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姐，钱下来了，你的那份，我给你转过去。”电话那头，弟弟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
“多少？”我小心翼翼地问。“两万五。”他平静地回答。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六百多万的拆迁款，我就值两万五？他说：“你要是觉得不公，那就法庭见，我手里有爸的遗嘱。”
我最终选择了妥协，可四十天后，一个电话却让我浑身冰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正在给客户改最后一遍方案。
是弟弟林建国打来的。
“姐，老宅要拆迁了。”
他的声音隔着听筒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ง的疏离。
我心里咯噔一下，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
老宅。
那是我们长大的地方，也是父母留下的唯一祖产。
三间青砖瓦的正房，带着一个宽敞到能停下两辆卡车的大院子，还有院角那棵我小时候最爱爬的香椿树。
在如今这个寸土寸金的时代，那片地少说也有二百多个平方。
我定了定神，问他：“什么时候的事？具体怎么说？”
“就这几天定的，拆迁办的人都来量过面积了。”
弟弟的语气很淡，仿佛在说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
“姐，你在省城忙，离得也远，来回跑不方便。”
“这边的事，我跟张丽盯着就行。”
“等到最后需要签字的时候，你再回来一趟。”
他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却没有给我留下一丝插话的余地。
我心里那股隐隐的不安，又冒了出来。
可转念一想，他毕竟是我的亲弟弟，血浓于水，总不至于在这种大事上坑我。
“好，那你多费心了。”我只能这么说。
挂了电话，我却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工作。
窗外是省城的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可我的思绪却飘回了那个偏僻的小镇，那个充满了回忆的老院子。
还有我那对，偏心了一辈子的父母。
父亲三年前走的，母亲去年也跟着去了。
他们生前，对我和弟弟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模样。
我是家里的老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那一年，我成了村里飞出的第一只金凤凰。
可家里只给我凑够了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父亲说：“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要嫁人。”
之后几年的学费，都是我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自己挣的。
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嫁给了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日子不算富裕，但还算安稳。
弟弟林建国不一样。
他从小就不爱读书，初中毕业就混迹社会。
父母却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他们托关系、花大钱，硬是把他塞进了一个技校。
毕业后，又拿出全部积蓄，支持他在镇上开了家小五金店。
弟弟结婚的时候，女方要二十万彩礼。
父母二话不说，东拼西凑，甚至不惜拉下老脸找亲戚借钱，把这笔彩礼凑得齐齐整整。
弟媳张丽进门那天，风光无限。
轮到我出嫁，父母只给了一床崭新的棉被。
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小慧，你嫁到城里享福去了，家里这点东西你也看不上。这床被子是妈亲手弹的棉花，暖和。”
我当时笑着说没事，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疼。
这些年，我不是没有怨过。
可每次看到父母日渐苍老的脸，和他们提起弟弟时那满眼的骄傲，我就把所有的话都咽了回肚子里。
他们觉得，儿子是根，是传承香火的，女儿是水，早晚要泼出去。
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我无力改变。
如今，父母不在了，老宅成了我们姐弟俩唯一的牵绊。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别多想，也许是我想多了。
再怎么样，他也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半个月后，弟弟再次打来电话，让我回去签字。
我跟单位请了三天假，坐上了回老家的长途汽车。
车窗外的景物不断倒退，我的心情也愈发复杂。
下了车，我没有直接回老宅，而是按照弟弟给的地址，找到了他在镇上新买的房子。
这是一个高档小区，绿化很好，楼房崭新。
我站在楼下，看着那明亮的窗户，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敲开门，是弟媳张丽。
她看到我，脸上立刻堆起了夸张的笑容。
“哎呀，大姑子回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她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从我手里抢过行李。
“建国！快看谁回来了！你姐回来了！”她冲着屋里喊。
弟弟从卧室里走出来，身上还穿着睡衣，打着哈欠。
“姐，你来了。”他淡淡地打了声招呼。
“路上累了吧？快坐下喝口水。”张丽把我按在沙发上，手脚麻利地倒了一杯热茶递过来。
