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8年的中国，是一个巨浪翻涌的年份。
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香港股市腰斩，内地无数工程停工烂尾，成千上万的打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饭碗。
我叫陈志明，湖南宁乡县一个泥瓦匠的儿子。
那年夏天，我在广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一个老人被人群撞倒在地，行李散落一地，周围的人像躲避瘟疫一样绕道而行。
我帮他扛起行李，送他上了火车。
临别时，他塞给我一张皱巴巴的名片，说：「后生仔，如果有一天你想出来闯闯，就来香港找我。我在中环有点生意。」
我把名片揣进口袋，以为不过是一个普通老人的客气话。
三个月后，当我走投无路地站在香港中环的摩天大楼下，才知道那个「有点生意」的老人，是掌控着半个港岛地产版图的郑氏集团创始人。
而那张名片背后，是一个跨越二十二年的秘密，一场关乎百亿资产的家族内斗，以及一个足以改变我一生的惊天真相。
01
1998年7月的广州，热得像一口正在沸腾的油锅。
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来，蝉鸣声震耳欲聋，柏油路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印出鞋底的纹路。
我站在广州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里，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把那件穿了三年的白衬衫湿成了一块抹布。
排在我前面的队伍，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长蛇，缓慢地向前蠕动。
大厅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气味——汗酸味、方便面的调料包味、廉价香烟的烟草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人群聚集时特有的躁动气息。
四个月前，我还是广州「粤建三公司」的测量员，月薪八百，虽然不多，但在工地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能往家里寄四五百块，让我爹能买点好药、吃点好菜。
四个月后的今天，公司彻底黄了，老板卷款跑路，我被拖欠了整整四个月的工资，兜里只剩下三百二十块钱和一张揉得皱巴巴的身份证。
这就是1998年的建筑业。
金融风暴的余波从香港传到深圳，又从深圳传到广州，像一场看不见的瘟疫，所到之处，工地停工，楼盘烂尾，老板跑路，工人讨薪无门。
我在广州待了一个多月，把能找的工作都找遍了。
建筑公司不招人，装修队不要人，就连搬砖的活儿都排着长队。
有一次，我去一个工地应聘杂工，工头看了看我的手，说：「你这手太细，一看就没干过重活。我们要的是能扛水泥包的，不是你们这种读过书的。」
我没有告诉他，我从十四岁就跟着我爹在工地上混，砖头瓦块扛过，钢筋水泥搬过，这双手上的茧子，比他见过的大多数工人都厚。
但我没有说。
因为我看到他身后，已经站着十几个比我更黑、更瘦、眼神更绝望的人。
「回家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回宁乡，回到那个我发誓要走出去的小县城，回到我爹身边，照顾他，陪他，等这场风暴过去再说。
我爹叫陈德福，是宁乡县有名的老瓦匠。
年轻时在全国各地的工地上干过，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
后来年纪大了，身体也垮了，肺不好，腿也不好，只能回老家养着。
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两件事：一是盖了一辈子房子，没有一栋出过问题；二是供我读完了中专，还考上了工程师资格证。
「志明啊，」他常说，「咱们这行，手艺要硬，良心更要硬。你记住这句话，走到哪儿都不会吃亏。」
我一直记着。
虽然现在看来，这句话好像并没有让我少吃多少亏。
「喂，你倒是往前走啊！磨蹭什么呢！」
身后传来不耐烦的催促声，我才发现队伍已经挪动了，前面空出了一大截。
我连忙往前走了几步，陪着笑脸说了声「不好意思」。
催促我的是一个穿着汗衫的中年男人，手里拎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脸上的表情像是随时要跟人干架。
「现在的年轻人，没一个靠谱的。」他嘟囔着，声音大得故意让我听见。
我没有接话，只是低着头，继续往前挪。
终于轮到我了。
售票窗口里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染着红褐色的头发，涂着深紫色的嘴唇，正在嗑瓜子，瓜子壳吐得满桌子都是。
「去哪儿？」她头也不抬。
「长沙。」
「没了。今天、明天、后天都没了。」她的语气像在背台词，「大后天的硬座要不要？站票倒是有。」
我愣住了。
大后天？那我这四天住哪儿？吃什么？
三百二十块钱，住最便宜的招待所，一晚上也要十五块。四天就是六十。吃饭一天按十块算，又是四十。还剩二百二。
二百二，够我在宁乡撑多久？
「要不要？后面还有人等着呢！」售票员不耐烦地敲了敲玻璃。
「要。」我咬了咬牙，「大后天的硬座。」
我把皱巴巴的钞票递进去，换回一张薄薄的火车票。
票面上印着：广州—长沙，K83次，7月18日，硬座，58元。
我把票小心翼翼地揣进贴身的口袋里，拎着我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在候车大厅里找了个角落坐下。
大厅里到处都是人，坐着的、躺着的、蹲着的、站着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起。
有人在吃泡面，有人在打牌，有人在大声打电话，有人在哄哭闹的孩子。
高音喇叭里不断播报着各次列车的信息，嘈杂得让人头疼。
我靠着墙，把帆布包垫在屁股底下，闭上眼睛，打算眯一会儿。
就在这时，一阵骚乱从不远处传来。
「哎哟！」
「让开让开！挤什么挤！」
「谁的东西？挡道了！」
「别管，赶紧走，要检票了！」
我睁开眼睛，看到大厅中央的人群里起了波动。
几个扛着大包小包的人，正急匆匆地往检票口方向冲，像一群受惊的野牛，把挡在路上的一切都撞开。
人群散开的地方，一个瘦小的身影趴在地上，正吃力地想要爬起来。
那是一个老人。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头发花白，身形瘦削，像一根被风吹弯的枯树枝。
他的行李散落在周围——一个老式的棕色皮箱，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还有一顶被踩扁了的草帽。
皮箱的锁扣被撞开了，里面的东西散落出来，有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一个用报纸包着的方形物体，还有一沓用橡皮筋扎着的信件。
老人趴在地上，伸手去够那些散落的东西，但他的腿似乎不太方便，怎么也使不上力气。
人群从他身边走过，绕过他，跨过他的行李，像绕过一块路边的石头。
没有人停下来。
没有人伸出手。
我看到一个穿着皮鞋的男人，从老人身边走过时，嫌弃地皱了皱眉头，加快脚步离开。
我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瞥了老人一眼，立刻把孩子的脸转向另一边，嘴里嘟囔着「别看别看」。
我看到两个年轻人站在几步之外，对着老人指指点点，小声嘀咕着什么，然后哈哈大笑。
那笑声刺耳得像指甲划过黑板。
我的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
愤怒？悲哀？还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无力感？
