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遗孤首次发声：没有中国，我也不可能有今天，引爆国际舆论

东京会场的灯打下来很亮，麦克风递到她手里，七十八岁的身影站直，眼镜摘下，东北口音的日语一句一句落稳，“我出生在日本，但我的根在中国”，她点了点头，把后半句又说了一遍，“没有中国养父母的恩情，没有这片土地，我不会站在这里”，空了一息，掌声像潮水，台上台下都在看她，一个很朴素的人，声音也很朴素。

消息传回去，版面上出现不同的字眼，有人给她贴标签，有人写长评说她讲到了战争与人性，国内的留言也多，“跨越仇恨的温情”被反复提到，她把那句压在心里七十年，今天才说出口。

火车站的风很硬，通化的台阶上，一个三岁的小女孩缩在破和服里，指尖发青，父亲是军医，仓促撤走，母亲病得厉害，临走前把火钳烧红，往孩子手臂上压了一个“藤”字，疼得孩子直喘，母亲只剩下看她的一双眼，车站的喧闹过了，天又冷了一层。

村里传开了，门外站着一群人，有人丢来难听的话，拿着锄头，指着屋里那张小床，他把身子挡在门口，孩子缩在他后背，他说，报仇有地方去，别对着一个三岁的小娃，屋里的人把锅里唯一的粥盛出来，先喂孩子，夜里把旧棉袄拆开，碎棉絮一层一层填，袖口改小，针脚密得看花眼，外头的风还在刮，屋里的火堆不旺。

她有了名字，郜凤琴，对外说是亲戚家的孤女，家里穷到只剩窝窝头，母亲把碗里那口小米粥推过去，自己就着咸菜咽口水，冬天没有棉衣，母亲把自己的棉袄拆了做小，自己穿单衣裹一条围巾，夜里抖着身子，伸手摸摸孩子的额头才放心。

十二岁的那天，和同伴吵了几句，心里堵得慌，回到家里问个明白，养父沉默很久，从柜子里拿出半块旧和服的布，把车站的那幕慢慢讲给她听，她抱着布哭了一夜，晨光进来，她端着洗脸水站在炕前，说得很轻，“爹，我就是郜凤琴”。

她初中读完不再往上走，地里的活学会了，缝纫机也学会了，手下的针很稳，1958年矿上招人，她报了名，成了洗衣工，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整叠钱递给养母，“我养你们”，母亲的手发抖，泪水滴在那叠钱上，太阳刚刚升起来，屋里亮了半边。

消息飞到七十年代的夏天，邦交恢复，名单上开始一一寻找在华遗孤，工作人员拿着登记簿找到她，说生父在东京，开诊所，一直在找你，窗台上躺着养父的药碗，人抬不动身，她看了看床上的人，只摇了摇头，“我在这照顾他”。

八十年代的门又开了一次，养父离去，生父托人再请她过去，她去了，东京的街干净，她看到白发的父亲和不曾谋面的弟妹，家里给她安排了诊所的活，住处宽敞，饭桌上摆得丰盛，她心里却空，听不懂年轻人聊起的词，夜里总会梦见通化的玉米地，梦见院子里晾着的棉被，梦见母亲在门口喊吃饭。

三年过去，她做了个决定，回中国，生父把一张银行卡塞进她掌心，她把手合起来往回推，“我能养活自己，您想我，来中国看我”，她回到通化，攒下的积蓄开了间裁缝店，店里安安稳稳地转，来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像当年有人抱住她那样。

裁缝店的声音是缝纫机的哒哒声，街坊把衣服拿过来补，她看一眼，困难的人不收钱，冬天的街口有老人缩在墙角，她拿出一件厚棉衣，笑着说穿上，问她图什么，她指了指心口，“人要懂得报恩”，这句话她说得慢。

那场东京的座谈会上，话题里绕不开战争，她把话说清楚，“统治者犯的错，不该让孩子承担”，她说中国的养父母用善意把结打散，这份恩她记一辈子，会用一辈子去回，座谈会后，她带着朋友回通化，站在养父母的墓前磕了三个头，对着身边的年轻人说，“记住爱能跨过国界”。

后来她在两地来回，讲自己的经历，也听别人的故事，裁缝店成了一个小小的据点，墙上挂着的地图被人指来指去，红点是她走过的城市，门口坐着听她讲的游客，提着相机，手里捧着热茶。

九十六岁的那个冬天，她把养子叫到床前，拿出那块烫着“藤”字的布，又拿出一本存折，“一部分给村里小学，一部分为我和你爷爷奶奶立合葬碑”，石碑的字她早想好了，四个字排在正中，“郜凤琴之墓”。

葬礼那天，来的人站满了院子，中日两边的朋友都到场，驻地的工作人员送上花束，念了一段话，说她用一生去证明爱与包容的分量，邻里哭到眼红，说她就是咱这条街上的好闺女，做事实在，心也实在。

她的故事被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在华日本遗孤的名单上有大约三千个名字，这些人被中国家庭接住，长大成人，很多人走上了两国交流的路，战争能制造隔阂，爱在慢慢拆掉墙，这句话放在他们身上合适。

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被爱过，也学会了爱人”，把一生浓成一句，是这么个意思，名字可以有很多写法，归属只有一个地方，走过战争和和平，留下的是一条温暖的线，从一双手接到另一双手，从一个家延向另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