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丫头，你记住，脊梁弯了，天也不会塌。”
爷爷把那双千层底布鞋塞进我怀里，布底上还带着他掌心的温度。那年我十岁，被生父指着鼻子骂“赔钱货”，赶出家门，雪夜里只听见自己牙齿打颤。
爷爷没说话，弯腰拾起我掉在地上的书包，用他那只因常年插秧而扭曲的背，为我挡了一路的北风。
后来，整个村子都笑他傻：把棺材本换成布票，点着煤油灯熬了七个通宵，只为给我缝出一双能走山路的鞋。
我穿着那双鞋，趟过十二里泥泞，跨过高考那道线，把录取通知书拍到县邮局柜台时，邮递员瞪大眼问：“那个女娃？她不是……”
2000年的深冬，冷得刺骨，零下8度的寒风裹着雪粒子，直往人脸上扑，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
爷爷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在村口来回踱步，时不时往远处张望。
不一会儿，就看见一个抱着孩子的男人慢悠悠走来，那孩子就是我，才刚满月。
原来，我爸在外头不务正业，胡混之后留下了我这个娃。
他抱着我回到村里，一进家门，就对着正在屋里忙活的奶奶开口：“这丫头片子留着也是累赘，不如找个人家卖了，换点钱花花。”
爷爷当时正在院子里劈柴，手里的斧头一下一下地砍着木柴，发出“砰砰”的声响。
听到我爸这话，他手里的动作猛地一顿，紧接着“咚”的一声，把斧头狠狠地往地上一剁，那斧头深深地陷入了泥土里。
爷爷转过身，眼睛瞪得老大，满脸怒气地冲我爸吼道：“咱家的娃，哪能像物件似的卖了？你这是连心都黑透了，咋能干出这种事儿！”
我爸却一脸的不以为然，眼睛一瞪，几步冲过来，一把从爷爷手里抢过我，紧紧地揣在怀里，梗着脖子说：“不卖也行，那你给我三千块，这赔钱货我就留给你养。”
打从记事起，我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没有爸妈疼。
爷爷心疼我，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桂香”，他摸着我的头，眼神里满是期待，说：“爷爷盼着你能像村口那棵桂花树似的，哪怕长在石缝里，也能活出自己的滋味。”
我6岁那年，背着爷爷用碎布头一针一线缝的布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小学。
报到那天，爷爷不放心，一直跟着我到了教室门口。
他蹲下来，用那双满是老茧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小手，一笔一划地教我写“桂香”两个字。
他的胡茬扎得我脸颊痒痒的，我忍不住咯咯直笑。
爷爷一边写一边念叨：“香儿啊，咱好好读书，将来日子准能圆圆满满。”
可爷爷不在家的时候，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奶奶总是坐在炕沿上，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没好气地念叨：“要不是你爷心软，谁愿意养你这吃白饭的？真是个不值钱的累赘。”
她的声音又尖又利，就像腊月的冰碴子，直往我心里扎，听得我心里直发寒。
晚上睡觉的时候，奶奶的鼾声震天响，我缩在炕角，紧紧地裹着被子，心里害怕极了，总怕她生气了会张开嘴把我吞掉。
吃饭的时候，我也尽量坐得离她远远的，生怕惹她不高兴。
没过多久，村里就传开了奶奶的抱怨声：“我掏着钱养她，她倒好，连句热乎话都没有，将来还指望她养老？门儿都没有！”
那时，我刚在课本上看到“孤儿院”三个字，心里就动了念头。
趁爷爷去田里割麦，我在桌上留了张歪歪扭扭的字条，上面写着：“爷爷，我去孤儿院了。”
然后，我攥着根木棍，就往村外走去。
六月的玉米秆长得比我还高，密密麻麻的，风一吹，就发出“沙沙”的声响，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躲着。
天黑得越来越快，我心里也越来越害怕，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和着汗水一起往下掉。
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生怕后面有什么东西追上来。