我想起我爹。
他也是这个年纪，也是这样瘦削的身形，也是这样花白的头发。
如果有一天，他一个人在外面，摔倒了，没有人帮他……
我没有再想下去。
我站起身，快步走过去。
「老人家，您没事吧？」
我蹲下身，一只手扶住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托住他的后背，把他慢慢扶起来。
老人抬起头，我看清了他的脸。
那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像干涸的河床上龟裂的土地。
但他的眼睛很亮，黑色的瞳孔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锐利，又像是洞察。
「多谢你，后生仔。」他用带着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说，声音有些沙哑，但中气很足。
我把他扶到旁边的座位上坐下，然后转身去捡他散落的东西。
皮箱很沉，少说有二三十斤。
我把散落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回去，把那个用报纸包着的方形物体（似乎是一个相框）小心翼翼地塞进衣服中间，又把那沓信件捡起来，理了理，放在最上面。
公文包倒是不重，但看起来很旧了，皮质的表面磨得发亮，边角处露出了里面的布衬。
草帽被踩得变了形，我尽量把它整理平整，递给老人。
「您的东西。」
老人接过草帽，仔细地打量了我几秒钟。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陈志明。」
「哪里人？」
「湖南宁乡县。」
「做什么的？」
「以前在工地上做测量员。」我顿了顿，苦笑了一下，「不过现在失业了。」
老人「嗯」了一声，没有追问。
他把草帽戴上，又看了看手表，眉头微微皱起。
「坏了，时间不够了。」他自言自语道，「三点十五的车，还有二十分钟……」
他试图站起来，但身体晃了晃，又坐了回去。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神色，右手下意识地按住了左边的腿。
「您怎么了？腿不舒服？」我问。
「老毛病了，不碍事。」他摆摆手，但脸色并不好看。
「您去哪儿？」
「长沙。」
「那跟我一趟车。不过您买的是今天的票？」
「对。」
「那得快点了。检票口在那边，我送您过去。」
我没有等他回答，弯腰拎起那个沉重的皮箱，另一只手拿起公文包，示意他跟我走。
老人看着我，目光里有些意外。
「后生仔，你的行李呢？」
「就一个包，背着呢。」我晃了晃肩膀上的帆布包，「您放心，耽误不了我的事。」
老人没有再说什么，慢慢站起身，跟在我后面。
他的腿确实不太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速度很慢。
我放慢脚步，走在他旁边，时不时伸手扶他一把。
从候车大厅到检票口，正常人走路也就五分钟，我们走了将近十分钟。
一路上，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有人发出不耐烦的叹息，更多的人只是冷漠地擦肩而过。
「年轻人倒是热心，」我听到有人小声议论，「不过现在这世道，谁知道是不是碰瓷的……」
「就是，万一是装的呢？专门找那种看起来老实的下手……」
我假装没听见，继续往前走。
老人似乎也听到了，他偏过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终于到了检票口。
我把皮箱和公文包递给老人：「您快进去吧，别误了车。」
老人接过行李，却没有立刻离开。
他站在那里，打量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后生仔，」他忽然开口，「你刚才说你失业了？」
「是。」
「准备回老家？」
「嗯。先回去待着，等这阵子过了再说。」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这个问题来得有些突然。
我愣了一下，说：「泥瓦匠。在工地上干了一辈子。」
「哦？」老人的眼睛闪了一下，「他教过你什么？」
「什么？」
「我是说，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做人做事，应该怎么做？」
我沉默了几秒钟。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老人似乎很有耐心，就那么看着我，等着我的答案。
「他说过一句话，」我终于开口，「他说，盖房子，手艺要硬，良心更要硬。房子是给人住的，不能出一点问题。」
我顿了顿，又补充道：「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他盖过的房子，没有一栋出过问题。」
老人的身体微微一震。
我看到他的眼眶红了。
但只是一瞬间，他就恢复了平静。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陈德福。」
老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在回忆什么久远的事情。
「陈德福……陈德福……」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后生仔，我姓郑，叫郑伯荣。」
名片很旧了，边角有些磨损，上面只有简单的几行字：「郑伯荣」，一个香港的电话号码，没有公司名称，没有职位头衔。
「你收好这张名片。」老人用一种很郑重的语气说，「如果有一天你想出来闯闯，就打这个电话，来香港找我。我在中环有点生意。」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很久，像是要把我的样子刻进记忆里。
「记住，一定要来找我。」
说完，他拎起行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检票口。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一瘸一拐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
这个老人，跟我素不相识，我不过是帮他扛了一段行李。
他为什么要给我名片？
他为什么要我去香港找他？
他为什么在听到「陈德福」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有那样的反应？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名片。
香港？中环？有点生意？
我把名片揣进口袋，心想：算了，八成是客套话。
一个香港的老板——如果他真是老板的话——凭什么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大陆仔？
我没有再多想。
转身走回候车大厅，找了个角落坐下，继续等我大后天的火车。
那天晚上，我躺在候车大厅冰凉的地板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周围全是鼾声、梦话、婴儿的哭声、情侣的争吵声……
我把那张名片拿出来，借着头顶昏黄的灯光，反反复复地看。
郑伯荣。
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今天的相遇，好像不只是一次偶然。
02
大后天的火车把我送回了长沙，又从长沙转了一趟破破烂烂的绿皮车，再坐了两个小时颠簸得五脏六腑都要移位的乡村巴士，终于回到了宁乡县。
老家的一切都没有变。
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黄泥路，还是那排歪歪斜斜的老瓦房，还是那棵站在村口、像老人一样驼背的枣树。
空气里弥漫着稻田的腥味、牛粪的臭味、还有炊烟的焦香——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家的味道。
