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人说，命运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棋局；我却觉得，它更像1998年夏天广州的那场暴雨——来得毫无征兆，却能在顷刻间改变一切。
那年我二十三岁，是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应届毕业生，手里攥着一纸派遣证，心里揣着对「外贸」二字模糊而炽热的向往。
我叫林远舟，一个从粤北山区走出来的穷学生。
我以为那把伞不过是举手之劳，却没想到，它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深渊与黄金并存的大门。
那个中年女人留下的电话号码，在三个月后，将我卷入了一场关于走私、海关、商业暗战的惊涛骇浪。
而我，一个只会背单词的穷书生，必须学会在刀尖上跳舞。
01
1998年7月的广州，像一口被烧开的蒸锅。
空气里弥漫着潮湿和闷热，天际线被乌云压得低低的，仿佛随时都会塌下来。
我站在天河体育中心旁边的人才市场门口，手里攥着一沓被汗水浸软的简历，看着告示栏上密密麻麻的招聘启事，心里却一片茫然。
按理说，在1998年，一个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应该是很吃香的。
可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波还在肆虐，出口订单锐减，外贸公司纷纷裁员。
那些曾经在校园里疯狂抢人的港资、台资企业，如今连招聘摊位都撤了。
「英语专业？会粤语吗？会日语吗？有报关证吗？有工作经验吗？」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把我的自信一片片削下来。
我在人才市场转悠了一整天，投出去三十多份简历，只换回来两句「回去等通知」。
这种「等通知」，我太熟悉了——它的意思就是「没戏」。
下午四点，天终于憋不住了，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
我躲在公交站的雨棚下，看着倾盆大雨把整个城市浇成一片模糊，心里也像被雨水泡烂了一样。
口袋里只剩下二十三块钱，是我这个月最后的生活费。
宿舍下个星期就要清退，我连下个月住哪儿都不知道。
雨越下越大，公交站挤满了躲雨的人。
我缩在角落里，尽量让自己不那么碍事。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雨棚。
她大概四十出头，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藏青色套装，脚上是一双黑色高跟鞋。
那双鞋显然不适合在暴雨天穿——她的一只鞋跟已经陷进了路边的排水沟缝隙里，整个人踉跄着，手里的文件袋被雨水打得透湿，几张纸飘了出来，瞬间被雨水冲走。
「我的报告！」她惊呼一声，想要去捡，却被淋得睁不开眼。
周围的人都往后缩了缩，没有人上前帮忙。
我犹豫了一秒，还是撑开了我那把已经有些破旧的折叠伞，冲进了雨里。
那几张纸已经被冲进了水沟，彻底没救了。
我只能把伞举到她头顶，扶着她回到雨棚下。
「没事吧？」我问。
她狼狈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胸口剧烈起伏着，显然还没从刚才的慌乱中缓过来。
「谢谢你，小伙子。」她喘着气说，「那几张纸……算了，回去重新打印吧。」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湿透的衣服，苦笑了一下：「今天真是倒霉透了。」
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溅起半人高的水花。
她站在雨棚边缘，焦急地张望着，显然是在等出租车。
可在这种天气，出租车比大熊猫还稀罕。
「您住哪儿？」我问。
「东山口。」她叹了口气，「本来约了人谈事情，结果对方临时取消了。我打车过来的，司机把我放在这儿就跑了，说前面路堵死了……」
东山口，离这儿少说也有七八公里。
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我看了看手里那把伞，又看了看她湿透的衣服和沾满泥水的高跟鞋。
「大姐，伞您先拿着用吧。」我把伞递了过去，「我……我住得近，淋一下没关系。」
她愣住了，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把伞给我？那你怎么办？」
「我年轻，扛得住。」我笑了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再说了，这伞也不值钱，您要是觉得过意不去，以后有机会还我就行。」
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目光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最后，她接过了那把伞。
「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上学？」她问。
「林远舟，广外英语系，今年刚毕业。」
她从湿透的手提包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名片也被雨水泡得皱巴巴的，但上面的字还能勉强辨认：「周雅琴，广州市外贸局，科员。」
「林远舟，」她念了一遍我的名字，「这伞我先借走了。过两天雨停了，我还给你。你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把宿舍楼的地址写在了一张纸上，递给她。
她小心地收好，撑开伞，走进了雨幕中。
「谢谢你，小林。」她回过头，冲我点了点头，「你是个好人。」
然后，她的身影就消失在了白茫茫的雨帘里。
我靠在公交站的柱子上，看着那把伞渐渐远去，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那是我唯一的伞。
