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参考来源：《郭沫若传》《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于立群回忆录（手稿）》《周恩来年谱（1898-1949）》《申报》及相关历史档案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郭先生，外界传言，您之所以毅然归国，并非全为抗战，实则是在上海早有红颜知己，此番不过是借国难之名，行抛妻弃子之实。对此，您有何回应？”
年轻的记者将话筒几乎杵到我的脸上，那问题，尖锐得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
我看着他那张因兴奋而涨红的脸，心中一片冰冷。
“我的家事，不足为外人道。”
我的声音沙哑，连日来的奔波与内心的煎熬，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
“国之不存，家何以附？我郭某人能回应的，只有八个字——”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所有或好奇、或鄙夷、或探究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共赴国难，义不容辞。”
那时，上海滩的流言蜚语，像无孔不入的潮湿空气，将我层层包裹。
他们骂我“薄情寡义”，骂我“伪君子”。
我无法辩解，也不能辩解。
我只能将对东瀛那个家所有的牵挂与愧疚，都深深地埋在心底，化作笔下讨伐日寇的刀枪。
我以为，我的余生，将在这种无尽的煎熬与战斗中度过。
直到，那个叫于立群的女子，像一道划破暗夜的流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937年7月28日，深夜，日本，市川市。
窗外的夜，静得像一潭死水，只有几声蛙鸣，偶尔划破这令人窒息的沉寂。
我站在书桌前，久久无法落笔。
桌上，摊着一张洁白的信纸。旁边，是我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关于“七七事变”后，日军已全面侵华的最新消息。
卢沟桥的炮火，宛平城的硝烟，隔着茫茫的东海，却仿佛就在我的耳边轰鸣，灼烧着我的每一寸神经。
我的祖国，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凌辱和践踏。
而我，一个本该为她呐喊、为她战斗的中国人，却还在这片发动侵略的土地上，苟且偷生。
我的妻子，佐藤富子，我习惯叫她安娜，已经睡下了。
隔壁的房间里，还睡着我们的五个孩子。
我能想象到她熟睡时的样子，恬静而安详，嘴角或许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二十年前，她为了我这个来自异国的穷学生，毅然与显赫的家族决裂，跟着我私奔，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
她为我生儿育女，为我操持着这个清贫的家，将她所有的青春和爱，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我的身上。
她是我生命中，除了母亲之外，最重要、也最亏欠的女人。
可现在，我却要做出一件足以将她彻底推进深渊的、最残忍的事。
我要离开她，离开这个家，离开这片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土地。
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
这个念头，像一棵疯狂生长的藤蔓，早已将我的心脏勒得鲜血淋漓。
我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我将永远无法原谅我自己。
我终于拿起笔，在那张空白的信纸上，写下了那封我这一生中，最痛苦、也最简短的诀别信。
我不敢写“爱”，也不敢写“对不起”。
我怕一旦写下这些字眼，我好不容易筑起的、那道用理智和决心垒成的堤坝，就会瞬间崩溃。
我只能用最冰冷、最决绝的字眼，来掩饰我内心的懦弱和不舍。
“……国难当头，无法顾及儿女私情，请你谅解。照顾好孩子们……”
写完信，我将它轻轻地放在了安娜的枕边。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亲手布置的、充满了我们共同记忆的家。
墙上，还挂着我为孩子们画的画。
书架上，还摆着安娜为我精心装订的手稿。
空气里，还弥漫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我所熟悉的馨香。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撕裂开来。
我不敢再多看一眼，我怕自己会动摇。
我从后门，悄无声息地，溜了出去，像一个畏罪潜逃的小偷。
友人周文山，早已在约好的街角，开着车等我。
“沫若，都安排好了。船票在码头有人接应，直接去上海。”他的声音，在静谧的夜色里，显得格外沉稳。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坐进了车里。
车子开动，我终究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
那栋二层的小楼，在夜色中，像一个沉默的黑影，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那里，有我的爱人，我的骨肉，我二十年的青春岁月。
而我，却要亲手，将这一切，彻底地、毫不留情地，抛弃。
车窗外的市川市，依旧在沉睡。
它不知道，今夜，有一个异乡的游子，正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与他的过去，进行着一场生死的诀别。
眼泪，终于还是不争气地，模糊了我的双眼。
安娜，我的安娜，原谅我。
1937年8月的上海，像一个巨大的、即将沸腾的高压锅。
空气里，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味，和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息。
我抵达上海的消息，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迅速在文化界和新闻界，激起了层层的涟漪。
在友人周文山的安排下，我很快就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我住进了法租界的一个小阁楼里，不分昼夜地，奋笔疾书。
我将我对日寇所有的愤怒、仇恨，以及对我那破碎的家庭所有的痛苦和愧疚，都倾注到了笔端，化作一篇篇讨伐的檄文，一个个激昂的剧本。
《告日本国民书》、《再告日本国民书》……
这些文章，像一颗颗重磅炸弹，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之后，立刻轰动了全国。
无数的热血青年，被我的文字所感染，所鼓舞，他们将我视作从东瀛归来的、抗日的文化旗手。