就在我吓得快要哭出来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爷爷嘶哑的呼喊声：“香儿！香儿你在哪儿！”
我猛地一回头，就看见爷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玉米地边跑，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脸上满是焦急的神情。
奶奶也跟在后面，手里还拿着我的小外套，一边跑一边喊：“香儿，慢点儿跑！”
爷爷跑到我身边，一把把我扛在肩上，嘴里念叨着：“可算找到你了，可把爷爷吓坏了。”
奶奶在旁边小声嘟囔：“这孩子，说你两句还记仇跑了，真是不懂事。”
爷爷赶紧捂住我的耳朵，轻声说：“香儿别听，咱只记好话，坏话就当风吹过，别往心里去。”
第二天，爷爷没去下地干活，而是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三轮车，带着我去了镇上。
他先带我去了卖被子的店，指着那床新棉花被说：“老板，给我来一床这个。”
然后又带我去了卖碗的店，挑了个印着小花的搪瓷碗。
回到家后，爷爷把西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给我当房间，还在床头贴了张鲜红的“喜”字。
那天晚上，我裹着新被子，闻着被子上阳光的味道，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家了，心里暖乎乎的。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就上四年级了。
村里小学要求所有学生住校，我们女生宿舍是大通铺，十个姑娘挤在一张炕上。
我第一次过集体生活，好多事情都不懂，连“小背心”是什么都不知道。
室友玲子性格直爽，大大咧咧的。
有一天，她当着大家的面问我：“桂香，你咋不穿小背心啊？”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手指不停地扯着衣角，小声说：“我觉得勒得慌，不舒服。”
同村的娟娟却搂着玲子的肩膀，撇着嘴笑：“啥不舒服，我看她就是家里穷买不起！”
我气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刚要张嘴争辩，宿舍管理员就进来了，她皱着眉头说：“桂香，别吵了，快睡觉！”
那天晚上，我盖着家里带来的新棉被，却觉得浑身发冷，心里委屈极了。
周末回家，我看见奶奶在院子里洗衣服，红色的枕套在搓衣板上搓得通红，就像我憋在心里的委屈。
我犹豫了一下，拉了拉她的衣袖，小声说：“奶奶，我想买件东西。”
奶奶头也没抬，一边搓着衣服一边问：“买啥？先说清楚。”
我鼓起勇气，小声说：“我们班女生都穿小背心了，你能不能也给我买一件？”
奶奶手里的棒槌顿了一下，接着又用力地捶打起来，没好气地说：“啥？你才多大就想买胸罩？有那钱还不如留着买化肥！再说吧。”
我知道这事没希望了，心里一阵失落，转身去厨房烧火。
湿漉漉的柴火冒得烟呛得我眼泪直流，我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
没想到周一早上起床时，我看见枕头边放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件小背心，还带着肥皂的清香。
我惊喜极了，赶紧叠好藏在书包最底下，就像藏了个宝贝。
晚上在宿舍换衣服，我故意拖到最后，玲子凑过来看，我红着脸躲开，她却笑了：“你这小背心真好看，还有小兔子图案，在哪买的？我也让我妈给我买一件！”
娟娟在旁边撇了撇嘴，没再说话。
我小声说：“是我奶奶给我买的，等我回家帮你问地址。”
转眼到了小升初的年纪，玲子和娟娟都选了就近的乡镇中学，而我却被爷爷送到了县城读初中。
村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议论纷纷。
奶奶也在堂屋里跟爷爷吵：“咱村有几个姑娘能读初中的？还去县城！学费那么贵，要是将来她不孝顺，咱老两口喝西北风去？”
爷爷没反驳，只是默默地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灰落了一地。
他心里其实也犯难，但为了我能有出息，还是咬了咬牙。