我爹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叼着他那根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旱烟杆，眯着眼睛晒太阳。
他比我走的时候更瘦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背也更驼了，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件晾在竹竿上的旧衣服。
看到我走进院子，他没有站起来，只是招了招手：「回来了。」
「嗯，回来了。」
「工钱呢？」
「没拿到。老板跑了。」
我爹沉默了一会儿，用烟杆敲了敲门槛，把里面的烟灰磕出来。
「回来就好。」他说，「先歇歇，等风头过了再说。」
他没有责备我，没有追问细节，甚至没有抬头多看我一眼。
这就是我爹。
一辈子少言寡语，从不多问一句话，也从不多说一句话。
但他的沉默，比任何言语都更让我安心。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家里帮着干农活、修房子、照顾我爹。
我们家的老房子已经三十多年了，屋顶漏雨，墙壁开裂，窗户也关不严实。
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能修的地方都修了一遍——换瓦、补墙、换窗框、通水管……
我爹坐在一边看着，偶尔指点我两句：「那块瓦要压紧点，不然台风天要掀掉的」「这个墙角要多抹一层灰，不然还要渗水」……
我一边干活，一边听他说。
这些活儿我从小就跟着他学过，但直到现在才发现，他教给我的东西，比我以为的要多得多。
日子过得平淡而清苦。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的是自家种的菜，喝的是井里打的水，偶尔去镇上赶个集，花几块钱买点油盐酱醋。
这样的日子，我以为会一直过下去，直到风暴过去，直到我找到新的出路。
但命运显然另有安排。
九月的一个傍晚，我爹在田里干活时突然晕倒了。
等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几个邻居抬到了家里。
他的脸色蜡黄，嘴唇发紫，呼吸微弱得像一根快要断掉的丝线。
「志明，快！送医院！」邻居老刘喊道。
我借了老刘家的三轮车，连夜把我爹送到了县医院。
急诊、抽血、拍片、CT……折腾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脸色很难看。
「你是病人家属？」
「我是他儿子。」
医生叹了口气，把一张片子夹在灯箱上，指着上面一团黑乎乎的阴影说：「情况不太好。肺癌，晚期了。」
那两个字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脑袋上。
「什……什么？」
「从片子上看，肿瘤已经扩散了。早期症状应该有的，咳嗽、胸闷、消瘦……他一直没来检查过？」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咳嗽？胸闷？消瘦？
我爹这几年一直在咳嗽，我以为是老慢支；他一直喊胸口闷，我以为是年纪大了；他一直在瘦，我以为是吃得少……
我怎么就没想过，带他去医院好好查一查？
「如果想做手术的话，要尽快。」医生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但我得提前跟你说，晚期的成功率不高，而且……费用不低。」
「多少钱？」
「手术费加上后续治疗，保守估计，至少五万。」
五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医生办公室，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很久。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但我感觉浑身发冷。
五万块。
我现在全部的家当加起来，不到两百块。
就算我把老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把我能卖的一切都卖了，也凑不出五万块。
我该怎么办？
回到病房，我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呼吸平稳了一些。
他的脸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凸起来，皮肤像一层薄纸，贴在骨头上。
我站在床边看着他，不敢出声，怕吵醒他。
但他还是醒了。
「检查结果怎么说？」他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没什么大问题。」我扯出一个笑容，「医生说调养调养就好了。」
我爹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你不用骗我。」他说，「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志明，」我爹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握住我的手腕，「我这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但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收好。」
他让我从他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包。
我打开一看，是一本已经发黄的笔记本。
封面上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字：「工地笔记」。
「这是我年轻时候写的。」我爹说，「里面记了一些东西，你好好看看。」
我翻了几页。
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建筑施工的技术要点、质量检查的方法、材料辨别的窍门，还有一些简单的图纸和计算公式。
字迹很潦草，有些地方还被水渍洇得模糊了，但能看出写得很用心。
「爹，这……」
「我这辈子就会干这一样活儿。」我爹打断我，声音变得郑重起来，「但这一样活儿，我干得问心无愧。我盖的房子，没有一栋塌过，没有一栋出过问题。这是我最骄傲的事。」
他停顿了一下，用力握了握我的手。
「志明，你记住，不管你以后做什么，手艺要硬，良心更要硬。这是咱们陈家的规矩，你不能丢。」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像是在托付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爹，我记住了。」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记住就好。」他松开我的手，闭上眼睛，「累了，让我睡一会儿。」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把那本《工地笔记》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里面的很多内容，我从小就听他说过、看他做过，但直到今天才发现，他把这些东西一笔一笔地记下来，是下了多大的功夫。
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我看到一行字：
「1976年，广州人民大厦工地，举报偷工减料，被开除。」
举报偷工减料？被开除？
我从来没听我爹提起过这件事。
1976年，那时候他才三十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我想问他，但看着他熟睡的脸，又不忍心把他叫醒。
也许等他好一点了，再慢慢问吧。
