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翔到底是俗还是雅？

当下民众对书法最大的争议就是丑书横行，最大的期盼就是雅俗共赏，最热的诉求就是解散书协，最终的理想就是回归传统面目。

这其中雅俗共赏是争议的焦点，所有争议的来源都是因为很多人欣赏不了当代名家的创作，但是这些作品却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推崇，似乎当今书法已经脱离民众，这种背离感也许是很多民众最不能接受的。

书法传承了几千年，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现在已经成为国粹之一，是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瑰宝。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的指导口号也是艺术要为人民服务，怎么书法就被书法家们带离了大众圈子。

特别是那些典型的丑书，完全背离了民众对传统书法的认知，按理说这种失去群众基础的艺术应该日渐枯萎。

但是在民众广泛的抨击声中，这些丑书大师们却被国内外高校聘为导师，却站上了世界名校的讲台，却受到国内外知名艺术机构的推崇，却频繁办展观者如潮，却一字千金供不应求，却镇定自若口若悬河，不但没有受到民众挞伐的影响，反倒越加风生水起。

种种现象都预示着当代书法已经不再顾及俗的感受，专注于雅的升华。但是这又陷入一个矛盾当中。

在普遍的认知当中，俗一直和丑、怪、粗鄙、业余、低级相伴，雅则代表美、真、精致、专业、高级，为何那些以丑、拙、怪博取流量的丑书却成为专业领域的共识，难道这种丑就代表着书法的雅吗？

从形式上看，丑书更接近于传统认知当中的粗俗，与高雅毫不沾边，然而事实是俗人看不得丑书，雅士却赞不绝口。

丑书大师们已经尽力用更为粗俗的方式去进行创作了，曾翔先生抡着拖把，伴着嘶吼，邵岩先生挤着注射器，上下跳跃，种种形象与静气凝神、沐手焚香、正身端坐的的端庄文雅形象大相径庭，无论如何都看不出雅的感受。

其作品也是粗枝大叶，杂乱无章，整篇作品笔画歪斜、墨点飞溅，显得粗陋、污秽，看不出一点雅的韵致。

然而这类作品却悬挂在最高雅的展厅当中，被最顶级的艺术机构收藏，被标估值百万高价依旧炙手可热，展现出很多高雅艺术难以企及的艺术价值。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民众对当今书法最不理解的地方，丑书大热到底是雅的另类还是俗的越界？

在中国传统美学体系中，书法的“雅”从来不是单一的形式美，更核心的是笔墨背后的文化底蕴、精神境界与法度修养。

汉魏时期的碑刻，如《张迁碑》的拙厚、《石门颂》的野逸，初看或许不如唐楷那般规整匀净，甚至带有几分“粗率”，但历代书家皆视之为雅的典范，原因就在于其线条中蕴含的金石气、章法里流露的自然意，是书者对汉字结构、笔墨韵律的深刻把握与创造性表达。

而传统意义上的“俗”，并非指大众的审美偏好，而是指笔墨无度、法度尽失、格调低下的创作——比如明清时期一些江湖术士的“花体字”，为追求视觉噱头而刻意扭曲字形，缺乏对书法传统的敬畏与传承。

由此反观当下的“丑书”争议，核心矛盾并非雅与俗的对立，而是专业审美与大众认知之间的认知鸿沟。

民众眼中的“丑”，本质上是对传统书法审美惯性的背离——大众习惯了唐楷的端庄、二王的流美，当看到线条扭曲、章法散乱的作品时，自然会产生视觉上的不适与心理上的排斥。

但在专业书法领域，对一件作品的评价，往往会超越单纯的形式美，深入到笔墨语言的创新性、线条质感的丰富性、章法布局的张力以及作品所承载的精神内涵。

比如清代的“扬州八怪”，其书法打破了传统的规整范式，以奇崛、拙朴的风格著称，在当时也被不少人视为“丑”，但后世却认可其在书法史上的革新价值，因为他们的“丑”并非无法无天的胡写乱画，而是建立在深厚传统功底之上的突破，是对书法艺术表现力的拓展。

雅俗共赏从来都是书法艺术的理想境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书法艺术要一味迎合大众的审美惯性。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既具有大众文化的属性，需要扎根民众、服务民众；也具有精英文化的属性，需要通过创新探索推动艺术的发展。

历史上，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革新，都会经历从被质疑到被认可的过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在当时也曾突破了汉魏以来的古朴书风，被一些守旧派视为“轻浮”，但最终成为千古绝唱；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迹潦草、墨色斑驳，甚至有多处涂改，却因其真挚的情感与雄浑的笔墨，被推崇为“天下第二行书”。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大众的审美是可以被引导、被提升的，书法艺术的发展需要给予专业创作者一定的探索空间。

那些建立在传统基础上、兼具创新精神与内涵价值的探索性作品，即便突破了大众的审美惯性，其本质也是雅的，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