最后，我还是背着奶奶新买的书包去了县城。
临行前，玲子来送我，她眼圈红红的，拉着我的手说：“桂香，你真能去县城读书啊，我要是能跟你一起去就好了。我妈说，我读完初中就给我找婆家。”
我攥着她的手，心里又酸又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第一次进县城，我看着那些比村里高好几倍的楼房，心里又紧张又好奇，连路都不敢走快。
我们宿舍是八人间，地面铺着亮闪闪的瓷砖，室友们都拖着行李箱，只有我和爷爷拎着布袋子，里面装着换洗衣物。
看着她们光鲜亮丽的样子，我心里有点自卑。
开学后，我像个局外人，没人愿意跟我说话，老师提问也很少叫我。
我就像教室角落里的小蘑菇，默默待着不吭声，心里盼着能快点适应这里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教室里突然飘来一股怪味，像东西腐烂了似的。
历史老师走进来，捂着鼻子皱着眉说：“你们班这是什么味道？怎么这么臭？快开窗！”
班里最调皮的男生突然指着我喊：“是桂香！她就一双鞋，脚太臭了！”
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窃窃私语声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我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历史老师清了清嗓子，说：“好了，别吵了。”
可她接着又说：“不过女孩子还是要讲究卫生，勤换衣服勤洗脚。”
我把头埋得更低，心里委屈极了。
其实我有三双鞋，都是奶奶一针一线做的布鞋，只是款式一样，他们就以为我只有一双。
从那以后，大家更不待见我了，做游戏没人叫我，分作业本也没人帮我递。
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期中考试排在全班倒数第十。
回家后，爷爷没骂我，奶奶也没唠叨，可村里大妈们的议论声却传得很远：“老张家的桂香在县城读书，成绩垫底呢！”“早就说女孩子读书没用，他们家还偏要送！”
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开始整夜睡不着，头痛得厉害。
有次从县城坐大巴回家，刚到汽车站就站不稳了，感觉天旋地转。
我拉住售票员阿姨的手，有气无力地说：“阿姨，我难受，能让我打个电话吗？”
售票员阿姨摸了摸我的额头，惊讶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烫！”
她赶紧帮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我晕乎乎地挂了电话，等爷爷骑着摩托来接我时，我已经烧得说不出话了，只觉得浑身滚烫，脑袋像要炸开一样。
村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我开了些药，可吃了没什么效果。
乡医院也去了，各种偏方试了个遍，我的高烧还是退不下去，反而转成了低烧。
爷爷看着我难受的样子，心急如焚，他咬了咬牙，说：“走，咱去县城医院。”
爷爷骑着摩托带我去了县城医院，拍了片子后，医生一脸严肃地跟爷爷说：“这孩子是烧成了脑炎，得住院一个月，先交五千块押金。”
爷爷听了，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家里的钱都给我交学费了，哪还有五千块？
可爷爷看着我虚弱的样子，还是咬了咬牙，说：“医生，您先给孩子治病，钱我想办法。”
爷爷骑着摩托，挨家挨户地借钱。
他佝偻着背，脸上满是焦急和无奈，敲开一户又一户的门，好话说尽。
村里的人有的同情我们，借了点钱；有的则找各种借口推脱。
爷爷跑了一天，才借到了一部分钱，可还是远远不够。
最后，爷爷没办法，跟村书记签了协议，帮他家种三年地，就为了让我能继续治疗。
玲子来医院看我，一进门就哭了：“桂香，你咋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我拉着她的手，有气无力地问：“我爷爷是不是在村里借钱了？”
她一开始不肯说，我假装要拔吊针，她才急着说：“你爷爷不仅借钱，还跟村书记签了协议，帮他家种三年地，就为了让你能去县城读书......”
