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食堂大妈打菜针对我,毕业后我被邀请来当评审,她儿子在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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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二零一零年的夏天,我叫陈默。

我揣着一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录取通知书,踏进了江北大学的校门。

计算机系,我们那个贫困县几十年来出的第一个名牌大学生。

父亲在我高三那年出了车祸,肇事司机逃逸,家里为了给他治病,掏空了所有。

他还是没撑过去。

母亲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靠着几亩薄田和给人做零工的微薄收入,把我送进了大学。

开学前,她把所有积蓄都给了我,又从贴身的布袋里,摸出四百块钱。

钱是旧的,皱巴巴的,带着母亲手心的温度和一股淡淡的土腥味。

“默娃,这是你一个月的生活费,省着点花。”

母亲的眼睛里,是期望,也是愧疚。

四百块,在省会江北市,只够我活着。

我戒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开销,唯一的消费场所,就是学校的二食堂。

那里最便宜。

二食堂的三号窗口,打菜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姓刘。

她身材微胖,眼角耷拉着,看人的眼神总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审视和挑剔。

从我第一次端着餐盘站在她面前开始,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那天窗口卖红烧肉,两块钱一份。

油汪汪的肉块在巨大的铁盆里翻滚,香气像是长了钩子,挠得人心里发痒。

排在我前面的男生,穿着一双崭新的篮球鞋,一看就是城里学生。

刘大妈脸上堆着笑,手里的铁勺稳稳当当舀起满满一勺,肉块堆在餐盘里,像座小山。

轮到我了。

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低声说了一句。

“阿姨,一份红烧肉。”

刘大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收敛了,她抬眼皮扫了我一眼。

那一眼,像是在打量一件没有标价的货物。

她手里的勺子舀起肉,手腕却在铁盆边缘“当”地一声,重重一磕。

大半的肉块和浓稠的汤汁,顺着勺子又滑回了盆里。



最后落在我餐盘里的,只有孤零零的两块小肉,和一汪清亮的油。

我愣了一下,看着餐盘里的“红烧肉”,又看了看她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我以为是我的错觉,或许是她手滑了。

可接下来的日子,这种“手滑”成了常态。

同样是土豆丝,别人的餐盘里堆成了小山,到我这里,就是薄薄一层,几乎能看清盘底的图案。

同样是麻婆豆腐,别人的碗里能见到星星点点的肉末,到我这里,就只剩下红油和几块碎豆腐。

这种微妙的差别,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我的心上。

不疼,但是屈辱。

我开始怀疑,这种区别对待,是不是只针对我一个人。

终于,我忍不住和同寝室的老张说了这件事。

老张是本地人,家里条件不错,性格也仗义。

他听完一拍大腿。

“他奶奶的,还有这种事?”

“走,陈默,今天哥陪你再去打一次饭,我倒要看看,她是不是长了一双势利眼!”

那天傍晚,我和老张一前一后地排在了三号窗口的队伍里。

老张排在我前面,他脚上那双名牌运动鞋,在食堂昏黄的灯光下格外显眼。

轮到他时,刘大妈那双耷拉的眼皮立刻抬了起来,褶子里都透着笑意。

“同学,今天想吃点啥?这鱼香肉丝刚出锅的,香着呢!”

老张大大咧咧地说:“来一份鱼香肉丝,再来一份宫保鸡丁,阿姨你多给点啊,我这运动量大。”

“好嘞!”

刘大妈应得那叫一个干脆。

她手里的勺子,一勺下去,是满满的鱼香肉丝,肉丝比青椒都多。

又一勺下去,是堆尖的宫保鸡丁,花生米和鸡丁颗颗饱满。

整个过程,她的手腕稳如泰山,勺子连抖都不抖一下。

然后,轮到了我。

我穿着那件已经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旧T恤,低着头,轻声说。

“阿姨,也来一份鱼香肉丝。”

刘大妈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眼皮往上一翻,露出大片的眼白,手里的勺子懒洋洋地伸进盆里。

舀起来,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就在勺子即将落到我餐盘上的那一刹那,她的手腕,以一种极其熟练且隐蔽的方式,猛地往下一沉,一抖。

哗啦。

大半的肉丝和酱汁,精准地从勺子边缘漏了下去,掉回了盆里。

最终到达我餐盘里的,只有几根孤零零的青椒、木耳丝,和几滴油星子。

老张端着他那丰盛的餐盘,就站在我身后。

他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脸瞬间就涨红了,火气“噌”地一下冒了上来。

他把餐盘往旁边一放,撸起袖子就要冲上去。

“嘿!我说大妈,你什么意思啊?”