等雨小一点再走吧，我对自己说。
可那场雨，一直下到了半夜。
我是淋着雨回到宿舍的，第二天就发了高烧。
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时候，我想，那把伞大概是要不回来了。
一个外贸局的干部，怎么可能真的跑到城中村来还一把破伞呢。
02
三天后，烧退了。
我拖着虚弱的身子，继续奔波在求职的路上。
结果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
唯一给我回复的一家公司，是罗冲围的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叫「鑫达进出口」。
老板姓吴，四十来岁，满嘴跑火车，开口闭口就是「我们跟香港那边关系很硬」「海关那边都是熟人」。
公司就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民房改的，客厅摆着几张办公桌，里屋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样品。
「英语专业？好，好！」吴老板上下打量着我，眼睛里闪着精明的光，「我们正缺一个能写英文合同的。底薪八百，提成另算，包一顿午饭。干不干？」
八百块，在1998年的广州，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但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干。」我说。
就这样，我成了鑫达公司的「外贸专员」。
说是外贸专员，其实就是个打杂的。
翻译合同、陪客户吃饭、去海关递材料、帮老板跑腿……什么活儿都得干。
第一周，我就隐约感觉到了不对劲。
公司的「出口业务」，似乎总是游走在灰色地带。
报关单上的货物名称和实际货物对不上，HS编码明显是故意选错的，发票金额也跟实际成交价差了一大截。
「低报关税，懂不懂？」吴老板大大咧咧地跟我解释，「这叫'灰色清关'，行内都这么干。你以为那些大公司的货是怎么进来的？老老实实交税？那还赚什么钱？」
我沉默了。
我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我更知道，如果我现在辞职，明天就得睡大街。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白天在公司干活，晚上回到城中村的出租屋里，翻看从旧书摊淘来的《海关法》和《进出口税则》。
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我一定要弄懂这些东西，找到一条正路。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翻译一份「原产地证明」。
那是一份明显造假的文件——货物明明是从东莞的工厂出来的，却要写成「马来西亚原产」，就为了享受东盟的关税优惠。
我的手停在键盘上，迟迟敲不下去。
「小林，愣着干什么？赶紧啊！」吴老板在旁边催促，「这批货明天就要报关，耽误了你负责？」
我咬了咬牙，继续敲键盘。
就在这时，公司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连衣裙，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折叠伞。
那把伞，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虽然伞面已经旧得有些褪色，但伞把上那道被我用小刀刻上去的「林」字，清晰可见。
是她。
公交站那个淋雨的女人。
「小林？」她也认出了我，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你在这儿工作？」
吴老板立刻凑了上来，满脸堆笑：「哎呀，这位是……？」
「哦，我是外贸局的，周雅琴。」她随口说了一句，目光却始终停留在我身上，「路过这边办点事，顺便来还个伞。」
外贸局？
吴老板的笑容僵了一瞬，随即变得更加殷勤：「周科长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来来来，请坐，喝茶喝茶！」
周雅琴没有理会他，而是走到我面前，把那把伞放在我的桌上。
「林远舟，」她压低声音，「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我跟着她走出了公司，来到楼道里。
她靠在栏杆上，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
「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她开门见山。
「找不到别的工作。」我苦笑，「能有个地方收留，已经不错了。」
「你知道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吗？」她盯着我的眼睛。
我沉默了。
「低报、瞒报、伪造原产地……」她一样一样数出来，「这些事，你都参与了？」
我的脸涨得通红。
「我只是……翻译文件。」我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翻译文件？」她冷笑了一声，「你翻译的每一份假文件，都是走私链条上的一环。你以为你的手是干净的？」
这句话，像一把刀，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想辩解，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周雅琴吐出一口烟，目光变得复杂起来。
「我不是专门来找你的。」她说，「但既然碰上了，我就多说一句——这家公司，迟早要出事。你要是还想有个前途，趁早离开。」
「可是……」我张了张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一串数字。