我听了，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爷爷佝偻着背挨家敲门借钱的样子、在田里挥着锄头种地的样子，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
我猛地坐起来，拔掉手背上的针头就要下床：“我不读书了，我要回家！”
玲子赶紧按住我，着急地说：“你疯了？你爷爷为了你这么辛苦，你怎么能放弃！你要好好治病，以后有出息了，才能报答他。”
那天下午，爷爷来送饭，我看着他鬓角新添的白发和手上又深又长的裂口，心里一阵酸涩。
我把退学的话咽了回去，暗暗发誓一定要好起来，好好学习。
从那以后，我把课本摊在病床上，输液时就盯着看，眼睛看酸了就揉一揉；拔了针就趴在小桌上做题，手写麻了就甩一甩。
爷爷坐在旁边，看着我认真学习的样子，笑着说：“俺家香儿懂事了。”
出院回学校后，教室里的怪味突然消失了。
有天课间操，班主任带着两个男生把卫生角最里面的旧拖把搬了出去。
那拖把的布条烂得发黑，还滴着脏水，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原来，之前教室有味道，是因为这个旧拖把受潮发霉了。
第二天班会上，班主任一脸严肃地说：“之前教室有味道，是因为旧拖把受潮发霉了，已经处理掉了。以后大家遇到问题要先调查，别随便下结论。”
班里安静了好一会儿，那个之前说我脚臭的男生红着脸走过来，低着头说：“桂香，对不起，是我们错怪你了。”
我正埋头算数学题，没抬头也没吭声。
他尴尬地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后来又有几个同学跟我道歉，我只是点点头，继续背英语单词。
有些伤害就像钉子，拔出来了，洞还在，阴雨天总会隐隐作痛。
从那以后，我成了班里的“独行侠”，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在教室里做题。
有人说我清高，有人说我记仇，我都当没听见。
我知道自己不需要合群，我需要的是一张能离开这里的“船票”，而爷爷用汗水给我换来了桨，我不能浪费。
县城的冬天比村里冷多了，零下12度的天气里，宿舍熄灯后我就搬个小凳子在水房的灯下看书。
水房里冷飕飕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我直打哆嗦。
我的脚冻僵了，就跺一跺；头痛犯了就按一会儿太阳穴。
奶奶做的布鞋我换着穿，虽然鞋底磨薄了，但踩在雪地上却一步比一步踏实，因为我知道，每走一步都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七年级期末考试放榜那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学校。
我从最后一名往前数，手指划过红纸上的名字，突然停住了——年级第六十名，桂香。
我反复确认了三遍，才敢相信那是我的名字。
我激动得心跳加速，赶紧跑到校门口的小卖部，用两毛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嘟嘟”的声音，我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不一会儿，爷爷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急促的喘息，像是刚从田里跑过来：“香儿，咋了？”
我声音发抖，激动地说：“爷，我考了第六十名，能进优班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爷爷的哽咽声：“好！好！俺香儿就是中！等着，爷明天去接你，带你去吃烩面！”
第二天中午，爷爷特意穿了件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骑着摩托把我带到镇上最热闹的烩面馆。
他给我点了一大碗烩面，上面飘着厚厚的油花和翠绿的香菜，自己却只要了小碗，坐在对面看着我吃：“快吃，多吃点，读书辛苦，补补身子。”
热腾腾的蒸汽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低头大口吃着，眼泪掉进汤里，咸咸的。
这眼泪里，有这么多年来受的委屈，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回到家，奶奶站在院子里等我们，她的头发又白了一些，脸上却带着笑容。
堂屋的桌子上摆着炒鸡蛋和一盘猪头肉，香气扑鼻。
我把成绩单递给她，她用围裙擦了擦手，接过成绩单看了很久，手指在“桂香”两个字上轻轻摩挲，眼里满是欣慰。
然后她转身进了厨房，不一会儿，锅里传来葱花爆香的声音，她在给我做炝锅面。
那天晚上，爷爷不停地给我夹菜，奶奶没唠叨，安安静静地吃饭。