那天晚上，我躺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我爹的病，想那五万块钱的手术费，想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想着想着，我的手触摸到了口袋里一个硬硬的东西。
是那张名片。
郑伯荣。
香港。中环。有点生意。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
那个老人，他说如果我想出来闯闯，就去香港找他。
这是客套话吗？还是……
不，不可能。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凭什么帮我？就凭我帮他扛了一段行李？
但万一呢？
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
我把名片拿出来，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盯着上面那个电话号码。
我知道这很荒唐。
但我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的邮局，找了个公用电话。
我把那串香港号码按下去，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嘟——嘟——嘟——」
拨了三遍，终于接通了。
「喂？」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说的是粤语。
「你好，我……我找郑伯荣先生。」我用普通话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谁？」对方的语气带着一丝警惕。
「我叫陈志明，两个月前在广州火车站……」
「广州火车站？」
「是的，我帮郑先生扛过行李，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说如果我想……」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那个女声换成了普通话，虽然带着港味，但清晰多了：「你说的是帮我爷爷扛行李的那个人？」
「是的。」
「你等一下。」
电话里传来脚步声，然后是一阵模糊的对话声，听不清在说什么。
大约过了一分钟，电话那头换了一个人。
是一个苍老的声音，我听出来了，是郑伯荣。
「志明？」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情绪，像是惊讶，又像是期待。
「郑先生，是我。」
「你打电话来，是想来香港了？」
「我……」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遇到了一些事情，我爹病了，很严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
我说不下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郑伯荣说：「你来香港。」
「什……什么？」
「我说，你来香港。」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你把你的身份信息告诉我孙女，她会帮你办通行证。机票我们来订。」
「可是郑先生，我……我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去香港能做什么……」
「你先来。」他打断我，「来了再说。」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低沉：「志明，你父亲的病，我会想办法。你放心来。」
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听筒，站在邮局的角落里，浑身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浮木，像是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了一点光。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03
1998年10月的香港，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繁华、也最陌生的地方。
从深圳过关的那一刻起，我就像一只误入丛林的兔子，看什么都新鲜，也看什么都害怕。
高楼大厦像竹笋一样密密麻麻地戳向天空，高得让人头晕。
街道上的人走路飞快，穿着讲究，表情冷漠，像一台台高速运转的机器。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我说不出来的味道——汽车尾气、空调外机的热风、商场里飘出来的香水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金钱的气息」。
我拎着我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穿着那件唯一体面的白衬衫——已经洗得有些发黄了——站在中环的街头，像一个误入蟠桃会的野猴子。
郑伯荣给我的地址是「中环皇后大道中88号，郑氏集团」。
我按照路标一路找过去，在一群西装革履的白领中间穿梭，感觉每个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
终于，我看到了那栋楼。
那是一座四十多层的摩天大楼，外墙是深蓝色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一根插向云霄的水晶柱。
大楼门口的铜牌上写着「郑氏集团」四个大字，烫金的，刺得人眼睛疼。
我在门口站了足足五分钟，才鼓起勇气推开那扇沉重的玻璃门。
大堂里的装修金碧辉煌，大理石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头顶悬挂着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
前台坐着两个年轻女孩，穿着剪裁合体的深色职业装，妆容精致，笑容标准。
其中一个看到我走进来，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然后又恢复了职业化的礼貌。
「先生，请问您找谁？」她用带着粤语口音的普通话问。
「我找郑伯荣先生。」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但是郑先生给过我他的名片，他让我……」
「先生，」另一个女孩接过话头，语气比刚才冷淡了一些，「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见郑主席的。我们的郑主席日理万机，每天要见很多人，如果都像您这样……」
她没有说完，但那言下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我感觉脸上有些发烧，但还是坚持道：「麻烦你们通报一下，就说广州火车站那个姓陈的来了，郑先生会知道的。」
两个女孩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用粤语小声说了句什么，另一个掩嘴笑了起来。
我听不懂粤语，但我知道她们在笑什么。
就在这时，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了。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深灰色西装，打着酒红色的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手腕上戴着一块我叫不出名字但看起来很贵的手表。
他的面容和郑伯荣有几分相似，但更年轻，更精神，也更……傲慢。
是的，傲慢。
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对所有人都居高临下的傲慢。
「郑总！」两个前台女孩立刻站起来，态度恭敬得像是见到了皇帝。