「这是我丈夫的电话。」她把纸条递给我，「他在海关缉私处工作。你要是真想做外贸这行，三个月后打这个电话。记住，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
我愣住了：「为什么是三个月后？」
周雅琴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好好想想，你到底想要什么。」
说完，她掐灭烟头，转身离开了。
我站在楼道里，攥着那张写满数字的纸条，心里乱成一团麻。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第二天，鑫达公司被海关缉私局查封了。
吴老板连夜跑路，公司账户被冻结，我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拿到。
我拎着自己的东西，站在贴满封条的办公室门口，想起周雅琴昨天说的话：「这家公司，迟早要出事。」
她是怎么知道的？
或者说——她本来就是来「办事」的？
无论如何，我失业了。
而口袋里那张纸条，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03
接下来的日子，比之前更难熬。
我搬出了城中村的出租屋，住进了更便宜的地下室。
每天的生活，就是泡面、白开水、在街头巷尾找零工。
搬货、发传单、在夜市帮人看摊……什么活儿都干。
唯一没变的，是我每天晚上都会翻看那本从旧书摊买来的《海关法》。
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不想让脑子闲下来。
三个月的时间，像一道漫长的刑期。
我无数次想拨打那串号码，又无数次放下了电话。
周雅琴说「三个月后」，一定有她的道理。
我不能让自己显得太急切，太卑微。
更重要的是，我需要时间想清楚一件事——我到底想要什么？
在鑫达的那段日子，让我见识了外贸行业最黑暗的一面。
低报、瞒报、阴阳合同、行贿海关……这些手段，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我厌恶这些东西，但我也清楚，想要在这个行业立足，光有英语是不够的。
我需要懂报关、懂税则、懂HS编码、懂海关法规。
我需要找到一条「正路」。
三个月后的那天早上，我洗了一个澡，换上自己最体面的一件白衬衫，走进了街角的公用电话亭。
我拨通了那串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那边接起来了。
「喂？」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威严而疏离。
「您好，我是林远舟。」我的声音有些发紧，「周雅琴周姐给了我这个号码，让我三个月后打给您。」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男人说，「那个借伞的小伙子。」
「是的。」
「你现在在做什么？」
「……待业。」我老实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
「明天下午三点，黄埔海关家属院，7栋302。」他说，「不要迟到。」
然后，电话挂断了。
我攥着话筒，心跳如鼓。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我就到了黄埔海关家属院门口。
这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小区，门口有岗亭，进出都要登记。
我报上了「7栋302」的门牌号，门卫打了个电话进去，才放我进去。
小区里很安静，绿树成荫，一排排红砖小楼整齐地排列着。
走在里面，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桂花香。
我找到了7栋，爬上三楼，在302室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身材瘦削，目光锐利得像鹰。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圆领T恤，脚上是一双老式的回力球鞋，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
但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男人，站在那里，就有一种让人不敢造次的威压感。
「林远舟？」他上下打量着我。
「是我。」
他侧过身，让我进去：「进来吧。我叫郑国平。」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
一张旧沙发，一台老式的彩色电视机，墙上挂着一幅「宁静致远」的书法。
茶几上摆着一壶茶，茶杯的边缘有些缺损。
「坐。」郑国平指了指沙发。
我拘谨地坐下，屁股只敢沾一半。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靠在对面的椅子上，盯着我看。
那目光像是在打量一件货物，冷静、审视、不带感情。
「你之前在哪儿工作？」他开门见山。
「一家小贸易公司，叫鑫达进出口。」我如实回答。
「鑫达？」他的眉毛挑了一下，「那家公司，上个月被我们查封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吗？」他问。
「……知道。」
「你参与了吗？」
我低下头，沉默了好几秒。
「我……我翻译过一些文件。」我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原产地证明、报关单……」
郑国平没有说话。
沉默在空气中弥漫，像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我的喉咙。
「你知道，」他终于开口，声音冷得像冰，「你翻译的那些'文件'，是什么性质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