“凭什么给他打的就那么点?你那勺子是装了雷达还是怎么的?”

我一把死死地拉住了他。

周围排队的学生都看了过来,目光里有好奇,有同情,也有看热闹的。

我不想成为那个被围观的笑话。

我摇了摇头,对老张低声说。

“算了,老张,何必呢。”

我端着那盘几乎看不见肉的“鱼香肉丝”,拉着还在骂骂咧咧的老张,默默地找了一个最偏僻的角落坐下。

为了半勺菜,去争得面红耳赤,只会让我显得更可悲。

贫穷,有时候会剥夺人挺直腰板的权利。

此后的大学四年,三号窗口的刘大妈,像是把我当成了她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乐趣来源。

她精准地记得我的脸,和我那几件换来换去的旧衣服。

只要我端着餐盘出现在她的窗口前,菜量必定是“独家缩水版”。

这份精准的刻薄,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我成了她眼中“穷酸”的代名词,也成了她向其他同事炫耀自己“火眼金睛”的活靶子。

有一次,我一整天都在图书馆做兼职的录入工作,水米未进。

晚上饿得眼冒金星,站在食堂的队伍里,闻着菜香,胃里一阵阵地抽搐。

轮到我时,看着勺子里那几片可怜巴巴的炒白菜,我实在没忍住。

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近乎乞求地问了一句。

“阿姨,能……能再给点吗?我太饿了。”

刘大妈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她先是一愣,随即白眼一翻,嗓门陡然拔高了八度,确保半个食堂的人都能听见。

“就这些!爱吃不吃!”

“后面还排着队呢!别在这儿耽误大家时间!”

周围的空气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

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里夹杂的窃窃私语和压抑不住的低笑。

我的脸“腾”地一下,涨得通红,像是被人当众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

血气直冲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没敢再多说一个字,端着那盘几乎没怎么动的白菜,在众人的注视下,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窗口。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子里,第一次尝到了屈辱是什么滋味。

它比饥饿更让人难受。

还有一次,食堂难得供应一次鸡腿饭,八块钱一份。

那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是我两天的饭钱。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咬了咬牙,想着给自己改善一下伙食。

我把饭卡递过去,看着刘大妈从一大盆油光锃亮的鸡腿里,用夹子夹起一个最饱满、最肥硕的。

我的心都跟着那只鸡腿提了起来。

可就在她的夹子即将把鸡腿放进我餐盘的那一瞬间,她的手腕,极其自然地一转,一松。

那个完美的鸡腿,掉回了盆里。

电光火石之间,她的夹子又迅速地夹起了旁边一块几乎没什么肉的鸡架骨,“啪”地一声,扔进了我的餐盘。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我彻底愣住了。

我看着餐盘里那块嶙峋的、仿佛被啃过一样的鸡架骨,又抬头看了看她。

刘大妈却像是根本没有看到我震惊的表情,她甚至没有和我对视。

她直接扭过头,冲着我身后的下一个人大声招呼。

“下一个!快点!”

室友们都看不下去了。

老张不止一次地跟我说。

“陈默,别去三号窗口受那个老娘们的鸟气了!大不了咱们哥几个凑钱,请你吃别的!”

