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SIBCS | 熊慧华教授：乳腺癌治疗的个体化与多学科实践

在第二十届上海国际乳腺癌论坛（SIBCS）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乳腺癌诊疗领域专家学者齐聚申城，共谋乳腺癌诊疗发展的未来。本次论坛以“甘廿不忘，生生不息”为主题，旨在传承老一辈专家的开拓精神，见证乳腺癌诊疗技术从循证医学到精准医学的飞速发展。

在这样的学术盛会中，【肿瘤医学论坛】有幸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熊慧华教授。熊教授在乳腺癌治疗领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其所在的医院在多学科诊疗模式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次采访围绕 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的个体化方案制定、CDK4/6抑制剂在中国患者中的应用选择以及多学科诊疗模式的独特经验等关键问题展开，为乳腺癌诊疗领域的专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与经验。

❖特邀专家❖

熊慧华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武汉同济医院乳腺妇瘤及淋巴系统肿瘤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肿瘤靶向专业委员会委员

长江学术带乳腺联盟副主委

湖北省抗癌协会肿瘤内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武汉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发表论文20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恶性肿瘤化学治疗与恶性肿瘤放射拮抗

《肿瘤医学论坛》：近年来HR+/HER2-早期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模式逐步从传统内分泌治疗演进为有选择的内分泌联合靶向的强化治疗策略。但在临床实践中，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真正落实到个体患者的治疗决策中，依然是一项挑战。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制定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的个体化方案时，您认为最关键的考量因素和依据有哪些？

熊慧华教授：

在制定辅助内分泌治疗方案时，医生的决策思路就像一个“拼图”过程，需要将以下几块关键的“拼图”碎片有机地组合起来，才能勾勒出最清晰、最合理的治疗路径。这些关键考量因素和依据主要包括：

(一）肿瘤生物学特征和复发风险分层

肿瘤自身的生物学行为是决定复发风险和治疗强度的核心依据。这包括解剖学分期与病理学因素，如肿瘤大小（T）、淋巴结状态（N）、组织学分级、Ki-67指数以及淋巴血管侵犯等。T分期越高、淋巴结阳性数目越多（尤其是≥4个），复发风险显著增高；此外高分级以及Ki-67高表达也提示患者具有高复发风险。

另外多基因检测工具如Oncotype DX®、MammaPrint等可通过量化肿瘤基因组特征，进一步细化风险分层，可帮助避免过度治疗或明确强化治疗的必要性。

（二）患者的“个人画像”与治疗耐受性：平衡疗效与生活质量

治疗方案的选择必须结合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和耐受性，避免因治疗毒性影响依从性或生活质量。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患者年龄﹑月经状态以及合并症情况等（如是否有骨质疏松，心血管异常和代谢异常，是否有血栓风险等）。还需要考虑治疗药物的副作用以及患者对生活质量的需求，比如有些患者可能为了更好的疗效而愿意承受CDK4/6抑制剂的血液学毒性，而另一些则可能更看重生活品质。

（三）治疗方案的疗效循证学依据﹑治疗时间及安全性证据

符合Monarch E或NATALEE标准的高危特征，推荐在内分泌治疗基础上联合CDK4/6抑制剂（阿贝西利或瑞波西利）2-3年。医生需要和患者充分沟通与患者具体特征匹配相应的循证医学证据、治疗时长和不良反应，避免“超适应症”用药或遗漏关键获益人群。

（四）动态随访与治疗策略调整：基于疗效和耐受的“再评估”

治疗过程中需通过定期随访（如影像学检查、肿瘤标志物、不良反应评估）监测疗效和耐受性，若出现明确的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毒性，需及时调整方案（如更换内分泌药物、暂停或停用靶向药物）。

总而言之，制定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方案是一个基于循证医学、利用多维信息进行精准风险评估，并紧密结合患者个人情况与意愿的、动态的、共同决策的过程。 核心在于：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强化治疗的高危患者，同时避免对低危患者进行过度治疗。

《肿瘤医学论坛》：在CDK4/6抑制剂广泛应用于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的背景下，您认为应如何结合中国患者特征（如发病年龄更轻），为患者选择合适的CDK4/6抑制剂？