郑国平冷笑了一声：「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你给自己找的借口？」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说道：「林远舟，我太太心善，那天淋雨回来，一直念叨你这个借伞的小伙子。说你是个'好人'，让我有机会帮帮你。」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但我这里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扶贫办。我不收'好人'，我只收有用的人。」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心里。
原来，这个世界的规则，从来都是一样的。
「你想做外贸？」郑国平问。
「是。」
「凭什么？」
「凭我的英语，凭我愿意学，凭……」我顿了顿，「凭我不想再走歪路了。」
郑国平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几乎要支撑不住。
最后，他叹了口气。
「这样吧，」他说，「黄埔港那边有家报关行，叫'永信'，正缺一个跑单的。每天在海关、船务公司、货代之间来回跑，递材料、盖章、排队。一个月六百块，风吹日晒，又脏又累。你愿意干吗？」
从一个贸易公司的「外贸专员」，到一个报关行的「跑单员」。
六百块，比之前还少两百。
我攥紧了拳头。
「我干。」
04
黄埔港的码头，是我见过的最繁忙的地方。
巨大的集装箱像积木一样堆成山，龙门吊在空中缓缓移动，重型卡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进驶出，汽笛声、喇叭声、吆喝声混成一片。
空气中弥漫着柴油味、海腥味和货物的霉味。
「跑单员」是这个生态系统里最底层的存在。
每天早上七点，我就要赶到报关行，领取当天需要处理的单据。
然后，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海关大楼、海关监管仓库、船务公司、货代公司之间来回穿梭。
递材料、盖章、排队、催单、补材料、再盖章、再排队……
一天下来，少说要跑上七八趟，脚踏车的轮胎被晒得发软，我的后背被汗水浸透。
最难熬的是在海关大厅排队。
那里永远人满为患，每个窗口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夏天没有空调，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闻着周围各种混杂的汗味，我经常有种要窒息的感觉。
有时候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好不容易轮到你了，窗口的工作人员看一眼材料：「格式不对，重填。」
然后，从头再来。
我从来没有抱怨过。
因为我知道，这个位置虽然卑微，却能让我接触到外贸的全流程。
报关单怎么填、HS编码怎么归类、关税怎么计算、哪些货物需要商检、哪些需要许可证、查验是什么流程、放行是什么流程……
这些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在贸易公司也学不到，只有真正趴在最底层，才能看得清楚。
我白天跑单，晚上回到出租屋里，翻看那本已经被我翻烂的《海关法》和《进出口税则》。
税则是一本砖头一样厚的书，密密麻麻都是数字和代码。
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对应的HS编码。
编码不同，税率就不同，适用的政策也不同。
差一个数字，可能就是天壤之别。
我开始把白天接触到的真实案例，和书上的条文对照起来。
渐渐地，那些枯燥的数字，在我眼里变得鲜活起来。
我开始能一眼看出报关单上的漏洞，开始能判断某个HS编码是否合理，开始能预判海关可能会在哪个环节设卡。
报关行的老板姓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在码头混了一辈子，什么风浪都见过。
他最开始对我没什么印象，毕竟跑单员来来去去，能干满一个月的都不多。
但两个月后，他开始注意到我了。
因为我跑单的效率越来越高，出错率越来越低。
别的跑单员一天跑五单，我能跑八单，还几乎不出错。
「小林，」有一天，陈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你小子是不是学过这行？」
「没有。」我说，「我就是每天晚上看书。」
「看书？」他瞪大了眼睛，「看什么书？」
我从包里掏出那本已经快要散架的《进出口税则》：「这个。」
陈老板愣住了。
他从业三十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跑单员会去啃这种「天书」。
「你……你真能看懂这东西？」
「差不多吧。」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报关单，扔在我面前。
「这单有问题，但我看不出来。你来看看。」
我拿起报关单，仔细看了一遍。
这是一批从德国进口的机械设备，申报的HS编码是「8479.89」——其他未列名的机器。
我皱了皱眉。
「这个归类有问题。」我说，「根据货物描述，这应该是一台自动贴标机，正确的编码应该是'8422.30'——装瓶、封口及贴标签机器。这两个编码的税率差了五个百分点，海关如果查验，肯定过不去。」
陈老板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他抓起电话，打给了货主，一番确认之后，脸色变得非常精彩。
「还真让你说对了。」他放下电话，看我的眼神完全变了，「从明天起，你不用跑单了。我给你涨到八百，你来帮我审单。」
就这样，我从跑单员变成了审单员。
工作内容是在报关行接单之前，先对货主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确保没有明显的错误和漏洞。
这个位置，让我能接触到更多的案例，学到更多的东西。
三个月的时间，我审核了上千份报关单，处理了几十个疑难杂症。
我的名字，开始在码头的报关员圈子里传开了。
