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路军联络员被日寇追击，突然想起母亲的话：带他们去蚂蚁山吧

1942年10月的一个清晨，太行山北麓的雾气像湿棉一样贴在山坡上，枪声在谷底拖出回音。日军一个小分队正穷追联络员司凤梧——他们要抓的是向第五分区传送作战情报的关键人物。山道狭窄，落叶打着旋儿飘下，踩一脚就泥浆四溅，司凤梧的伤腿微微发颤，形势却不容停步。

他忽然想起临行前母亲低声叮咛：“带他们去那儿吧，让他们回不来。”短短一句，在耳边炸开。那“那儿”，是罗姐寨后侧的蚂蚁山，本地猎户都躲着走的地方。司凤梧心里一横，折向一条少有人踏的羊肠路，把日军引进密林深处。

蚂蚁山并不高，树木却密得像织篱，岩缝间白骨时见。老人们说那骨大多是野兔、黄羊，被蚁群啃得精光。说法听着吓人，可多半当故事讲；真到关键时，故事也能变成武器。司凤梧钻进灌木，片刻不见踪影，身后脚步声却踩得枯枝连响。鬼子哇啦叫着，子弹乱飞，树皮被削得劈啪作响。

山腹有一道紫褐色石梁，石梁下横七竖八散着拇指粗的蚂蚁洞。当地人称“红林蚁”，性子泼辣，稍有震动便倾巢而出。司凤梧在石梁边停一停，拔下卡壳的驳壳枪底座，重重敲在岩面，叮当声在空谷回荡。碎石滚落，洞口里的红林蚁像沸油里的麻花，呼啦涌出来。

紧跟上的日军看不见蚁穴，只觉得脚腕一阵钻心，低头一瞧，裤脚乌黑蠕动；再抬头，满面惊恐。“退后！”军曹吼了一声，却见蚂蚁顺着枪托、皮带、脖颈往上爬。有人开枪打草丛，却更惊得蚂蚁群乱窜。三分钟不到，尖叫声此起彼伏，原本纪律森严的小分队乱了套，一半朝山下滚，一半陷进更深的密林。

司凤梧在山崖另侧窥看。远处树荫下，日本兵身影东倒西歪，黑点铺成一层细浪，把落叶都染成暗红。硝烟混着蚁酸，空气刺得人喉咙发涩。他擤一把鼻血，沿着山脊绕行，天黑前就赶回隐蔽村，交出了新的日军兵力部署图。

事情传开后，“蚂蚁吃鬼子”的说法在周边十几个村口口相传，越讲越玄。可司凤梧始终只说一句：“山是我家门口的山，蚂蚁也是山里的蚂蚁，谁闯进去，谁担责。”他不肯在战功簿上添这一笔，理由很简单——不是人力直接杀敌，就算不上首功。这份倔强，倒让首长连连称奇。

战后档案清点，罗姐寨方向那支日军小分队确确定为全灭。关东军司令部电文里出现一句模糊表述：“部队进入山区后与总部联系中断，或遭匪军伏击。”司凤梧对“伏击”二字只淡淡一笑。山里的蚂蚁不懂政治，也无需军功章，却成了最安静、也最致命的盟友。

有意思的是，1946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所考察太行山区，对红林蚁的活动特性有过简短记录：巢群密集处，数百巢形成网状防区，活体试验表明，中型哺乳动物被持续叮咬后两小时内失去行动力。这段冷冰冰的文字，在后来整理抗战口述史时，与司凤梧的经历意外对照，像两块拼图严丝合缝。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山区公路通车，罗姐寨逐渐热闹。游客进山，常听村民嘱咐：“蚂蚁山别乱踩，小心脚底钻风。”这种半真半假的警告多少带着商业味道，可那片石梁依旧封闭，无人开路。地方政府曾请林业专家勘察，结果是“保持原状，勿扰生态”。文件虽然寥寥几行，却隐含一种默契：让山里那支无形“游击队”继续守着自己的领地。

值得一提的细节：司凤梧退出部队后，腿伤老寒折磨得厉害，他自己用镊子取出碎骨，靠草药硬挺过来；可聊起战事，他只字不提疼痛。常有娃娃缠着问蚂蚁山的故事，他拍拍孩子脑门，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打仗挺吓人，可最怕的是心虚。”这话听着朴素，放在蚂蚁山那场生死关头，意味却格外沉重。

1995年，县里给老人补发抗战纪念章，镶着金黄边，分量不轻。他把奖章挂在炕头，却将那块敲出蚁群的破枪托留在枕边。熟人问为啥，“纪念品”三个字掷地有声。对他而言，枪托比金属更贴近当年那口血与火。

2009年秋，九十三岁的司凤梧在家安然离世。后事简朴，灵柩停在院子一夜，第二天抬往山脚公墓。送葬队伍经过罗姐寨口，老乡们自发停工，摘帽肃立。风把松针吹得簌簌作响，有人低声念叨：“蚂蚁山又多了一个看山人。”

如今，太行山旅游手册上，“蚂蚁山生态禁区”被标作红线。年轻驴友站在观景台纳闷：一群蚂蚁能厉害到何种程度？资料里只留一句注脚——“1942年秋，八路军某联络员利用自然条件歼灭敌人，保障了太行军区情报通道”。简单到极致，却比任何传奇都更像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