中年男人点了点头，目光扫过大堂，落在了我身上。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这位是？」他问前台。
「郑总，这个人说要找郑主席，但是没有预约……」
「找我父亲？」中年男人打断她，上下打量着我。
那目光像是一把尺子，在丈量我的身高、体重、衣着、气质，然后给我打上一个「不值一提」的标签。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陈志明。两个月前在广州火车站……」
「哦，我知道了。」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我父亲提起过你。那个帮他扛行李的内地年轻人，对吧？」
「是的。」
「哈。」他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轻蔑，「真是有意思。现在什么人都知道来找我父亲了。」
他走到我面前，虽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但那种从上到下打量人的姿态，比任何言语都更具有侮辱性。
「小伙子，」他用一种「长辈教导晚辈」的语气说，「我理解你帮过我父亲一点小忙，他可能客气了几句。但你要知道，这里是香港，不是广州火车站。我们郑氏集团，也不是路边的茶馆，谁想来就能来。」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享受我窘迫的表情。
「我父亲年纪大了，心软，容易被人利用。我不想让他被一些……动机不纯的人打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郑先生，我没有……」
「当然，」他再次打断我，「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什么坏心思。但你一个内地来的年轻人，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专业技能，跑到香港来找我父亲，你说你想要什么？」
他摊开手，做出一个「请解释」的姿势。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无言以对。
是啊，我想要什么？
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我只是接到郑伯荣的电话，让我来香港，我就来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我，我能帮他做什么。
「郑总说得对。」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而沙哑，「我确实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但郑主席让我来，我就来了。如果我不该来，那是我不懂事，我可以走。」
我转身，准备往门口走。
「站住。」
一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从电梯方向传来。
我转过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电梯里走出来。
是郑伯荣。
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灰色唐装，比两个月前更加瘦削，但眼神依然锐利。
他的身边跟着一个年轻女孩，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身干练的黑色职业装，五官精致，神情冷淡。
「爹？」中年男人的脸色微微变了，「您怎么下来了？医生说您不能……」
「我听说志明来了，下来看看。」郑伯荣没有理会他，目光越过他，落在我身上。
那一刻，他的眼底有什么东西闪动了一下，像是欣慰，又像是某种更复杂的情绪。
「志明，」他缓缓地说，「你来了。」
我点点头：「郑主席，我来了。」
「好。」他走到我面前，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上去。」
他转向那个中年男人：「耀宗，你去忙你的事情吧。志明的事，我自己来安排。」
叫「耀宗」的中年男人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他没有当着众人的面顶撞父亲，只是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爹，您身体不好，这种事让我来处理就行了，何必……」
「我说了，我自己来安排。」郑伯荣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吧。」
我跟着他走进电梯。
电梯门缓缓关上的瞬间，我看到郑耀宗的眼神。
那眼神像一把刀，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
电梯升到顶楼。
郑伯荣的办公室占据了整整一层，落地窗外是维多利亚港的全景，碧蓝的海水、密密麻麻的船只、远处若隐若现的山峦……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壮观的景色。
「坐吧。」郑伯荣示意我在沙发上坐下，又让那个年轻女孩给我倒了杯茶。
「这是我孙女，郑嘉欣，叫Linda也行。」他介绍道，「就是在电话里跟你说话的那个。」
「你好。」Linda冲我点了点头，目光里带着一丝审视。
「你好。」我局促地点头回应。
郑伯荣在我对面坐下，仔细地看着我。
「你父亲怎么样了？」他问。
「还在医院里。」我低下头，「医生说是肺癌，晚期。要做手术的话，得五万块……」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郑伯荣挥了挥手，「我已经让人安排了。明天会有专人去你老家，把你父亲接到长沙最好的医院，费用全部由我来出。」
我愣住了。
「郑主席，这……这不行。」我结结巴巴地说，「您跟我素不相识，我不能白拿您这么多钱……」
「谁说我们素不相识？」郑伯荣打断我。
他的目光变得深邃，像是在看我，又像是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
「志明，你知道我为什么在火车站问你父亲的名字吗？」
「不知道。」
「因为你长得像一个人。」他说，「一个我找了二十多年的人。」
他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着我。
「1976年，广州人民大厦工地。那时候我还不是什么郑主席，只是一个小小的包工头，带着一帮湖南老乡在广州接活儿干。」
他的声音变得低沉：「那个工程，有人在背后搞鬼，偷工减料，拿回扣。水泥标号不够、钢筋直径不足、地基深度不达标……我都知道，但我不敢说。因为背后的人太厉害了，说了就是死路一条。」
「但有一个人敢说。」
他转过身，看着我：「他叫陈德福。就是你的父亲。」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爹？」
「对。你父亲是工地上的泥瓦工，干活儿最认真的那种人。他发现了问题，写了举报信，送到了工程监理那里。」
「结果呢？」我问。
郑伯荣苦笑了一下：「结果，举报信被压下来了。你父亲被打成了『故意破坏生产的坏分子』，当场开除，赶出了工地，赶回了老家。」
「而我……」他叹了口气，「我当时不敢站出来给他说一句话。我怕丢掉这份活儿，怕得罪那些人，怕……」
他没有说下去。
我看到他的手微微颤抖。
「后来呢？」我问。
「后来，那栋楼出事了。」郑伯荣的声音变得低沉，「开工不到半年，地基就出现了裂缝。工程被紧急叫停，彻底推倒重建。如果不是你父亲的那封举报信，让上面的人警觉了，那栋楼可能就带着问题建起来了。住进去的人……」
他没有说完。
但我懂了。
如果那栋楼真的建起来，住进去几百户人家，然后某一天轰然倒塌……
后果不堪设想。
