。

可到了国家要亡的时候，曾国藩把这些个人的不愉快全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用他那异于常人的眼光，实打实地去评判每个人到底有多大能耐，能干多少事。

这种把国家大事放在首位的胸襟，才让他成了大家嘴里的“中兴名臣”。

说起来这五个人，在曾国藩的心里，就像是下了一盘大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得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把大清这个破房子给修补修补。

第一个，左宗棠。

这老兄比曾国藩小六岁，一辈子过得那叫一个跌宕起伏。

年轻的时候考科举老是考不上，可他心里头装的却是整个天下。

四十岁之前，就在乡下老老实实地读书写字，不显山不露水。

等太平天国一造反，他才被曾国藩给请出来，一出手就显出了非凡的军事天赋。

到了1866年，西北边疆那儿出了大问题，新疆一大块地方被沙俄给盯上了，眼看着就要保不住了。

左宗棠那时候站了出来，主动请缨，说这事我能办，新疆这块地，必须得收回来。

他那会儿是真拼了，连棺材都抬上了，一路往西边打过去，整整十年。

不光把陕甘那边的叛乱给平了，还带着大军一路打到天山南北，把新疆全境都给收回来了。

这可是在晚清那会儿，打下的最漂亮的一仗。

左宗棠这人，一辈子清清白白，对敌人那叫一个狠，对自己也要求高。

虽然跟曾国藩有过不愉快，可英雄之间，那也是惺惺相惜的。

曾国藩临死之前，把他放在第一个，那可是对他真本事的一万个认可。

后来，左宗棠跟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一起，被称为晚清四大名臣。

他收复新疆这事，到现在都还在我们心里头，是中华民族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代表。

第二个，彭玉麟。

在曾国藩的名单上，他排在老二。

曾国藩说他“为人光明磊落，不贪图名利”。

这位老兄，那可是湘军水师的创始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海军能从无到有，他可是出了大力的。

彭玉麟家里穷，早年就靠教书糊口。

1853年加入了湘军后，他动作麻利，很快就组建了一支让太平军见了都得发抖的水师。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心里头门儿清，大海那边要是守不住，国家就危险。

所以他没日没夜地训练水师的将士，买船、造船，还定了一套套的训练规矩。

可以说，中国近代海军能生出来，他就是那个接生婆。

彭玉麟这人，为人那叫一个正派，不怕权势。

就算是曾国藩犯了错，他也能直接上去说，一点面子都不给，这胸怀，那叫一个宽广。

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可他一点都不图名利，硬是推掉了两江总督那么大的官，就想安安静静地当个军人。

他这种高风亮节，正是曾国藩看重他的地方。

第三个，郭嵩焘。

这老兄在曾国藩名单上排第三，不光是湘军最早的一批人，更是曾国藩多年的老铁。

这俩人年轻的时候在科举考场上就认识了，都觉得对方是个有才华、有见识的人。

太平天国闹起来之后，郭嵩焘就成了曾国藩手下的高级智囊，给曾国藩出了不少主意。

仗打完了，郭嵩焘的眼光就不光盯着国内了，他开始往外国看。

他那时候就说了，我们大清朝得学西方的那些科学技术，还有他们的那些治国办法。

1875年，他被派到英国和法国去当大使，这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头一个。

他在外面那会儿，把西方的社会情况研究了个底朝天，写了好多报告回来，就想让朝廷知道，我们得跟西方学习，才能把国家弄富强了。

可他这种开明的思想，在当时那些老顽固看来，那就是异类，回国之后就被排挤，最后没办法，只好辞官回家了。

可曾国藩早就看出了郭嵩焘的厉害，他的那些想法，可算是给后来的维新变法那些人，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第四个，沈葆桢。

这位福建侯官出来的大官，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那也是功劳不小。

1866年，他搞了一个中国最早的大学——船政学堂，培养了一大批能造船、能开军舰的人才。

不光如此，他还把福州船政局给办起来了，让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能造军舰了。

在他手底下，我们中国有了初步的近代海军，海防能力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沈葆桢还是中国最早搞留学教育的。

1875年，他选了一批好学生，送他们到欧洲去学造船和海军技术。

这些留学生，后来都成了中国近代海军和工业的骨干力量。

虽然曾国藩跟沈葆桢以前也为军费的事闹过意见，可曾国藩心里头清楚，这人有真本事，对国家的贡献大着呢，所以也把他放进了关键人才的名单里。

沈葆桢的这些眼光和行动，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海防图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个，刘长佑。

在曾国藩推荐的这五个人里头，可能大家对他不太熟悉，但他那种看得远、会替国家操心的劲头，可把曾国藩给震撼了。

刘长佑这人，那叫一个直肠子，曾国藩想在科举上帮他一把，他都给拒绝了，说要靠自己的本事考功名，这种骨气，让曾国藩都对他高看一眼。

他在军队里当大官那会儿，对小日本的那些小心思，看得可是一清二楚。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十多年前，他就已经敲响了警钟，说小日本正在偷偷摸摸地备战，他们的野心可不小，就是要来侵略我们。

他甚至还制定了详细的对日作战计划，主张我们应该先发制人，趁小日本海军还没壮大起来的时候，先给他们一下子。

可惜啊，刘长佑的这些好建议，都被朝廷里那些老古董给扔到一边去了，根本没人听。

要是当时真听了他的话，或许甲午战争就不会是那个结果了。

曾国藩虽然没能亲眼看到甲午战争的惨状，可他那会儿就看出了刘长佑的厉害，觉得这人是能救国家于水火的关键人才。

曾国藩临走前，把这份名单给李鸿章，那不光是夸了这五个人，更是他作为一位老政治家，对国家未来的一番苦心。

在晚清那个乱七八糟的年月里，这五位爷，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国家，那真是拼了命。

左宗棠后来西征收复新疆，却在福州病逝，身后留下“一片青山是吾庐”的遗言。

彭玉麟一生清廉，晚年隐居衡阳，虽高居要职，却始终心系百姓，死后谥号“刚直”。

郭嵩焘因“崇洋媚外”饱受攻击，在京城备受冷遇，最终郁郁而终。

沈葆桢呕心沥血发展海军，却在船政改革的重压下英年早逝。

刘长佑虽然未被重用，但他对日本的预警，却成了后来甲午战争的悲剧写照，他最后也因病在任上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