“你看我们这刚搬进来，乱七八糟的，你别嫌弃。”她满脸堆笑，眼神却在我身上滴溜溜地转。
这过分的热情，让我心里那股不安的感觉，又浓重了几分。
我打量着这套房子，装修得很不错，家电也都是全新的名牌。
“你们这房子……什么时候买的？”我忍不住问。
“就上个月。”张丽抢着回答，“这不，想着老宅那边早晚要拆，我们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不是？建国他爸妈留下那点钱，加上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积蓄，勉强凑了个首付。”
她的回答滴水不漏。
可我记得，母亲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他们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都给弟弟娶媳妇、开店花光了，没能给我留下什么。
我没有再追问，只是默默地喝着茶。
弟弟坐到我对面，从茶几下面拿出一摞厚厚的文件。
“姐，就是这个，拆迁补偿协议。”
他把文件推到我面前，又递过来一支笔。
“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就在这几个地方签个字。”他指着几处已经用红笔圈出来的位置。
我拿起那份协议，想要仔细看看里面的条款。
上面的数字和条款密密麻麻，看得我眼花。
“主要看什么？”我问。
弟弟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姐，你信不过我啊？”
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这都是拆迁办的统一格式，标准合同，家家户户都一样，没什么好看的。”
弟媳张丽在旁边端着水果盘走过来，恰到好处地开了口。
“就是啊，大姑子，这都是建国跑前跑后跟拆迁办的人磨了多久才谈下来的最优条件。”
她把果盘重重地放在茶几上，发出一声脆响。
“大姑子这些年在城里待久了，见了世面，心眼也多了，现在连自家人都防着呢。”
她的话阴阳怪气，像一根根软刺，扎得我后背发麻。
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我不是不信他，我只是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看着弟弟不耐烦的脸，和弟媳那张咄咄逼人的嘴，我忽然觉得很累。
我不想和他们吵。
在这种氛围里，任何的坚持和追问，都会被解读为猜忌和不信任，只会把本就脆弱的姐弟关系推向更深的裂痕。
“我没那个意思。”我低声说。
我拿起笔，在那几个被圈出来的地方，草草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小慧。
签完字，屋子里的气氛瞬间松弛下来。
张丽又恢复了笑容，热情地招呼我吃水果。
弟弟也靠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看起来轻松了不少。
临走前，我要去老宅看看。
弟弟说：“那边都搬空了，乱七八......糟的，有什么好看的。等拆了再说吧。”
他极力阻拦。
我坚持要去。
最后，他拗不过我，才开车带我过去。
老宅的门上已经用红漆喷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显得格外刺眼。
院子里的东西都搬空了，只剩下满地的狼藉和那棵孤零零的香椿树。
我推开正房的门，一股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
墙上，父母的黑白遗像还挂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
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建国，那……拆迁款大概有多少？”
弟弟正低头玩着手机，闻言头也没抬，含糊地应了一声。
“还没最终定下来呢，有好几项补偿，算法复杂得很。”
“等钱下来再说吧。”
他的回答，让我心里最后一点期待也沉了下去。
我没再说什么，默默地走出了那个即将消失的家。
回到省城后，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没有再主动联系弟弟，他也没有联系我。
关于老宅，关于拆迁款，就像一颗被强行咽下去的石子，沉在我的心底，硌得我时时作痛。
直到一个月后，一个周六的早上，弟弟的电话再次打来。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喂，建国。”
“姐，拆迁款下来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比上次轻松了许多，甚至带了一点点不易察ึง的兴奋。
“下来了？”我的声音有些发颤，“多少？”
“总共六百八十二万五千。”
弟弟报出的这个数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
六百八十二万五……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
我从没想过，那个破旧的老宅，竟然能值这么多钱。
巨大的惊喜砸得我有些晕眩。
我飞快地在心里算了一笔账。
按照法律，父母的遗产，子女是平等的继承人。
我们姐弟两个人，一人一半的话，我能分到三百四十多万。
就算弟弟觉得他常年在家照顾父母，理应多拿一些，哪怕是只分我三分之一，那也还有两百多万。
有了这笔钱，我们就能把房贷还清，还能换一辆好点的车，儿子上大学的费用也不用愁了。
我甚至可以辞掉现在这份耗心耗力的工作，自己开个小店……
无数美好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翻涌。
我激动得手心都在冒汗。
“建国，那……那我们怎么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然后，弟弟的下一句话，让我如坠冰窟。
“姐，我和丽子商量了一下。”
他的语气变得公事公办起来。
“给你两万五。”