「你父亲救了很多人的命。」郑伯荣说，「虽然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他走回我面前，蹲下身子，平视着我的眼睛。
「志明，我欠你父亲一条命，欠了二十二年。我一直在找他，想当面跟他说声谢谢，想补偿他。但我找了二十二年，都没有找到。」
「直到两个月前，在广州火车站，我遇到了你。」
他的眼眶有些发红：「当你告诉我你父亲的名字，当你说出那句『手艺要硬，良心更要硬』的时候，我就知道，老天终于给了我还债的机会。」
我怔怔地看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原来，这一切不是偶然。
原来，在我帮他扛行李之前，我们两家之间就已经有了这样一段渊源。
「郑主席，」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爹……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这件事。」
「他不会说的。」郑伯荣站起身，「像他那样的人，做了好事也不会到处宣扬。但他的良心，刻在他盖过的每一栋房子里。」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我。
「志明，你愿意留在香港吗？」
我愣了一下：「留在香港？」
「我想给你一个机会。」郑伯荣说，「从明天开始，你去我们工程部报到，从最基层做起。做得好，我不会亏待你；做不好，也不用勉强。」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严肃：「但我要提前告诉你，这条路不好走。我那个儿子……你也见过了。他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我站起身，深深地鞠了一躬。
「郑主席，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有什么，我不会让您失望。」
郑伯荣看着我，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这句话，跟你父亲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04
就这样，我成了郑氏集团工程部的一名员工。
职位是最底层的「现场助理」，说白了就是打杂的，月薪四千港币，在香港连房租都不够付。
郑伯荣给我安排了一间员工宿舍，在九龙的一栋老旧公寓楼里，六平米的单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把所有空间占满了。
窗户对着一条嘈杂的街道，白天车水马龙，晚上霓虹闪烁，永远吵得人睡不着觉。
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至少，我有了一份工作，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至少，我爹的手术费有着落了。
入职第一天，人事经理带我去工程部报到。
工程部在大楼的十五楼，一整层都是。
部门总监叫王建业，五十多岁，身材微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油亮，看起来像个和善的中学教导主任。
「哦，你就是郑主席说的那个年轻人？」他站起身，笑眯眯地跟我握手，「欢迎欢迎啊！小伙子看起来很精神嘛！」
他的态度热情得有些过分，但我没有多想。
「王总监好。」我恭恭敬敬地说。
「哎，叫什么王总监，太见外了。」他拍拍我的肩膀，「叫我老王就行。咱们工程部不讲那么多虚礼，靠的是真本事。」
他把我介绍给部门里的其他人，每个人都客客气气地跟我打招呼，看起来一团和气。
但我注意到，当他们以为我没在看的时候，那些目光里带着的，是另一种东西。
是审视，是怀疑，是……嫉妒？
王建业给我安排的工作，是跟进一个在深圳的住宅项目，叫「港湾花园」。
我的职责是「现场助理」，具体内容包括：
每天清点材料进场数量，做好记录；协助监理工程师检查施工质量；跑腿、打杂、复印文件、给领导端茶倒水；以及任何人都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
「港湾花园」是郑氏集团在内地最大的项目之一，总投资超过五亿港币，建成后将是深圳最高档的住宅小区。
项目负责人是王建业的得意门生，一个叫刘强的中年男人，黑脸膛，络腮胡子，嗓门大得像喇叭，据说是工程部里资历最老的人之一。
我第一天到工地报到，刘强正在训斥一个工人，声音震得整个工棚都在抖。
「妈的，这批钢筋谁验收的？眼睛瞎了还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16毫米以下的不能用！你他妈给我收的是什么玩意儿？」
工人缩着脖子，一句话也不敢说。
我站在旁边，等他骂完。
刘强终于注意到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表情从暴怒变成了另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
「你就是郑主席从内地带来的那个？」
「是的，刘主管。我叫陈志明。」
「嗯。」他鼻子里哼了一声，「我知道你的情况。郑主席让你来学习锻炼，我没意见。但丑话说在前头，在我这个工地上，不管你什么背景，都得从头干起。没本事的，我不会惯着。懂了吗？」
「懂了。」
「行。去那边找老李，让他给你安排活儿。」他挥挥手，转身继续骂那个工人。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港湾花园」工地的日子。
最开始的一个月，我干的都是最琐碎的活儿。
清点钢筋数量、记录水泥进场时间、给工程师们复印文件、跑到市区买香烟买槟榔、晚上值班看守材料仓库……
没有人教我任何东西，也没有人把我当回事。
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走后门进来的关系户，迟早会因为吃不了苦而灰溜溜地跑掉。
「你看那个新来的，听说是郑主席从火车站捡回来的。」
「真的假的？郑主席怎么会看上这种人？」
「谁知道呢。反正肯定有猫腻。」
「估计是想攀高枝吧。现在这种人多了去了。」
这些闲言碎语，像嗡嗡的苍蝇，整天在我耳边飞来飞去。
我装作听不见。
我知道，争辩是没用的。
只有用事实说话。
那段时间，我每天白天干活，晚上就躲在值班室里，翻看我爹留给我的《工地笔记》。
里面的内容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但每次看都有新的收获。
我爹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一点一点记录下来：怎么分辨水泥的标号、怎么检查钢筋的质量、怎么判断地基是否稳固、怎么发现偷工减料的痕迹……
这些东西，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是他用一辈子的心血换来的。
我一边看，一边记，一边在工地上实践。
渐渐地，我开始发现一些问题。
比如，材料仓库里的水泥袋，标签上写的是「3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但我用手捻了捻，颗粒太细，颜色也不对，更像是低标号的「225号」。
比如，进场的钢筋，标签上写的是直径16毫米的三级钢，但我用卡尺量了量，实际直径只有14毫米，有些甚至更细。
比如，地基施工时挖出来的土，颜色发黑，有一股腐臭味，这说明地下可能有淤泥层或者古河道，需要特殊处理，但施工队好像完全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我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整理成一份报告，找了个机会交给刘强。
「刘主管，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想跟您汇报一下。」
刘强接过我的报告，扫了一眼，眉头皱起来。
「这些是你发现的？」
「是的。」
「你量钢筋了？」
