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谭余保向毛主席申请回老家清理叛徒，主席亲签电文：同意

1955年仲夏，长沙南门外的老兵招待所里，几位刚参加完授衔典礼的军人围坐喝茶。一个少将忽然发问：“如果当年没有那封‘同意回乡’的电报，湘赣边今天会是什么样？”茶水升腾的雾气里，人们一下子想起六年前的冬天——那封由毛主席亲笔批示的电文，把谭余保送回了湖南，也让大批潜逃多年的叛徒无处遁形。

时间拨回到1949年11月。北平寒风凛冽，中央机关正为建立新政权紧张筹备。许多老红军获得要职提名，谭余保也在名单之列。然而，他拿到任职通知的当晚，只写了一张薄薄的请战书：回湘赣边，清理叛徒，不计名利。第二天，申请就被送到西柏坡旧址的办公桌前。毛主席看罢，提笔批示“同意”二字，并加盖了中央军委特急电报章。电报由中央警卫通信班连夜发往长沙，新中国第一位“主动申请下放”的省级干部就此踏上归途。

人们很难理解他为何如此执拗。答案埋在1934年的雪泥鸿爪里。那年冬天，他率湘赣省委机关突围，途中路过红军医院，看见一群孩子围在门口玩耍。他随手掏糖逗童，却与八岁的长女不期而遇——孩子历经封锁线独自逃难，只为寻找父亲。短暂团聚之后，女儿口中“他们都死了”五个字，让谭余保的心一下凝成寒铁。从此，“叛徒”二字，在他词典里与“家毁人亡”画上等号。

1935年棋盘山事件，又把这份冷硬铸进骨血。陈洪时兵变后，派密探假投诚，两个基层将领被误以为同党。其中彭克胜被立刻处决，傅云飞险些陪葬。队伍紧急状态下的错杀，让谭余保夜不能寐。后来他写在工作笔记里的一句批注，“疑则审，审后快刀”，成了他此后肃奸的行事准则。

1938年，谭余保到延安出席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陈毅劝他留校养病，并在信中提醒：“理论和文化，亦为战斗武器。”谭余保接受建议，在马列学院修习整整一年。然而，病情稍缓，他又念起湘赣边的游击队。1941年噩耗传来：昔日警卫长颜福华抢走埋藏装备，转而投敌，导致特委机关被破坏。听到消息那夜，谭余保肺病急剧加重，三天没有合眼。

胜利曙光越来越近，他的笔记本却只剩一句重复的备忘：“追颜、毙颜”。新中国成立在即，把权位让给更合适的人，而自己回乡“完成未竟之责”，在谭余保看来顺理成章。主席批准后，他带两名参谋南下。火车到衡阳已是深夜，他没回家，径直进驻省公安厅，连夜调阅三省通缉档案。一张张卷宗在煤油灯下翻动，厚度最终压平了书桌上那盏瓷杯的茶沫。

一个月后，永新召开老区烈军属代表大会。会场里掌声刚落，谭余保突然起身，抬手指向角落：“那个人——站着！”公安人员将惊慌失措的嫌犯带到场外核实，身份正是1933年潜逃的团部副官，早已被判死罪。当天执行。老区群众私下议论：“谭主席雷霆手段一点没改，叛徒只要撞见他，必定难活。”

与此同时，大耳朵狗扁牯余部仍在衡山深处活动。土匪打扮成“蒙面侠”，既抢劫行商，也冒充八路侵犯百姓，影响恶劣。谭余保命特勤营连夜围歼，亲自押送首犯到县城广场处决，令瑟缩的残匪立刻作鸟兽散。地方人士后来评价：“一纸电文换来十年安宁。”

但他毕竟是血肉之躯。1950年春，连续七个月昼夜奔波，旧病复发，被中央强令返京治疗。离开长沙那天，他站在月台低声对警卫说：“叛徒还没清完，你们替我盯着。”随后咳嗽着上车。此后几年，他一直关注湘赣边案情。1965年偶然在香港杂志上读到颜福华投敌文章，无奈地把刊物合上，放在床头，再没有翻动。

1980年1月10日，谭余保在北京病逝。遗体告别仪式在长沙举行，花圈上“真正的农民领袖”八字格外醒目。参加仪式的老战士们悄声议论：“他最在乎的，其实一直只有两件事：枪里的子弹够不够，叛徒抓没抓。”这种近乎原教旨的坚硬个性，让许多人敬而生畏，却也正因如此，湘赣边的后方才得以根基稳固。

从提交请战书到最后一次巡视老区，谭余保只用了不到两年，却清算了三百余名潜伏叛徒，追回武器一千二百余支。数据枯燥，意义却直观：湘赣边没出现大规模复辟骚乱，剿匪部队可以抽调去支援西南，开国后的社会稳定建设由此提前铺开。与其说那封电报成全了谭余保，不如说成全了正在雏形中的地方政权。它的背后，是三十年血与火的执念，以及一个老红军对“清白”二字近乎苛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