我每次都笑着摇头拒绝。

我知道,他们是好意。

但一顿两顿可以,大学四年,我不能靠别人的施舍过活。

我也有我的自尊。

其他的窗口,菜价普遍要贵上五毛到一块钱。

对我来说,那意味着一天要多花一块五到三块钱。

一个月下来,就是将近一百块。

那一百块,是我可以寄回家,给母亲买两瓶治风湿药的钱。

所以,我只能忍。

我学会了每次去打饭,都把头埋得低低的,尽量不去看刘大妈那张充满鄙夷的脸。

我也尽量不让别人,看到我餐盘里那份与众不同的寒酸。

那四年,我像一棵在石头缝里拼命挣扎的野草,汲取着最微薄的养分。

毕业的时候,我站上体重秤。

指针显示,我比刚入校时,瘦了整整二十斤。

大三那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让我永生难忘的事。

那一年,江北下了十年不遇的暴雪。

整个校园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银装素裹,但也寒冷刺骨。

我只有一件从老家带来的薄棉袄,内胆的棉花早就结成了块,根本不保暖。

冷风像无数根细小的针,透过单薄的衣料,拼命往我的骨头缝里钻。

那天晚上,我从图书馆出来,已经冻得嘴唇发紫,手脚都僵硬了。

我哆哆嗦嗦地走进二食堂,想喝一碗热汤暖暖身子。

排队打饭的时候,我的手抖得几乎端不住不锈钢餐盘。

就在刘大妈把饭打给我,我转身的一刹那,手一滑。

“哐当”一声。



餐盘虽然没掉在地上,但里面的米饭,撒了大半在冰冷的瓷砖地面上。

白花花的米粒,散落一地,格外刺眼。

我心疼得要命。

那是我花五毛钱买的二两米饭。

我下意识地就蹲了下去,想把那些看起来还算干净的米粒,一颗一颗地捡起来。

就在这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窗口里飘了出来,像一把淬了毒的冰锥,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耳朵里。

“哟,看看这穷酸样!”

“饭都端不稳,还来上什么大学?趁早回家种地去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是刘大妈的声音。

她甚至没有压低音量。

她的话音刚落,周围排队的学生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那笑声,有的是恶意的,有的是无意的,但在此刻的我听来,都像是响亮的耳光,一下一下地抽在我的脸上。

我蹲在地上,身体僵住了。

我看着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米饭,仿佛看到了自己被踩在脚下,碾得粉碎的尊严。

我慢慢地、慢慢地攥紧了拳头。

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的嫩肉里,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但这身体的疼痛,远远比不上心里的那份屈辱和愤怒。

我没有再去看地上的米饭,也没有再看窗口里那张幸灾乐祸的脸。

我缓缓地站起身,一言不发。

我把餐盘里剩下的一点点菜和米饭,重重地放回了窗口的台面上。

然后,我转过身,挺直了背,一步一步地走出了食堂,走进了外面那漫天的风雪里。

“陈默!你他妈等等我!”

室有老张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他追了出来,一把将自己的羽绒服脱下来,披在了我单薄的身上。

他指着食堂门口的方向,把他毕生所学的所有脏话,都用来问候了刘大妈的祖宗十八代。

骂完,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硬要塞到我的手里。

“兄弟,拿着!别跟哥客气!今晚哥请你吃顿好的,咱们去校门口吃火锅!”

我推开了他的手。

我的眼睛在风雪里,亮得吓人,像是有两团火在烧。

我看着他,只说了一句。

“张哥,等我混出来,请你喝酒。”

二零一四年,我本科毕业。

我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考研深造。

因为我没有钱。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需要尽快赚钱养家。

我揣着大学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几百块钱,和一张南下的火车票,一头扎进了深圳的钢铁丛林。

我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

住在没有窗户,终年不见阳光的农民房里。

吃着最便宜的猪脚饭。

为了省下公交钱,每天骑一个多小时的破自行车上下班。

别人工作八小时,我就工作十六个小时。

别人下班了去喝酒泡吧,我就在公司啃最新的技术文档,研究最前沿的开源代码。

那几年,凌晨两三点的深圳街头,是我最熟悉的风景。

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独。

五年后,我凭借过硬的技术和不要命的拼劲,成了公司最年轻的技术总监。

八年后,我带领我的团队,用无数个不眠之夜,做出了一款现象级的社交应用。

产品上线半年,注册用户破亿。



我成了别人口中那个“技术大神”“业界新贵”。

二零二二年,几家互联网大厂同时向我抛来了橄榄枝,挥舞着天价的年薪和让人眼红的期权。

我最终都拒绝了。

我拿着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加上几笔天使投资,创办了自己的科技公司。

一年后,公司首轮融资,估值三个亿。

我,陈默,终于从那个在食堂捡米饭的穷小子,变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青年企业家。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头衔。

各大顶尖高校纷纷向我发出邀请,请我去做行业讲座,担任客座教授。

其中,就包括我的母校——江北大学。

二零二三年的春天,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打进了我的私人手机。

我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是一个热情又带着几分恭敬的声音。

“喂,请问是陈默,陈总吗?我是江北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王院长啊!”