我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万众瞩目的风口浪尖。
然而，鲜花和掌声的背后，是同样汹涌的、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和诋毁。
我“抛妻弃子”的行为，很快就从日本，传到了国内。
上海滩那些嗅觉灵敏的、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报记者们，像闻到了血腥味的苍蝇，蜂拥而至。
他们添油加醋，恶意揣测，将我描绘成一个为了个人前途和虚名，不惜抛弃发妻和五个亲生骨肉的、“薄情寡义”的伪君子。
甚至有传言说，我之所以如此决绝地离开日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抗战救国，而是因为早就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另有新欢。
此番归来，不过是借着国难当头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行抛妻弃子之实罢了。
一时间，“郭沫若”这个名字，成了上海滩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一半的人，将我捧上神坛，视我为民族英雄。
而另一半的人，则将我踩在脚下，骂我是衣冠禽兽，是现代版的“陈世美”。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充满了恶意的舆论，我百口莫辩。
我不能去解释。
我不能告诉他们，我的不告而别，是为了保护安娜和孩子们。
因为一旦日本军部知道，她的丈夫，是那个在中国号召全民抗战的郭沫若，他们母子六人，将会面临怎样可怕的境地。
我更不能去辩解，我心中对安娜那份深沉的、无法言说的爱与愧疚。
在国破家亡的巨大悲剧面前，任何个人的情感，都显得那么的苍白和微不足道。
我只能选择沉默。
我将自己关在那个小小的阁楼里，用疯狂的写作，来麻痹自己，来抵御外界那些足以将人吞噬的、恶毒的言语。
可有些伤害，是无法逃避的。
一天下午，我因为要和周文山去商议一件要事，不得不走出那个阁楼。
当我走到霞飞路的街口时，突然被几个穿着学生装的激进青年，给拦住了去路。
他们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但眼神里，却充满了与他们年龄不符的、被某种“正义感”所点燃的愤怒。
“你就是那个写《告日本国民书》的郭沫若？”
为首的一个男生，指着我的鼻子，厉声质问道。
我点了点头。
“我们敬佩你的才华，也敬佩你敢于讨伐日寇的勇气！”他话锋一转，声音变得更加尖锐，“但是，我们看不起你的为人！”
“一个连自己的妻子和亲生骨肉，都可以毫不留情地抛弃的男人，你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去教导别人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大义？”
“我们想问问你，郭大诗人，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难道就不会梦到，你那远在日本的五个孩子，在哭着喊你‘爸爸’吗？”
他的话，像一把把锋利的、淬了冰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凌迟着我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我站在原地，脸色苍白，浑身冰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周围，渐渐地围上了一些看热闹的路人，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被扔在看台中央，供人观赏和评判的小丑。
所有的尊严和骄傲，都被碾碎，散落在地。
我陷入了回国以来，最深沉的一次情绪低谷。
白天的辱骂，和夜晚无边无际的、对于安娜和孩子们的思念与担忧，像两条毒蛇，日夜不停地，啃噬着我的精神。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到天光大亮。
我的写作，也第一次，陷入了停滞。
我坐在书桌前，面对着稿纸，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友人周文山看出了我的状态不对，他很担心我。
“沫若，越是在这种时候，你越是要挺住。你的笔，就是我们射向敌人的枪。这杆枪，绝不能倒下。”
他想尽办法，想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几乎是半强迫地，把我从那个快要发霉的阁楼里，拉了出来，带我去参加一个左翼文化界的秘密聚会。
聚会的地点，是在一个法国商人的私人别墅里。
那里，聚集了当时上海滩几乎所有最顶尖的、思想进步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
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着时局，交流着各自的创作，气氛热烈而激昂。
可我，却始终像一个局外人，融不进那样的氛围里。
我一个人端着酒杯，默默地站在角落，看着他们高谈阔论，感觉自己与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就在我准备提前离场的时候，一个清脆的、带着几分试探性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响起。
“请问……您是郭沫若先生吗？”
我回过头，看到一个穿着蓝色布旗袍的年轻女子，正站在我的面前。
她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留着一头清爽的齐耳短发，眉眼清秀，气质端庄。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眼睛。
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明亮、清澈，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和一种未经世事打磨的、理想主义的光芒。
“我是。”我点了点头，有些意外她会主动来找我。
“郭先生，我……我是您的读者。您的每一本诗集，每一篇文章，我都有读过。”
她的脸上，露出了见到偶像时，那种特有的、混合着激动和羞涩的表情。
“您这次毅然回国，写的那几篇檄文，真是……真是太振奋人心了！我们报社的每一个人，读了都热血沸腾！”
她的声音，像一汪清泉，清脆悦耳，也像一道温暖的阳光，瞬间照进了我那片阴郁晦暗的心底。
她是第一个，在我回国之后，当着我的面，如此直白地、毫不吝啬地，表达对我的崇敬和支持的人。
我们很自然地，攀谈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她叫于立群，是上海一家左翼报社的记者，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
