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我为什么写《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

来源：山东大学出版社

增订本引言

我是于1985年春，准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开始接触《古史辨》的。由于特别喜爱和为了随时翻阅的方便，顾颉刚先生的那篇《古史辨》第一册长序，当时被我复印下来并装订成册，至今还插在我的书架上；插在我书架上的还有顾先生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的复印本。这两个复印本由于已经过去了25年，许多字都已经自动消失了，保留下来的也有许多地方看不清楚了。

后来，刘起釪先生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出版，我立即购读。但我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研究顾先生和“古史辨派”的打算，因为这时我的兴趣集中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和审查上，当时我想借助这种反思和审查，参与到现实中正在展开的一系列思想论战中去。当时的确无暇也没有兴趣顾及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学者”。

转变发生在我读了顾潮的《顾颉刚年谱》之后。应该承认，我被这部年谱所提供的诸多史实打动了，有非常强烈的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于是在很短几天内，起草了《痛苦的人格分裂——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一文，投寄给了当时如日中天的《读书》杂志，获沈昌文先生激赏，以最快的速度在显要位置推出。从文献上看，这篇文章也深获读书界老前辈何兆武先生和张中行先生的激赏。此文是我与古典学界结缘的开始，更是我与“古史辨派”结缘的发端，而《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的撰写和出版则是此文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此书出版后可以说反响更大，用“好评如潮”来形容，恐怕并不过分。详情一查便知，此处不赘。

应该承认，本书初版印行于一个特殊的时期：2000年7月，正是“走出疑古”思潮登峰造极之时，“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的前夜，《夏商周年表》公布在即，学术界的“伐顾”声浪此时甚嚣尘上。“物极必反”，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学术界的法则。此后，顾学的命运慢慢好转，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略尽绵薄：支持并资助《古史考》的出版，在《文史哲》杂志上开辟并主持“疑古与释古”专栏，发起和组织了在山东大学召开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感言》，等等。

对于顾先生和《古史辨》，我始终有一个不曾动摇的认知：作为中国的尼布尔，顾先生是现代中国史料批判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推动者；历史研究的一个铁则是“拿证据来！”只要这个铁则还不过时，只要历史研究还需要审查证据，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工作就不会过时。而中国历史上最需要严格审查的一批证据，就是关于上古史的文献，因这批文献全出自后人的追述和传说，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手材料或原始文献可言。顾先生和“古史辨派”的巨大贡献，就是按照现代史学的规范，对这批文献启动了审查程序。严格说来，这一审查迄今并未完成，甚至还会一直进行下去。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笔者坚信，顾颉刚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古史辨派”将永远为学术史所铭记！不仅如此，随着多达两千五百万字的《顾颉刚全集》的出版，一个顾学研究的热潮还可能会很快到来。在这一时刻，印行本书新版，大概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罢。

初版本小引

胡适曾经俏皮地说过，历史如同“实在”一样，是一个百依百顺、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这样说当然有些夸大其辞，但却形象地道出了历史的不确定性质。历史的确不像砖头一样具有固定形状，它永远不停地被改写、重写。学术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也具有“历史”的不确定性质。近几十年来，民国时期的学术地图不断被改绘，在不同的学派手里，这张学术地图的边界也不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民国时期学术地图绘制中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定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所占比例。最先起来绘制民国学术地图的是顾颉刚，他在1945年主编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史学史就是史料考订的历史，所以，史料考订派在这张地图中应占据绝大部分版面，而唯物史观派则只能占有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除肯定了郭沫若外，其他唯物史观派学人没有进入著者的视野，有的章节甚至把唯物史观派看做是“宣传家”而非“学问家”。整整40年后的1985年，唯物史观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尹达主编出版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在这本书里，民国时期的学术地图被重新绘制，唯物史观派几乎笼罩全图，史料考订派所占比例则被大大缩小：郭沫若史学设专章评述，傅斯年的名字仅一笔带过，陈寅恪、陈垣与吕思勉、邓之诚等被挤在“资产阶级史学中的爱国和进步倾向”一节里，顾颉刚及其学派被保留了一个专节。

进入1990年代，民国学术地图绘制中的最大问题已经转换为史料考订派内部史家的相对地位如何确定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史料考订派这座梁山上的各路英雄如何排座次的问题。不少人认为，史界“二陈”陈寅恪、陈垣应居中心地位，而陈寅恪则为“龙头老大”、现代史学的第一人。另有人提出，这些“学术诸侯”应划为两路：一路为开风气创学派者，如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另一路为社会影响小而学术影响大的实力派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依笔者浅见，不论民国学术地图如何绘制，都不应缺少或缩小顾颉刚及“古史辨派”所占比例。上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徐旭生（炳昶）1960年曾绘制过一幅民国学术地图：自蔡元培1917年执掌北京大学起迄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这幅图景当然很难说确切，但是，虽不中亦不远。学术史资料显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新中国建立，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真正创立了一个学派、扭转了一时学术风气的，可以说除胡适、顾颉刚外再无他人。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事实上长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顾颉刚，这有大量资料佐证。顾颉刚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蜚声士林。顾颉刚本人是胡适的门生，他自己又带出了一大帮弟子，这帮弟子遍布学界，且又各自带出了自己的学生，支撑着当今的史坛。这就是现代学术的薪火相传。在培养学术传人方面，顾颉刚可以说是前有章太炎、胡适，后无来者。这一点将构成民国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

本书首叙顾颉刚的学术成就、影响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然后选择若干个案，具体再现学术授受的情景及顾氏师徒间的一些恩怨是非，旨在让人们看到：学术究竟是如何传承的。这一主旨到底能实现多少? 只好祈求学界硕彦鸿儒，予以稽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