“多少？”
我以为我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声音尖锐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两万五。”弟弟重复了一遍，语气里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我的血一下子冲上了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
“林建国！你什么意思？六百八十多万，你就给我两万五？你打发叫花子呢？”我控制不住地吼了起来。
“姐，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解释。”
弟弟的声音依旧很冷静，冷静得近乎残忍。
“第一，爸妈生前不止一次说过，这老宅是留给我这个儿子的，以后传给孙子的，跟你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没关系。”
“第二，这些年，爸妈生病住院，端屎端尿，是我和张丽在跟前伺候。你除了逢年过节回来看看，出过一分钱，出过一分力吗？”
“第三，你出嫁这么多年，回过这个家几次？这个家早就跟你没关系了。”
“现在给你这两万五，已经是看在我们是亲姐弟的情分上了。要按爸妈的意思，你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
他理直气壮地一条条列数着我的“罪状”。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狠狠地捅在我的心上。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来，在他心里，我早已不是家人，只是一个偶尔回来探亲的客人。
原来，他所谓的“费心”，就是把所有的钱都算计到他自己的口袋里。
原来，那过分的热情，那不耐烦的催促，都是为了今天这一刻。
“林建国，你混蛋！”我泣不成声，“那是爸妈留下的财产，不是你一个人的！我要去告你！”
“告我？”
电话那头的弟弟冷笑了一声。
“姐，我劝你想清楚。”
“你要是觉得不公平，那咱们就法院见。”
“不过我提醒你一句，我手里有爸妈生前的遗嘱，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老宅子就是留给我的。”
“到时候闹上法庭，别说两万五，你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脸上还不好看。”
“嘟……嘟……嘟……”
电话被他无情地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瘫坐在沙发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心，像是被人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疼得我无法呼吸。
我不甘心。
我不相信父亲会如此绝情。
第二天，我便不顾丈夫的劝阻，再次踏上了回老家的路。
这一次，我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
我直接冲到了弟弟的新家里。
开门的依旧是张丽。
她看到我，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换上了一副假惺惺的关切。
“哎呀，大姑子，你怎么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我懒得跟她废话，一把推开她，冲了进去。
“林建国呢！让他出来！”
弟弟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我，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姐，你又来闹什么？”
“遗嘱！”我死死地盯着他，“你说有爸的遗嘱，拿出来给我看！”
弟弟和张丽对视了一眼，眼神有些闪躲。
“你看那个干什么？都是过去的事了。”
“拿出来！”我歇斯底里地喊道。
僵持了许久，弟弟才不情不愿地从一个上锁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他从里面抽出一张已经泛黄的纸。
那是一份手写的遗嘱。
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我认得，那是我父亲的笔迹。
遗嘱的内容很简单，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眼睛里：
“本人林德旺，在头脑清醒之际，立下遗嘱。本人名下位于城东街道前进村的老宅一处，以及所有财产，在我百年之后，全部由我的儿子林建国一人继承。女儿林小慧早已出嫁，是别家的人，不参与家中任何财产分配。”
落款处，是父亲的名字，还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日期，是父亲去世前三个月。
我盯着那份遗嘱，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空了。
白纸，黑字，红手印。
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那么不可辩驳。
可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父亲虽然重男轻女，偏心了一辈子，可他不至于如此狠心，一分钱都不留给我。
我猛地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情景。
他躺在病床上，已经说不出话来，却死死地拉着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挣扎和愧疚。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断断续续地说：“小慧……爸……爸对不起你……”
后面的话，他没能说完，就咽了气。