「量了。」
「你检查水泥了？」
「捻过，闻过。」
「你还研究地基的土质？」
「我爹教过我一些。」
刘强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目光里的情绪我看不太懂。
然后，他把报告往桌上一扔。
「小陈，我欣赏你的认真。」他说，语气不像表扬，更像是警告，「但有些事情，不是你这个级别该操心的。材料验收有专门的人负责，地基施工有专业的团队把关。你一个现场助理，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可是刘主管，如果这些问题是真的……」
「我说了，」他提高了声音，「有专人负责。你别以为看了两页书就能指手画脚。这行的水深着呢，你还嫩得很。」
他挥挥手：「行了，下去吧。记住，以后别越级上报。有什么问题，先跟你的直接领导说。」
我站在原地，攥紧了那份报告。
「刘主管，」我说，「这份报告，您能帮我转交给王总监吗？」
刘强的脸色变了。
「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让总监知道这件事。」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如果我说的是错的，那是我多虑了，我可以道歉。但万一我说的是对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将来楼盖起来，住进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够了！」刘强猛地站起来，一巴掌拍在桌上，「陈志明，你以为你是谁？你才来几天？你懂什么？」
他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盯着我：「我告诉你，这个项目，是王总监亲自盯的，是郑总亲自批的。你在这里叽叽歪歪，是想说谁有问题？」
郑总。
他说的是郑耀宗。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刘强的反应这么大。
这个项目，不只是一个工程项目。
它背后牵扯的，是整个郑氏集团的权力格局。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我只是觉得，工程质量是最重要的。」
「工程质量？」刘强冷笑一声，「你以为我们不懂工程质量？你以为我们干了几十年，还需要你一个毛头小子来教？」
他把那份报告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这份报告，我当作没看到。你也当作没写过。明白吗？」
我看着垃圾桶里那团皱巴巴的纸，心里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
但我忍住了。
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明白了。」我说。
转身离开刘强的办公室时，我听到他在背后嘟囔：「内地来的愣头青，不知天高地厚……」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值班室里，把那份被揉皱的报告重新抄了一遍。
不是一份，而是两份。
一份，我打算找机会直接交给王建业。
另一份，我自己留着。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装作看不见。
我爹说过，手艺要硬，良心更要硬。
这是陈家的规矩。
我不能丢。
05
接下来的日子，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白天，我照常干我的杂活，不多说一句话，不多管一件事。
晚上，我偷偷在工地各处转悠，用我爹教给我的方法，检查每一批进场的材料，记录每一个可疑的地方。
我不再直接找刘强汇报，因为我知道那是死路一条。
我也没有机会见到王建业，因为像我这种最底层的员工，根本没有资格上十五楼。
我只能等。
等一个机会。
机会来得比我想象的快。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材料仓库值班，正准备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动静。
我悄悄推开门，借着月光，看到几辆卡车停在仓库旁边。
几个人影在黑暗中忙碌着，把一些东西从卡车上卸下来，又把一些东西从仓库里搬出去。
我躲在角落里，仔细观察。
他们在换材料。
把仓库里原有的钢筋搬出去，换成另一批看起来更细的钢筋。
把原有的水泥袋搬出去，换成另一批标签不一样的水泥袋。
偷梁换柱。
我的心跳加速了。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有组织的偷工减料。
有人在用劣质材料替换合格材料，吃回扣，赚黑钱。
而这些人，显然不是普通的工人能指挥得动的。
我想冲出去质问他们，但理智告诉我，那是找死。
我一个人，赤手空拳，对面可能有七八个人。
就算我不怕挨打，把这件事闹大了，也未必有人会相信我。
我需要证据。
我悄悄退回值班室，从包里翻出一个我爹留给我的旧相机——一台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海鸥」牌胶片机。
我把相机调到最大光圈，趴在窗户边上，借着月光和卡车的车灯，偷偷拍下了整个过程。
那一夜，我没有睡。
第二天一早，我找了个借口请了半天假，跑到市区找了一家照相馆，把胶卷冲洗出来。
照片拍得不是很清晰，但能看出大概的轮廓：卡车的车牌、搬运材料的人影、新旧材料的对比……
我把照片和我之前收集的所有证据整理在一起，装进一个信封里。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直接去找郑伯荣。
我知道这很冒险。
郑耀宗已经对我有敌意了，如果让他知道我「越级上报」，后果不堪设想。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王建业是郑耀宗的人，刘强是王建业的人，整个工程部都被他们控制着。
我的报告，根本不可能送到郑伯荣面前。
除非，我亲自送过去。
那天下午，我回到香港，直接去了郑氏集团总部。
我在大堂里等了两个小时，终于等到Linda从电梯里出来。
「陈志明？」她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你怎么在这里？」
「我有事要见郑主席。」我说，「很重要的事。」
「什么事？」
我把信封递给她：「请您帮我把这个交给郑主席。是关于『港湾花园』项目的。」
Linda接过信封，掂了掂，又看了我一眼。
「这么神秘？」
「我知道这很突然。」我说，「但请您相信我，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如果我是在胡说八道，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Linda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好，我帮你转交。」
「谢谢。」
「别谢得太早。」她说，「我不保证我爷爷会见你。」
两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Linda。
「陈志明，」她的声音有些奇怪，「我爷爷让你今晚来一趟。」
「去哪里？」
「他家。浅水湾道88号。」
那天晚上，我站在浅水湾一栋白色的三层别墅前，心跳得像打鼓。
别墅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味。
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老人给我开了门——是郑伯荣身边的老管家，叫阿福。
「陈先生，请跟我来。」
他带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宽敞的书房。
郑伯荣坐在一张红木太师椅上，身上盖着一条毛毯，面前的茶几上摊着我那份报告和那些照片。