我发现，她不仅对我的作品了如指掌，对时局，对革命，也都有着自己独到的、深刻的见解。
她不像那些只知风花雪月的沙龙小姐，也不像那些只懂空喊口号的激进青年。
她的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将文人的浪漫与革命者的激情，完美融合在一起的魅力。
和她聊天，是一种享受。
我那颗因为舆论压力而变得沉重不堪的心，在和她的交谈中，不知不觉地，轻松了许多。
聚会结束后，她主动提出，想送我回家。
在回去的路上，她像是终于鼓起了巨大的勇气，对我说：
“郭先生，我知道，外面那些报纸上，有很多关于您的不好的传言。”
“但是，我想告诉您，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相信您，也理解您。”
“我们知道，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做出那样的选择，您一定比任何人都要痛苦。”
她顿了顿，看着我，眼神无比真诚。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我愿意为您做点什么。比如，帮您整理那些散乱的文稿，或者，帮您抄写一些东西。”
“我希望能用我的方式，为您分担一点点，让您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写出更多鼓舞人心的作品。”
我看着她那张在路灯下，显得格外真挚和明亮的脸，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从那天起，于立群真的成了我阁楼里的常客。
她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出现，带着一股清新的、如同雨后青草般的香气。
她会帮我把我那些因为心烦意乱而扔得满地都是的、写满了涂改痕迹的稿纸，一张一张地捡起来，分门别类地整理好。
她会帮我把我那些龙飞凤舞的草书，工工整整地，誊写在干净的稿纸上。
她的字，写得很好看，娟秀而有力，像她的人一样。
我们会在工作的间隙，一起讨论最新的战况，一起分析某篇文章的得失，一起为一个剧本的某个情节，争论得面红耳赤。
在共同的理想和朝夕相处的协作中，一种微妙的、超越了普通同志友谊的情感，在我们之间，悄然滋生。
我发现，自己开始期待她每天下午的到来。
她的出现，就像一束光，驱散了我生活里所有的阴霾和孤独。
而我，这个被外界描绘成“薄情寡义”的男人，也成了她眼中那个“为国舍家”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我们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存在。
外界，也开始将我们，视为一对心照不宣的“革命伴侣”。
就在我和于立群的关系，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中，日益亲密的时候，一场更大的、也更凶险的风暴，正在悄然向我袭来。
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友人周文山突然神色凝重地，来到了我的阁楼。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和我讨论时局，或是商议某篇文章的发表事宜。
他只是从他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默默地，放在了我的桌上。
“沫若，这封信，是从香港那边，通过秘密渠道，辗转送过来的。”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
“信的来源，是日本。你自己看吧。”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拿起那封信，信封是普通的西式信封，已经因为长途的辗转而变得有些褶皱。
信封上，没有写寄信人的地址，只写着我的名字。
而那笔迹，那熟悉的、带着几分稚拙和可爱的笔迹，我只看一眼，就认了出来。
是安娜，佐藤富子。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我几乎是用了全身的力气，才撕开了那个信封。
信纸，是她最喜欢用的、带着淡淡樱花图案的信纸。
信上的字，是用我送给她的那支英雄牌钢笔写的，每一个字，都写得那么用力，仿佛要将所有的思念，都刻进纸张里。
信里，她没有一句对我的责备和怨恨。
她只是用一种近乎卑微的、祈求的语气，诉说着她在我离开之后，那无边无际的思念，和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她说，她每天晚上，都会抱着我的枕头，才能勉强入睡。
她说，最小的孩子华生，还在牙牙学语，每天都在不停地问，“爸爸去哪里了？”
她说，她已经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包括她母亲留给她的、最珍贵的首饰，用来维持生计。
信的末尾，她写道，她已经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没有我的生活了。
她正想尽一切办法，要带着我们的五个孩子，来中国，来上海，找我。
她求我，一定要等着她。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字迹，看着那些充满了爱与思念的句子，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抑制，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打湿了那薄薄的信纸。
安娜，我的安娜……
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愧疚中，无法自拔。
周文山没有打扰我，只是静静地，等我的情绪稍稍平复。
然后，他才指了指信纸的末尾，那熟悉的落款。
“沫若，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签名。”
我擦了擦模糊的泪眼，将目光聚焦在信末那个熟悉的、由安娜亲手签下的名字上——“安娜”。
这是我为她取的中文名字，也是我们之间最亲昵的爱称。
我看了很久，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疑惑地问。
周文山的表情，愈发凝重。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放大镜，递给了我。
我接过放大镜，将它凑到那个签名上。
在放大镜下，一个微不可见的、几乎与纸张的纹路融为一体的细节，清晰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地攥住了。
我瞬间就明白了。
这封信，是日本特高课，逼迫安娜写的。
这是...一个致命的诱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