熊慧华教授：

结合中国患者特征，为患者选择合适的CDK4/6抑制剂，我认为应建立一个 “疗效、安全性与患者特质三维匹配” 的决策模型。具体而言，需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

（一）紧扣循证医学证据：不同CDK4/6抑制剂具有不同的“身份证”

不同的CDK4/6抑制剂有不同的获批的临床试验证据，例如阿贝西利基于Monarch E研究，其入组人群相对更为高危，且2025年ESMO会议报道其7年OS提升1.8%。中国年轻患者中，符合这些“高危”特征的比例相对较高。因此，对于明确符合MonarchE标准的高危中国患者（无论年龄），阿贝西利是拥有最强适应症和循证依据的选择。瑞波西利基于NATALEE研究，其适应症更广，涵盖II期和III期患者，包括淋巴结阴性伴高危因素（如肿瘤大小、分级）或1-3枚淋巴结阳性的患者。换言之，它覆盖了一部分MonarchE研究未纳入的“中危”患者，其设计采用了较长疗程（3年）和较低剂量（400mg），旨在平衡疗效与安全性。 由于中国患者年轻、绝经前多，意味着病程更长，远期复发风险不容忽视。瑞波西利较广的适应症，为那些“非最高危但仍有显著复发风险”的年轻患者（如淋巴结1-3枚阳性但无其他高危因素，或淋巴结阴性但肿瘤大、分级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强化治疗选项。

（二）聚焦中国患者特征：年轻与绝经前状态带来的特殊考量

年轻患者对未来生活有更长远的规划，对“治愈”和降低远期复发风险的渴望更强烈，因此对有效但有一定毒性的治疗耐受度可能更高。但同时，他们正处于事业和家庭的黄金期，对治疗期间的生活质量（如能否正常工作、照顾家庭）也有很高要求。不同CDK4/6抑制剂不良反应谱应该差异化管理。

（三）可及性与医保覆盖情况

在中国，不同CDK4/6i的价格、医保覆盖及临床经验不同，这也会影响最终的选择。

总而言之，在中国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为更年轻的患者选择CDK4/6抑制剂，应该是一个 “先看证据，再看风险，最后匹配个体” 的精细化过程。

《肿瘤医学论坛》：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这样一家顶尖的综合性医院，多学科诊疗是保障医疗质量的核心，您的团队在乳腺癌多学科诊疗模式方面，有哪些独特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可以分享？

熊慧华教授：

非常荣幸能分享我们团队在乳腺癌多学科诊疗方面的一些实践与思考。在多学科诊疗模式已经成为顶尖医院“标配”的今天，我们认为，MDT的精髓在于理念上的“融合”﹑决策的前移和流程上的“闭环”。我们的独特经验可以概括为：“以患者为中心的决策前移、执行追踪与全程关怀”。

理念融合是指打破传统单一科室的壁垒，让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核医学科、生殖医学科、内科、心理科乃至康复科等多学科专家围绕同一患者展开深度讨论，从不同专业视角碰撞出最优治疗方案的火花，真正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决策前移是指在患者初次就诊、影像学或穿刺活检提示恶性肿瘤时，以患者为中心，多学科会诊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让患者尽早获得精准的诊断和最适合的治疗方向。例如对于年轻患者，在制定治疗方案前，生殖医学专家会同步介入，提供生育力保存咨询；对于年纪较大的合并心肝肾功能不全或有严重合并症的患者，在治疗之前必须充分和内科专业医生沟通，为后续治疗保驾护航。

流程上的“闭环”则强调治疗执行过程中的动态监测与调整，到治疗结束后的随访管理与长期关怀，形成一个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的完整链条，确保每个环节都不遗漏、每个决策都有依据。我们团队对治疗方案的实施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或疗效不佳的情况，确保治疗按计划有序推进。例如在对一例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实施新辅助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患者肾功能突然异常升高，及时肾内科和风湿免疫科MDT，最后患者确诊合并IG4相关肾病，经过相应处理，患者肿瘤及合并症都得到治愈。

MDT最终的目标，是将各个学科的知识与技术，无缝对接到一位具体患者的完整诊疗路径中，真正实现 “以患者为中心” 的现代医疗理念。

指导专家：熊慧华教授 编辑：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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