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7岁的胡友松发现生理期没正常来，便问75岁的丈夫李宗仁

1966年，27岁的胡友松发现生理期没正常来，便问75岁的丈夫李宗仁怎么办。谁料，李宗仁激动地抱住她说：“难不成是怀孕了？”胡友松一听，却突然崩溃大哭……
1966年9月，北京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凉，总布胡同那座老宅子里，厨房的灯光昏黄，胡友松站在水池边，手上的动作停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没忍住，走进了李宗仁的书房。
她低着头，声音很轻：“我这次……那事儿没来。”
李宗仁一愣，手上的报纸都没来得及放下，整个人像被什么电了一下，他站起身，语气一下就提了上来：“你说什么？你是不是……是不是怀上了？”
他有点激动，脸都涨红了，连说话的音调都变了，他走上前，一把抓住胡友松的手，嘴角带着笑，眼里却是藏不住的惊喜：“要是真的，那就是我们老李家天大的喜事啊！”
可这句话还没说完，胡友松眼泪就掉下来了，她站着不说话，只是低着头，眼泪一滴滴砸在地上，几秒钟后，她突然哽咽着说：“你别说了，我不是……不是那个意思。”
她哭得不带一点预兆，哭声压在喉咙里，却怎么都止不住，李宗仁愣住了，满脸的喜悦也一下子收了回去，他站在那里，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扶着椅背站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坐下去。
空气一下沉了下去，屋子里只剩下胡友松的抽泣声，和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响。
事情要从几个月前说起，1966年春天，李宗仁刚刚经历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巨变，他的第二任夫人郭德洁因病去世，留他一个人住在北京的老公馆里。
那时候他已经75岁，刚从美国归来不久，身边没亲人，也没孩子，整日靠看书、写字、画画打发时间。
老年丧偶，对谁来说都不是小事，年纪大了，身边没个照应的人，哪怕是泡杯茶、走段路，都变得不那么容易，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看在眼里，便琢磨着，得找个人来照顾他，最好是能长久陪伴的那种人。
几经打听，有人提到了胡友松，那时胡友松在北京一家医院当护士，独身，没成家，人也干练利索，她对外说是胡蝶的女儿，但这事没有人能坐实，更多是她自己说的。
到底是不是没人追究，反正那时候，身份背景能说得过去就行，照片送到李宗仁手上，他看了，没说什么，只问了一句：“人怎么样？”
程思远说：“干净、利落，不怕苦。”没多久，这事儿就提到了更高层，被周总理亲自过问，总理考虑得很细，觉得既然李宗仁需要照顾，而胡友松也愿意，那就别搞什么生活秘书、私人助理之类的名义，干脆明媒正娶，光明正大。
一句话点破了所有模糊地带，胡友松刚开始是犹豫的，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要娶她，谁听了不会心里咯噔一下？可她也清楚，自己在北京没有根基，一个普通护士，再努力，生活的天花板也摆在那里。
再说了，这亲事还得到了总理的亲自关心，在当时意义非凡，她自己也说过：“我不是不明白这段婚姻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我的命运从那一刻起，已经改变了。”
他们的婚礼办得简单，1966年7月26日，在李宗仁的公馆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没有乐队，没有宾客，照片却洗了好几份，李宗仁把照片寄给了国外的老朋友，背后还亲手写上：“这是我的夫人。”
婚后的生活也不像外人想的那样多浪漫，年龄差距摆在那里，刚开始两人分房睡，李宗仁体贴，但不多言，胡友松习惯了医院里的节奏，突然进了这样一个安静又沉沉的家庭，一时还有些不适应。
不过，李宗仁是真的拿她当自己的“太太”看待，她感冒了，他夜里起来去给她煮姜汤；她想吃点别的，他就自己下厨房，哪怕手都抖，他怕吵醒她，晚上从她门口路过都是赤脚走路。
慢慢的，胡友松心里也有了点变化，她开始觉得，这个老人虽然老了点，但是真心实意地对她好，不像年轻人那样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他做的事，每一件都让人心软。
两人就这样过着日子，日子也不算甜，但平稳，直到那天，她发现自己生理期晚了，女人的直觉让她心里咯噔一下。
李宗仁在美国那么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回来大陆后，郭德洁也身体不好，直到去世都没能留下后人。
他不是贪图什么，只是觉得，如果能有个血脉延续，也算自己这一生没白活，可他没想过，胡友松心里的压抑有多重，她不是怕带孩子，也不是怕身体受不了。
第二天，胡友松自己去了医院，结果很快出来：并没有怀孕，她回家没再提这事，李宗仁也没问，两人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过着日子。
后来，李宗仁病了，直肠出血，确诊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他没吵没闹，只淡淡地说：“知道了。”
1969年1月30日，他走了，走得很安静，身边只有胡友松，她握着他的手，像是在告别，也像是在把自己的那一段人生一并送走。
那之后，她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没再嫁人，也没孩子，她把名字从“若梅”改成了“友松”，说是要像松树一样活着。
晚年她写了一本回忆录，但很少有人读过，她没留下太多照片，也没留下什么公开言论，只是悄悄地活着，然后悄悄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