我突然觉得，爷爷说的“圆满”，好像真的要来了，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优班的教室在走廊尽头，一进门就能听见笔尖划过纸的声音，那声音就像一首动听的乐章。
我的同桌叫建军，戴着副旧眼镜，沉默寡言。
第一天上课，我发现没带圆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看到了，就默默地把自己的银色圆规推到我面前，只从喉咙里发出个“嗯”的声音。
后排的女生叫红霞，英语成绩最好。
她知道我不敢开口说英语，就主动拉着我在楼梯间练习。
她还把她的MP3借给我听，耐心地教我：“你听，英式发音要这样读，语调得提上去。”
在她的帮助下，我的英语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年秋天，村里的土地被外地公司租去种花木，爷爷和奶奶都去了花木园上班。
爷爷懂庄稼，修剪花木又快又好，他拿着剪刀，熟练地修剪着枝叶，不一会儿，一棵花木就被修剪得整整齐齐。
奶奶负责拔草，她弯着腰，仔细地拔着每一根杂草，每天能挣八十块。
家里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饭桌上很少见咸菜了，偶尔还能吃上红烧肉。
奶奶还是爱唠叨，但内容变了：“老头子，少喝点酒，咱还得攒钱给香儿上大学呢！下个月发工资，给她买件羽绒服，县城冬天冷。”
爷爷总是笑着答应，两个人的生活虽然平淡，但却充满了温暖。
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我就遇到了新麻烦。
优班的学习进度太快，数学老师一节课能讲半章内容，物理公式一个接一个，我记笔记的速度根本跟不上。
第一次月考，我的成绩掉到了年级一百二十名，看着红纸上自己的名字缩在最下面，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风把试卷吹得哗哗响，就像在嘲笑我的失败。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是读书的料？爷爷借的钱、奶奶熬的夜，难道都要被我辜负了？我心里充满了自责和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我浑浑噩噩的时候，家里突然出事了。
周五下午我刚出校门，就看见爷爷骑着摩托在门口等我，他的脸色比天边的乌云还沉，眼神里满是焦急和担忧。
他大声说：“香儿，快上车，你奶奶出事了！”
原来，奶奶在花木园拔草时突然晕倒了，被送到乡卫生院后，医生说情况危急，要立刻转去县城医院。
我们赶到医院时，奶奶已经躺在急诊室里，呼吸微弱。
医生拿着X光片，一脸严肃地说：“是急性胆囊炎，还有并发症，必须马上手术，先交两万押金。”
爷爷的手在怀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线缝处都磨开了毛边。
他一层层掀开，里面全是皱巴巴的零钱，一毛、五块、十块的票子叠得整整齐齐。
他数了三遍，指尖都在抖：“一、一千八……一千九百六十五……”加起来还不到两千块。
“这是我跟你奶在花木园剥了俩月花籽的工钱，”爷爷声音发哑，把钱攥在手心，指节都泛了白，“本想着下礼拜给你交高三的资料费，哪成想……”
话没说完，他就蹲在医院走廊的瓷砖上，从口袋里摸出旱烟袋，火柴划了三次才点着。
烟雾裹着他的咳嗽声飘散开，烟灰簌簌落在他磨破边的布鞋上，堆了一小撮。
我心一紧，抓着他的胳膊晃了晃，着急地说：“爷！咱家不是有存折吗？你说过存了给我上大学的钱，先取出来给奶奶治病啊！”
爷爷猛地抬头，眼里亮了亮，像是想起了什么救命的东西，赶紧把手伸进棉袄内袋，掏了半天掏出个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的存折。
他揣得太严实，存折边缘都被体温焐得发潮。
他拉着我就往医院楼下的银行跑，脚步踉跄着差点摔在台阶上。
银行柜员接过存折，刷了一下就抬头看我们，眼神里带着点为难：“大爷，这存折里只剩三百二十七块五了。”
“啥？”爷爷一下子懵了，伸手就要抢存折，“不可能！我去年秋天还存了五千块进去，怎么会只剩这点？你再刷一遍！再刷一遍！”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引得银行里的人都转头看过来，他的脸涨得通红，手都在抖。
柜员又刷了一次，屏幕上的数字清清楚楚——327.5。
爷爷盯着那个数字，嘴唇动了动，突然像被抽走了力气，往后退了一步。
我赶紧扶住他，才发现他的手冰凉。
就在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屏幕上跳着“儿子”两个字。
爷爷看到那两个字，眼神一下子变了，从震惊变成了愤怒。
他接起电话，声音都在发颤：“你个混账东西！是不是你把存折里的钱取走了？是不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