当时我以为，他是为这辈子的偏心而道歉。
现在想来，或许他想说的，并不仅仅是这些。
“这不可能！”我指着遗嘱，声音颤抖，“爸临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这份遗嘱一定是你们伪造的！”
“伪造？”
还没等弟弟说话，一旁的张丽就炸了。
她双手叉腰，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冲到我面前。
“林小慧，你说话要讲良心！我们伪造遗嘱？你有证据吗？”
“这上面白纸黑字，爸的签名手印都在，你想赖账？”
“我告诉你，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你还想回来分家产？你做梦！”
“这些年你管过家里吗？爸妈生病你伺候过一天吗？现在看拆迁有钱了就跑回来眼红，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她的声音尖利刺耳，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我看向弟弟，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可他只是冷眼旁观，任由自己的妻子辱骂亲姐姐，一句话都不帮。
那一刻，我的心彻底死了。
巨大的愤怒和委屈冲垮了我的理智，我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来，已经躺在了镇卫生院的病床上。
丈夫守在床边，满脸愁容。
我因为急火攻心，大病了一场。
出院后，丈夫劝我：“算了吧，小慧。为了这点钱，跟娘家彻底闹翻，以后还怎么走动？亲戚们怎么看我们？”
“再说了，你弟弟手里有遗嘱，咱们真打官司，也未必能赢。”
“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家里不能再闹得鸡飞狗跳的了。”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滑落。
是啊，我还能怎么样呢？
跟他们撕破脸皮，对簿公堂？
我没有那个精力，也没有那个勇气。
几天后，我的手机收到一条银行短信。
到账金额：两万五千元。
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含着泪，默默地删掉了弟弟和弟媳所有的联系方式。
从此以后，我就当没有这个娘家了。
这件事，我把它死死地压在心底最深处，对谁也不再提起。
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四十天，足够让一道流血的伤口结痂，虽然疤痕依旧狰狞。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和家庭中，努力让自己不去想那笔钱，不去想那份遗嘱，不去想那对冷漠的姐弟。
我开始频繁地加班，用忙碌来麻痹自己。
丈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也只能默默地给我多做点好吃的。
儿子的学习成绩很稳定，这是这段时间里，唯一能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亲戚们的风言风语，偶尔也会传到我的耳朵里。
有人说我傻，这么大一笔钱，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
有人说我活该，谁让我当初不看清楚就签字。
也有人私下里议论，说弟弟林建国这事做得太过分，太绝情。
我一概不听，不问，不理。
生活就像一列无法回头的火车，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
那天，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三下午。
我正在公司对着电脑赶一份紧急的报表，办公室里只有键盘敲击的噼啪声。
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我瞥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区号是老家的。
我的心，没来由地一咯噔。
是弟弟换了号码又打来了？还是哪个亲戚？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喂，你好。”
“你好，请问是林小慧女士吗？”
电话那头，是一个沉稳的男声，听起来很陌生。
“我是。”我回答道。
对方清了清嗓子，自报家门。
“你好林女士，我是城东街道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拆迁办？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怎么会突然打电话给我？
难道是弟弟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请问……有什么事吗？”我的声音有些紧张。
对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古怪。
“林女士，是这样的。关于你们家前进村那套老宅的拆迁补偿款事宜，我们这边在核查历史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嗯……一些情况。”
他的措辞很谨慎，带着一种欲言又止的意味。
“什么情况？”我追问道，手心开始冒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那两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然后，那个声音再次响起，问出了一个让我匪夷所思的问题。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你弟弟林建国已经过来签过字，领走了全部六百八十二万五千元的补偿款，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