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超：十五年田野寻古

济南上新街万字会旧址大殿的前檐下，各式各样的陶片、石器铺了一地，几名年轻人天天蹲在其间挑挑拣拣，遇到实在搞不明白的就找人指点……那是朱超刚刚进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的场景。当时，考古院还叫考古所，坐落在济南市中心上新街那处古色古香的大院里。时光荏苒，十几年过去了，彼时在山东地区史前陶片辨认上还不熟悉的朱超，已经是“海岱考古新生代”的中坚力量。

从城子崖、大汶口到岗上，这些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熠熠生辉的遗址，串联起朱超从青涩学子到资深领队的成长轨迹。十五年，对考古的热爱让他始终奔波在田野中，初心不改。

从西北到山东，邂逅史前考古

2010年，朱超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当时称“考古所”）。初到山东，困难便至，“之前在西北大学接触的主要是西北地区的内容，来到山东后，一切都要重新学起。”

朱超坦陈自己是幸运的。“那时候全院才40来人，实际能下田野的只有十几个人。”他在山东接触的第一个遗址便是鼎鼎大名的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这是一个专门化的制盐遗址，包含从商周时期到宋元时期不同时期的盐业遗迹。虽然只在工地待了两三个月，但这次经历让他对山东考古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

没想到的是，他之后所接触的重要遗址，一个比一个出名。2012年，朱超来到大汶口遗址，“接到这个任务时，心情非常忐忑。”在那里，他对遗址堆积的丰富性有了视觉感官上最直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近一年的大汶口遗址发掘工作，让他对山东史前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后，朱超带领团队转战中国考古学“圣地”章丘城子崖遗址。城子崖遗址是山东考古工作的开端之地，地位非凡。面对堆积厚度达7.5米、地层关系复杂的遗址，朱超团队选择了一条创新路径——重新清理1930年李济先生发掘的探沟。这条位于遗址中轴线上的探沟，为在不破坏遗址的情况下了解整个遗址的堆积状况提供了可能。

在城子崖，朱超一呆就是8年。他们确认了遗址存在四期城墙，从早到晚依次为龙山文化城墙、岳石文化早期城墙、岳石文化晚期城墙和东周时期城墙，这是山东首次在一个遗址中完整揭示出从早到晚的城墙变化序列。最令团队兴奋的是，通过对岳石文化晚期城门址的细致发掘，他们确认了“一门三道”的复杂城门结构。也是在城子崖，朱超初步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与学术积淀，真正确认了自己的目标——投身山东新石器考古。

岗上遗址，史前社会新认识

2020年，朱超离开城子崖，来到滕州主持岗上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岗上遗址发现于1952年，因历史原因直至2018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才对其进行了系统性勘探。勘探表明，岗上遗址是一座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城址，整个遗址规模达80万平方米，是超大型聚落。

到达岗上之后，朱超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工作发现遗址最大化的内涵。反复思考后，他们决定在城内居址区和南部墓地区各选择一片区域进行发掘。他希望搞清楚当时的人“活着时怎么住，吃什么，生活如何，死后如何埋葬，有什么葬礼葬俗”从人的生与死两方面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南部墓地的发掘成果让人震惊。编号为M1的四人合葬大墓，墓室面积只有10平方米左右，却有整齐排列的四人连棺，四人中年龄大的30岁左右，最小的十来岁。震撼是朱超的第一印象，“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结构，要知道那是在5000多年前。而且随葬品非常多，‘瀑布式’堆积。”后续的DNA检测证明，这四位男性均有血缘关系，每人随葬的玉钺在数量、质量和大小上呈现递减趋势，与年龄递减一致。“当时在考古界引起轰动，大家对他们死因各抒己见。”虽然一切还只能是猜测，但为我们了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

近年来，团队还在墓地旁发现了祭祀坑，其中一个坑内整齐埋葬了九头整猪。“一次性埋葬九头成年猪，即便放到今天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排列整齐有序，一般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朱超说。

如今，岗上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延续，或许在某一天，新的令人震撼的发掘成果又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新时代新角色，海岱考古新路径

时代在变，考古工作的方法也在变。15年的考古工作，朱超在经历和推动这种变化。在岗上遗址，“我们团队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合作，开展古DNA、同位素、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多学科研究。有些问题靠传统的考古学去解决有一定难度，多学科合作可以最大化激发遗迹背后蕴含的信息。”朱超表示，而且他的团队也越来越年轻，更多的90后、00后成为工作队的中坚力量。

2023年，朱超有了一个新身份——台儿庄区邳庄镇边村第一书记。短暂的第一书记经历让他对考古工作与乡村发展的结合有了新思考。“考古工地很多都在乡村，但原来我们考虑专业工作时，和乡村的结合可能不是那么充分。之后我们会多考虑考古究竟能够给当地的文化建设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更多考量公众考古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关联。”对他而言，考古不仅是解读过去的工作，更是连接现代与古代、专业与大众的桥梁。

15年的时间，朱超从一名考古新人一步步成长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副院长。他对考古的认识也越来越透彻，“别的事情咱也不会做，挖挖土啊这些能做，既然做了就把它做好。考古发掘不是你去做，就一定会有让你满意的结果。在长时间的平淡工作过程中，逐渐积累。积累经验、积累认识、积累材料，最后把它们堆积起来，形成一个认识上的提升。”每年300多天奔波在田野里，朱超与所有年轻考古人的动力是一样的：“考古不是什么挣钱的行业，大家都在默默无闻地重复着一些工作。什么东西支撑大家把这个事做好了，除了热爱，没有更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