「永信那个小林，年轻是年轻，但确实有两把刷子。」
而我知道，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开始。
05
转机发生在第四个月。
那天下午，我正在审核一批从德国进口的机械设备的报关材料。
货主是一家台资企业，叫「宏达精密制造」，老板姓蔡，在东莞开了三家工厂，是我们报关行的大客户。
这批设备的申报价值高达两百万美元，光关税就要交几十万人民币。
我翻看着材料，眉头越皱越紧。
问题太多了。
HS编码归类有争议，合同金额和发票金额对不上，原产地证明的格式也不对……
最要命的是，这批设备里有几台「CNC加工中心」，根据当时的政策，属于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
但货主提供的材料里，根本没有许可证。
「陈老板，」我把材料拿给他，「这单有问题，不能接。」
陈老板看了一眼，脸色变了：「这可是蔡老板的单子，我们行里的大客户。你确定？」
「确定。」我说，「没有进口许可证的CNC加工中心，就是走私。海关查到了，我们报关行也要吃挂落。」
陈老板沉默了。
他在这行干了一辈子，当然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但他也知道，得罪了蔡老板这样的大客户，报关行的日子会很难过。
「我跟蔡老板解释一下吧。」他叹了口气，「你说得对，这单不能接。」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天，陈老板被请去「喝茶」了。
请他的人，是黄埔海关缉私处的一个副处长。
两个小时后，陈老板回来了，脸色煞白。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压低声音说：「小林，出大事了。」
原来，那批德国设备的事情，已经被海关盯上了。
不是因为我们拒绝接单，而是因为——宏达精密的蔡老板，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被海关缉私局立案调查了。
他被举报走私电子元器件，涉案金额高达两千万。
而那批德国设备，只是冰山一角。
更要命的是，海关在调查中发现，蔡老板之所以能长期「灰色清关」，是因为他在海关内部有「保护伞」。
而这个「保护伞」，据说……和郑国平有关系。
「郑国平？」我愣住了，「缉私处的郑处长？」
「不是他本人。」陈老板摇了摇头，「但他以前带过的一个徒弟，现在在负责这个片区的监管。据说蔡老板每个月都给那人送'茶叶费'。」
我的心沉了下去。
郑国平是周雅琴的丈夫，也是间接把我介绍到这个行业的人。
如果他跟走私案扯上关系……
「小林，」陈老板盯着我，「我知道你跟郑处长有点渊源。现在这事儿，你最好离远点，别沾边。」
我点了点头，但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郑国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那天在家里冷冰冰地教训我「不收好人，只收有用的人」的严厉长辈？
还是一个跟走私集团暗中勾连的腐败官员？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需要搞清楚。
三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林远舟？」是郑国平的声音，「明天下午，老地方。」
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下午，我准时出现在了黄埔海关家属院7栋302室门口。
这一次，开门的是周雅琴。
「小林，进来吧。」她的脸色有些疲惫，「老郑在等你。」
我走进客厅，看到郑国平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摊着一堆文件。
「坐。」他指了指对面。
我坐下，目光落在那些文件上。
都是些复印件，有报关单、有发票、有银行流水……
「认识这些东西吗？」他问。
我仔细看了几眼：「宏达精密的案卷？」
「你倒是眼尖。」他淡淡地说，「听说你拒绝了给他们做那批德国设备的报关？」
「是。」
「为什么？」
「没有进口许可证，HS编码归类也有问题。」我说，「接了就是帮人走私。」
郑国平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很好。」他说，「你小子，确实学了点东西。」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说道：「林远舟，我问你一个问题。」
「您说。」
「宏达精密的蔡老板，被举报走私电子元器件，涉案两千万。但他的辩护律师声称，那批货物是'半导体器件'，不是'集成电路'，不需要进口许可证，海关的认定是错误的。」他转过身，目光如炬，「你怎么看？」
我愣了一下。
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涉及到HS编码的归类和相关政策的解读。
「能让我看看案卷吗？」我问。
郑国平把茶几上的文件推到我面前。
我花了半个小时，仔细翻看了那些报关单、发票和商检报告。
货物的描述是「电子元器件，型号：ABC-123，用途：手机主板」。
海关的认定是「HS8542.31——集成电路」，关税是0%，但需要进口许可证。
蔡老板的辩护律师主张应该归入「HS8541.29——半导体器件」，关税5%，不需要许可证。
没有许可证进口需要许可证的商品，就是走私。
如果归类错误，整个案子就要翻盘。
我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快速检索着这几个月学到的所有知识。
「我需要一点时间。」我说，「能给我一个晚上吗？」
郑国平看着我，似乎在评估什么。
「好。」他说，「明天上午十点之前，给我一个答案。」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
我把手头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都翻了一遍——《进出口税则》《HS编码归类总规则》《WTO信息技术协议》……