王院长在电话里,对我这些年的成就大加赞赏,然后,他说明了来意。

他想邀请我,回母校,担任这一届计算机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的评审委员会校外专家。

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江北大学,承载了我四年的青春,也承载了我四年最不愿回首的记忆。

那些饥饿、寒冷和屈辱的片段,像旧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就在我准备找个借口婉拒的时候,王院长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让我无法拒绝。

他说:“陈默啊,母校培养了你,你也该回来看看了,给师弟师妹们传授传授经验嘛。”

“母校培养了你。”

这六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尘封已久的某个角落。

是啊,无论如何,是江北大学给了我一张改变命运的入场券。

没有这张入场券,我可能真的就像刘大妈说的那样,回家种地了。

我沉默了片刻,对着话筒,轻轻地“嗯”了一声。

“好,王院长,我回去。”

答辩前一周,学院的秘书通过邮件,把所有参加答辩的研究生名单和论文压缩包,发到了我的邮箱里。

我坐在深圳南山区顶层写字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落地窗外是繁华的城市天际线。

我端着一杯手冲咖啡,点开了那份名单。

一共十五个学生。

根据专业方向,我被分配评审其中五个人的毕业论文。

我滑动着鼠标,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从眼前划过。

他们青春洋溢的证件照,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自己。

忽然,我的指尖在鼠标上停住了。

一个名字,让我的瞳孔微微一缩。

赵志强。

这个名字,总觉得有几分莫名的熟悉,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究竟在哪里听过。

我鬼使神差地,用鼠标点开了他的个人详细信息。

姓名,赵志强。

性别,男。

年龄,二十六岁。

籍贯,江北省江北市。

指导老师,李建国教授。

我一栏一栏地往下看,直到我的目光,落在了“家庭成员”那一栏上。

我的呼吸,在那一刻,停滞了。

母亲:刘桂芳,江北大学后勤集团员工。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刘桂芳……

这个我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的名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那个在食堂三号窗口,用一把铁勺,精准地丈量着我的贫穷和尊严的女人。

那个在冬夜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嘲讽我“穷酸样”的食堂大妈。

竟然也叫刘桂芳。

会是同一个人吗?

我连忙又点开了赵志强的证件照,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

照片上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但是那眉眼之间,尤其是那微微下耷的眼角,和习惯性抿起的嘴唇,分明有刘桂芳的影子。

我忽然笑了。

我靠在柔软的真皮老板椅上,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这世界,还真是小得像一个圈。

十三年前,她的勺子决定我一顿饭的温饱。

十三年后,我手里的笔,却能决定她儿子能不能顺利毕业。

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合着好奇与冷意的复杂情绪,我点开了那份名为《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智能识别优化算法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

论文的题目起得很大,摘要也写得天花乱坠,各种专业术语堆砌在一起,看起来颇为唬人。

但是,作为在这个领域里摸爬滚打了近十年,从代码一线一路拼杀上来的我来说,有些东西,一眼就能看出不对劲。

我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

尤其是在论文最核心的第四章,关于核心算法实现的部分。

那种代码的行文逻辑,那种算法的架构风格,让我觉得异常的眼熟。

我凭着记忆,在我的电脑里打开了几个国外的顶级学术数据库。

我输入了几个关键词,进行搜索。

很快,一篇三年前,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一篇论文,跳了出来。

我把那篇全英文的原文下载下来。

然后,我打开了两个文档,将它们并排放在了我的大屏幕上。

左边,是赵志强的论文。

右边,是那篇国外大牛的论文。

不看不知道,一看,我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

这根本不是借鉴。

这是像素级的“搬运”。

赵志强的论文,简直就是那篇国外论文的“精装修汉化版”。

他做了一些小聪明。

他把原文中所有的变量名、函数名,全部换了一遍。

比如原文的“processImage”,他改成了“chulitouxiang”。

原文的“user_data_matrix”,他改成了“yonghushujujuzhen”。

他还把原文中一些代码块的顺序,做了颠三倒四的调整。

但论文的整体框架、核心思想、算法的逻辑递进,甚至是实验数据的图表风格,都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

