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峙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赖清德当局上任之后,长期面对的是“朝小野大”的现实结构,立法机构中蓝白合作占据多数,许多政策推进并不顺畅。支持度持续低迷,关键法案屡屡受阻,时间一长,执政团队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常规协商的节奏。
在这样的压力下,外界逐渐看到一种变化:制度运作开始被更频繁地用作政治工具,话语也不再收敛,而是不断抬高对立层级。这种变化,既是对现实困境的回应,也隐约指向更长远的政治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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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真正集中爆发,是从《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案开始的。这项修正案由国民党与民众党联手推动,在立法机构完成三读,也就是最终表决通过。按既有制度,行政部门应当副署并执行,但卓荣泰却公开表示,不准备副署,也不准备执行。他随后在记者会上进一步放话,如果立法机构有意见,可以去投票“倒阁”。
几乎在同一时间,赖清德在录像讲话中提出“在野独裁”的说法,把蓝白合作描述成对立法权力的垄断。行政拒绝执行已通过的法案,再加上这种政治定性,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冲突被直接摆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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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台”,在她的表述中,并不只是抽象的财政压力,而是防务预算持续拉高之后,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造成的挤压;同时,为了换取美国支持,在产业政策上的让步不断累积,不仅面临高额关税压力,就连台积电这样的支柱产业,也被推到可能被美国夺走的风险之中。
“乱台”,更多体现在政治层面的失序。司法资源被频繁动用,政治异己不断被拉进调查与对抗,社会气氛随之紧绷,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正常的政治运作空间被不断压缩。
“毁台”,则指向最终结果:当制度信任被削弱,安全议题被持续放大,岛内社会承受的压力只会越来越重,2000多万民众被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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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调回击,很快在蓝营内部引发不同反应。相较于直接对撞,侯友谊与卢秀燕在这个阶段显得格外谨慎。侯友谊面对询问时,只强调市政优先、把事情做好,没有正面指责赖清德当局,也刻意与党中央保持距离。卢秀燕在面对记者提问时,则没有停下脚步回应。这种选择,本身就显示出他们并不打算在当前节点,把自己完全放进这场正面冲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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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友谊与卢秀燕之所以选择保持距离,很大程度上与各自的位置有关。地方执政的现实,使他们必须优先考虑治理稳定,避免被中央政治争端牵动节奏;同时,他们在党内的资历与影响力,也让外界自然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竞争结构,过早卷入正面冲突,既可能消耗政治资本,也会压缩未来的谈判空间。再加上长期以来偏向中间路线的取向,使他们更倾向于保留弹性,而不是把立场一次性押上。
蒋万安的语气则更为直接,他点出卓荣泰拒绝副署的行为属于“违宪”,要求行政部门依法执行,同时对“在野独裁”的说法表示不以为然,还用“忍无可忍”来形容当前状况。这一轮发言,让他的政治姿态显得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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