一直到凌晨四点，我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关键在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器件」的定义，在WTO框架下进行了更新。
海关的认定依据的是1992年的旧标准。
但根据1997年中国签署的《WTO信息技术协议》，对这类产品的分类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
按照新标准，这批货物确实更接近「半导体器件」，而不是「集成电路」。
但问题是——新标准和旧标准之间存在衔接的模糊地带，而且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法规文件明确这一点。
换句话说，蔡老板的辩护律师抓住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法律漏洞。
可这真的意味着他是「被冤枉」的吗？
我继续往下挖。
在商检报告的附件里，我发现了一份隐藏很深的技术参数表。
上面记录的芯片参数，跟报关单上申报的「型号」完全对不上。
申报的是低端的二极管，实际进口的却是高端的CPU芯片。
这不是「归类争议」的问题。
这是赤裸裸的「低报品名、瞒报规避」。
蔡老板不是被冤枉的。
他是一个老练的走私犯，用一个真实的法律漏洞作为掩护，企图蒙混过关。
而他的辩护律师，正在利用海关对新标准不熟悉的弱点，试图翻盘。
如果我把这个分析告诉郑国平……
我会成为这个案子的关键证人。
但我也会彻底得罪蔡老板，以及他背后那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我想起郑国平在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我不收好人，我只收有用的人。」
现在，是证明自己「有用」的时候了。
06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准时出现在了郑国平的办公室。
这一次，不是在他家里，而是在海关缉私处的正式会议室。
房间里除了郑国平，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面容严肃的中年女性，自称是缉私处的科长；另一个是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录音笔。
「林远舟，」郑国平开口了，「说说你的结论。」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份熬了一夜写出来的分析报告放在桌上。
「结论是——蔡老板的辩护律师，只说对了一半。」
我把报告翻到第一页：「关于'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的归类争议，确实存在。海关沿用的是1992年的旧标准，而根据1997年中国签署的WTO信息技术协议，分类标准已经更新。从这个角度看，蔡老板的货物，确实有可能被归入'半导体器件'。」
郑国平的眉头皱了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海关认定有问题？」
「不是。」我摇了摇头，翻到报告的第二页，「因为这批货物真正的问题，不在归类，而在品名。」
我指着那份商检报告的附件：「请看这里。报关单上申报的货物是'二极管，型号ABC-123'，但商检报告附件里记录的芯片参数——频率、功耗、封装尺寸——跟ABC-123完全对不上。根据这些参数，这批货物实际上是高端的CPU芯片，市场价值至少是申报价值的十倍。」
会议室里陷入了沉默。
「换句话说，」我继续说道，「蔡老板不是在'归类争议'上钻空子，而是在'品名申报'上做手脚。他用一个真实的法律漏洞作为掩护，把走私的本质问题掩盖掉了。辩护律师抛出'归类争议'的烟雾弹，就是想让海关陷入技术细节的争论，从而忽略真正的问题。」
「你怎么发现的？」那个中年女科长问。
「我仔细比对了商检报告和报关单。」我说，「申报的型号和实际参数不符，这在正常贸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有人故意造假。」
郑国平站起身，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看了很久。
「林远舟，」他的声音很沉，「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
「你知道蔡老板背后站着谁吗？」
「我不知道。」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但我知道，法规就是法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郑国平盯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过了很久，他突然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好。」他说，「很好。」
他转向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把林远舟的分析整理一下，作为补充证据提交。」
然后，他看向我：「林远舟，后天上午，这个案子要开听证会。蔡老板请了香港最顶尖的律师。如果你的分析是对的，我需要你作为技术证人，出庭作证。」
我的心跳陡然加速。
「我……可以吗？」
「不是'可以'。」郑国平的目光锐利如刀，「是'必须'。你敢吗？」
我想起了四个月前，在那间简陋的客厅里，他说的那句话——「我不收好人，我只收有用的人。」
现在，到了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我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