Linda站在他身边，脸色凝重。
「志明，来了。」郑伯荣看到我，示意我坐下，「你这份报告，我仔细看过了。」
「郑主席，」我有些紧张，「我知道这些指控很严重，但……」
「你不用解释。」他打断我，「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确定你写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深吸一口气：「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郑伯荣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
然后，他缓缓地叹了口气。
「志明，我相信你。」他说，「因为这份报告里的很多东西，跟我自己掌握的情况，是吻合的。」
我愣住了：「您的意思是……您早就知道了？」
郑伯荣没有直接回答。
他从太师椅上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志明，有些事情，我该告诉你了。」
他的声音变得低沉：「『港湾花园』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有问题。有人在背后搞鬼，偷工减料，吃回扣。我知道，但我没有足够的证据。」
「有人？」我问，「是谁？」
郑伯荣转过身，目光复杂：「我儿子。郑耀宗。」
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听到Linda在旁边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郑伯荣苦笑了一下，「我是他的父亲，我怎么能这样说他？但事实就是事实。」
他走回椅子边，缓缓坐下。
「耀宗这些年来，一直想把郑氏集团变成一家纯粹的投资公司，用资本运作赚快钱，而不是踏踏实实地盖房子。我不同意，我们经常吵架。」
「后来，他开始背着我搞一些小动作。跟供应商勾结、吃回扣、用劣质材料……他以为我老了，不中用了，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眼神变得锐利：「但他忘了，我是从工地上一步步爬上来的。他那些小把戏，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他？」我忍不住问。
「我在等。」郑伯荣说，「等一个机会，一个彻底解决这件事的机会。」
他看着我：「志明，你就是那个机会。」
我愣住了：「我？」
「你是我从外面带进来的人，跟耀宗没有任何利益瓜葛。你在工地上发现的这些问题，正好可以作为证据。」
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志明，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继续收集证据。」他的目光灼灼，「我需要更多、更确凿的证据，才能在董事会上扳倒耀宗。这件事，我只能信任你。」
我看着他的眼睛，想起了我爹，想起了1976年的那栋楼，想起了「手艺要硬，良心更要硬」那句话。
「郑主席，」我说，「我愿意。」
06
那天晚上离开浅水湾别墅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
海风带着咸腥味吹过来，把我的衬衫吹得猎猎作响。
我站在别墅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灯火通明的白色建筑。
Linda正好从里面出来。
「我送你。」她说，指了指停在门口的一辆黑色轿车。
在车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车窗外，香港的夜景飞速掠过——霓虹灯、高楼大厦、穿梭的车流、永不停歇的人群。
直到车开上了跨海大桥，Linda才开口。
「陈志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
「你为什么要帮我爷爷？」她的目光从后视镜里看着我，「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要对付的是我父亲，是郑氏集团的二号人物，是这座城市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你一个内地来的年轻人，什么背景都没有，凭什么跟他斗？」
我想了想，说：「因为他在做错的事。」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我说，「我爹教过我一句话，手艺要硬，良心更要硬。房子是给人住的，不能出一点问题。如果那些楼用了劣质材料，建起来卖给普通老百姓，将来出了事，那就是害人命。」
我顿了顿：「我做不到看着这种事情发生，然后假装不知道。」
Linda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你知道吗，你跟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什么意思？」
「大多数人遇到这种事，第一反应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算知道有问题，也会选择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你不是。」
她转过头，正视着我：「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却敢站出来做这种事。我不知道该说你是勇敢还是愚蠢。」
「也许都有吧。」我苦笑了一下。
Linda没有笑。
「陈志明，我告诉你，接下来你会遇到什么。」她的语气变得严肃，「我父亲不是一个善茬。他在商场上打拼了二十多年，什么手段都见过，什么事都干过。如果他知道你在收集他的把柄，他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摇摇头，「你以为最坏的结果是被开除？不，最坏的结果是你可能会出意外。工地上那么多机会，让一个人消失，比你想象的容易得多。」
我的心猛地一缩。
「你在吓我？」
「我在提醒你。」Linda说，「你还有机会回头。如果你现在放弃，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可以帮你安排去另一个城市，另一份工作，远离这一切。」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
「你为什么要帮我？」我问，「郑耀宗是你的父亲。」
Linda沉默了几秒钟。
「因为他也做错了很多事。」她的声音很轻，「他不只是在生意上动手脚，他还……」
她没有说下去。
但我看到她的手攥紧了方向盘，指节发白。
「他伤害过我妈。」她终于说出来，「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件事，我爷爷一直不知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向他告密。」Linda说，「在这件事上，我跟你是一边的。」
她把车停在路边，转过身看着我：「但你要想清楚，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车门，走下车。
然后，我弯腰，从车窗看着她。
「Linda，谢谢你的提醒。」我说，「但我不会退缩。」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退缩了，」我说，「我就不是陈德福的儿子了。」
我转身走进九龙的夜色里，身后传来Linda的声音：「陈志明。」
我回过头。
「你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人。」她说，「但也许……也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