更让我觉得可笑的是,在他的论文最后,那长达几十篇的参考文献列表里,他引用了各种各样的文章。

唯独,没有引用这篇被他“借鉴”得最彻底的原文。

这摆明了,就是仗着评审老师年纪大了,或者工作忙,不会真的大海捞针一样,去一篇一篇地核对几年前的国外文献。

他想赌一把,蒙混过关。

我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这种学术投机的小伎俩,见得太多了。

这是最典型,也是最恶劣的学术抄袭。

按照学校的规定,一旦查实,这种论文应该直接被判定为不通过。

不仅取消本次答辩资格,还要上报学校的学术委员会,进行严肃处理。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导师的声誉。

我的手指,悬在鼠标上。

只要我点一下,写一封举报邮件发给王院长。

赵志强的学术生涯,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我默默地打开了文档的批注功能。

我用最刺目的红色字体,在赵志强的那份论文上,一处一处地,把他抄袭、雷同、甚至是直接翻译过来的地方,全部标注了出来。

原文的句子,和他“汉化”后的句子,并排陈列。

原文的代码,和他修改变量名后的代码,左右对比。

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很快就爬满了整个屏幕。

做完这一切,我关掉了文档,把电脑合上。

我靠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心里出奇的平静。

我忽然很想亲眼看一看。

答辩那天,这位刘大-妈的宝贝儿子,站在台上,面对我这些血红色的批注时,会是怎样一副精彩的表情。

我也想看看,他要怎么当着所有评审老师的面,圆这个弥天大谎。

答辩的前一天,我提前飞回了江北。

我拒绝了学院安排的接送和酒店,自己打车回了母校。

十三年过去了。

校园里多了几栋崭新的实验楼,主干道两旁的梧桐树,比记忆里更加粗壮茂盛。

我走在熟悉又陌生的林荫道上,一时间百感交集。

不知不觉,我的双脚,竟然鬼使神差地,把我带到了那个我曾经无比熟悉,又无比抗拒的地方。

二食堂。

还是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门口的台阶因为常年的踩踏,边缘已经磨损得十分光滑。

空气中,依旧弥漫着饭菜的香气、消毒水的味道,和青春荷尔蒙混合在一起的,独属于大学食堂的气息。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迈步走了进去。

傍晚六点,正是饭点。

食堂里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面孔。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径直走向了那个我曾经光顾了四年的窗口。

三号窗口。



窗口的后面,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埋头给学生打菜。

是刘桂芳。

她的头发,比记忆里白了大半,稀疏地贴在头皮上。

脸上的皱纹,也像刀刻一样,深了许多。

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但是,当她抬起头,不耐烦地催促学生快点的时候,那双习惯性打量人的、带着几分尖酸和势利的眼睛,一点都没变。

我悄无声息地,排在了长长的队伍末尾。

前面,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学弟学妹。

他们有的在讨论刚结束的篮球赛,有的在吐槽下午那堂枯燥的专业课。

我很好奇。

十三年过去了,她还认不认得我。

队伍一点点地向前挪动。

终于,轮到我了。

我把一张崭新的不锈钢餐盘,放在了窗口的台面上。

刘桂芳习惯性地抬起头,准备开口问我吃什么。

她的目光,扫过我的脸,有了一瞬间的停顿。

然后,她的视线,不受控制地,落在了我手腕上那块价值不菲的百达翡丽手表上。

接着,又从我的手表,一路向上,扫过我身上那套剪裁合体的阿玛尼定制西装。

她的目光,在我的衣服和手表上,明显地停留了足足有两秒钟。

下一秒。

奇迹发生了。

她脸上所有因劳累而产生的疲惫和不耐烦,都像被风吹走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谄媚和讨好的热情笑容。

她眼角的皱纹,都堆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

“哎哟!这位老师!来吃饭啊?”

