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乱世的幸存王者李琦：凭一生谨慎，躲开所有宫廷陷阱得以善终

广德元年（763年），长安城内张灯结彩，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李豫，正在宫中宴请皇室宗亲。席间，一位身着亲王礼服的男子始终端坐一隅，举止端庄，敬酒时言辞谦逊，既不抢风头，也不显怯懦。他就是李隆基第二十一子、遂王李琦。看着眼前歌舞升平的景象，李琦心中满是感慨——从开元盛世的荣华，到安史之乱的颠沛，他亲眼见证了大唐的由盛转衰，也凭借自己的谨慎本分，在波谲云诡的宫廷斗争中全身而退，成了李隆基众多皇子中少有的善终者。

李琦的生母是钱妃，相较于武惠妃、杨贵妃的盛宠，钱妃在后宫中并不起眼，这也让李琦从小就懂得“低调”二字。不过，作为李隆基的皇子，他依然享受到了应有的荣宠。《旧唐书·卷一百七·列传第五十七》记载：“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开元十三年封盛王，二十三年，与光、仪、颍、永、寿、延、盛、济、信、义十一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实封二千户。”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琦被封为盛王，此时他不过是个孩童；十年后，他又与其他十位皇子一同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享受宰相级别的待遇，还获得了两千户的实封——这意味着他每年能拿到丰厚的赋税，生活富足无忧。

除了荣誉衔，李隆基还为李琦安排了地方军政职务。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李琦被任命为“扬州大都督、淮南节度大使”；天宝十五载（756年），又改封为“广陵大都督、江南东道节度大使”。不过和其他皇子一样，这些职务都是“遥领”，不用亲自前往地方赴任，主要是为了彰显皇子的身份与荣光。《新唐书·玄宗诸子传》也印证了这一点：“琦，初王盛，后徙封遂。领扬州大都督、淮南节度大使，又领江南东道节度大使，徙封广陵。” 虽然手握“虚职”，但李琦从不多言多语，更不参与朝堂纷争，只是安心打理自己的王府事务，与幕僚谈经论道，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份安稳。天宝十五载（756年），潼关失守，李隆基带着亲信仓皇西逃，许多皇室宗亲被留在了长安，处境凶险。李琦当时恰好不在长安，得知消息后，他没有慌乱追赶父皇的銮驾，也没有趁机招兵买马，而是选择带着家眷前往江南避乱——江南地区相对安稳，且是他“遥领”的辖区，有一定的人脉基础。这种沉稳的选择，让他避开了逃亡路上的混乱与危险，也避免了被卷入李隆基与李亨（唐肃宗）的父子权力博弈中。

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全力组织平叛，李琦始终保持中立，既不主动依附肃宗，也不联络远在蜀地的太上皇李隆基。他深知，在乱世之中，任何站队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唯有“安分守己”才是生存之道。江南的百姓感念他的低调仁慈，也愿意接纳这位流亡的皇子，李琦在江南安稳地度过了最艰难的几年，不仅保全了家人，还暗中接济了不少逃难的百姓，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代宗李豫登基，开始收拢皇室宗亲，稳定朝局。李琦得知后，立即主动前往长安朝见代宗，态度恭敬谦卑，将自己在江南的经历一一禀报，没有丝毫隐瞒。代宗见他毫无野心，且在乱世中坚守本分，十分赏识，不仅没有为难他，还保留了他的亲王爵位，并重赏了他的家眷。《旧唐书》记载：“代宗即位，累迁太子太傅，兼御史大夫，更封遂王。” 从“盛王”到“遂王”，爵位的变动并非贬谪，而是朝廷对他的认可与安抚。

此后，李琦愈发低调。他主动辞去了“御史大夫”等实权官职，只保留了“太子太傅”的荣誉衔，专心教导皇子读书，闲暇时就闭门谢客，修身养性。他深知，自己是太上皇李隆基的儿子，在新帝面前必须谨小慎微，才能长久安稳。这种“知进退、明得失”的智慧，让他在代宗、德宗两朝都备受尊重，皇室宗亲也都愿意与他交往，却从不敢拉他参与任何纷争。

贞元二年（786年），李琦病逝于王府，终年不详。唐德宗为他辍朝三日，追赠他为“司徒”，并下令按照亲王的最高规格安葬。《旧唐书》记载：“贞元二年薨，赠司徒。” 纵观李琦的一生，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也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却在盛唐由盛转衰的乱世中，凭借自己的谨慎、沉稳与知进退，避开了所有陷阱，护住了家人，最终得以善终，还获得了朝廷的尊崇。

相较于被父亲赐死的李瑛、李瑶、李琚，被夺走妻子的李琩，李琦的一生或许不够“精彩”，却堪称李隆基皇子中的“生存典范”。他用一生证明：在帝王家，权力与荣宠都是过眼云烟，唯有懂得收敛锋芒、坚守本分，才能在风雨飘摇中寻得一方安稳。而他的故事，也为冰冷的宫廷历史，增添了一抹“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