她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甜得发腻的语气开口了。

“今天这红烧排骨烧得特别好,刚出锅的!我给您多来点,补补身子!”

说着,她手里的那把大铁勺,高高地举了起来。

满满一勺油光发亮的红烧排骨,堆得冒了尖,颤巍巍地,就要往我的餐盘里倒。

那分量,比当年给老张打的还要多。

我没有说话。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看着她脸上那真诚得近乎虚伪的笑容。

看着那满满一勺、即将落下的排骨。

一瞬间,我觉得讽刺到了极点。

十三年前,同一个窗口,同一个人,同样一道菜。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默默地,把面前空空如也的餐盘,往前一推,挡住了她即将落下的勺子。

然后,我转过身,一言不发地,在她的注视下,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刘桂芳困惑又带着一丝恼怒的声音。

“哎!这人怎么回事啊?”

“毛病吧?菜都不要就走了?”

答辩当天上午,九点整。

我走进分配给评审专家的休息室,王院长和其他几位评审老师已经到了。

大家正在寒暄客套。

我刚坐下,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就震动了起来。

我拿出来一看。

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走到窗边,随手接了起来。

“喂,你好。”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那声音,带着几分小心翼翼,又带着几分刻意的讨好。

“喂……请问,是陈默,陈教授吧?”

我的心,猛地一动。

这个声音,太熟悉了。

“我是。”我淡淡地回答。

“哎呀,陈教授您好您好!我是赵志强的妈妈,我叫刘桂芳。那个……我想跟您见个面,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我端起桌上的茶杯,吹了吹热气,语气平淡得没有一丝波澜。

“我现在没空,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

当声音再次响起时,那讨好的语气,已经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撕破脸皮的、毫不掩饰的强硬。

“陈教授,我知道你是谁。”

“十几年前在食堂,我可能……是有点怠慢过你。但那些都是过去的小事了,人要往前看,对不对?”

“今天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

她的声音,陡然变得尖锐起来。



“我儿子这次答辩,你最好高抬贵手,让他过了!”

我听着电话里这理直气壮的命令,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

“刘大姐,你这是在威胁我?”

电话那头,刘桂芳的声音,彻底变成了撒泼式的尖利和蛮横。

“我不管你以前受过什么委屈!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儿子的前途是天大的事!”

“你要是敢因为以前那点破事,动他一根汗毛——”

她一字一顿,念出了我的名字。

“陈默,你试试看!”

她居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的名字。

我正要开口说话。

休息室的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粗暴地推开了。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齐刷刷地朝门口看去。

门口站着的人,正是刘桂芳。

她手里还死死地攥着正在通话中的手机,一张脸因为愤怒和激动而扭曲变形,满眼都是狰狞的血丝,像一头被激怒的母兽,死死地瞪着我。

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人,一脸的茫然和无措。

是赵志强。

“妈?你干什么啊!”赵志强想去拉她。

“你给我滚一边去!这里没你的事!”刘桂芳一把甩开儿子的手。

休息室里的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王院长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

“你是什么人?谁让你进来的?”

其他几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都惊呆了,面面相觑。

刘桂芳完全无视其他人。

她的眼睛里,只有我。

她一步一步地,冲到我的面前。

她把声音压得很低,但那股从牙缝里迸出来的狠劲,却让整个房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陈默,我最后再说一遍——”

“我儿子的论文,你敢不让过,咱们走着瞧!”

“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什么狗屁教授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我一个在食堂刷盘子的烂命一条,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看着她那张因怨恨而扭曲的、近在咫尺的脸,忽然笑了。

我缓缓地站起身,目光平静地越过她,看向她身后那个已经面如死灰的儿子。

然后,我拿起桌上那份被我用红色批注标记得密密麻麻的论文,当着王院长,当着所有评审老师,当着刘桂芳和赵志强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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