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文中涉及的单位、工程代号、人物及情节均为艺术创作，与任何真实历史、组织或个人无关。请读者理性阅读。
市委大院的接待室里，空气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咔哒”的走动声。
穿着灰色中山装的年轻工作人员正低头记录，他抬起眼，看着眼前这个满身尘土的农村妇女，问道：“同志，你找的爱人叫什么名字？”
女人攥紧了衣角，嘴唇翕动了几下，终于用带着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清晰地吐出三个字。
就在这三个字落下的瞬间，隔壁桌一位埋头整理档案的老同志猛地一震，手里的卷宗“哗啦”散了一地，他却像没察觉一样，死死盯住女人，声音都在发抖：“你再说一遍！”
01、一封信，一个承诺
1982年的秋末，淮北平原上的风已经带上了刮骨的寒意。
李秀莲站在自家院坝里，看着最后一垄山芋收完后光秃秃的田地，心里也像这地一样，空落落的。
村里的广播喇叭正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声嘹亮，可李秀莲却觉得那希望离自己太远，远得像天边的云彩，看得见，摸不着。
“念儿他娘，又在望南边呐？”隔壁的王婶挎着篮子路过，嗓门大地喊了一句。
李秀莲回过神，扯了扯嘴角，没应声。
村里人都知道，南边是上海的方向。
十年了，她每天干完活，总会下意识地朝南边望上一阵。
这个习惯，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刻进了骨子里。
王婶凑过来，压低了声音：“秀莲呐，不是我说你。卫国他……是死是活好歹有个信儿啊。你看你，一个人拉扯着念儿，婆婆又病成那样，何苦呢？”
“他会回来的。”李秀莲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的石头，没有半点犹豫。
王婶叹了口气，摇着头走了。
村里的风言风语，李秀莲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
有人说她男人张卫国在上海发了大财，跟城里女人跑了，不要她们娘俩了。
也有人说，怕是早在外头出了意外，尸骨都找不到了。
李秀莲坚信，她的男人，不是那样的人。
夜里，她给躺在床上气若游丝的婆婆喂完药，又给十二岁的儿子张念掖好被角。
小家伙在睡梦中都皱着眉头，白天他又因为“没爹的野孩子”这句话跟同学打了一架，脸上还带着青肿。
“妈……”张念忽然在梦里喊了一声，“我爸……是英雄吗？”
李秀莲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密密麻麻地疼。
她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儿子的额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让它掉下来。
她走到堂屋，从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最底层，摸出一个用布层层包裹的小铁盒。
铁盒里，是她全部的念想。
一张张卫国入伍时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军装，眉眼英挺，笑得一脸灿烂。
还有一沓信，最上面的一封，是十年前他离开后寄来的唯一一封信，信上只有寥寥数语，和一个地址——“上海，第028号信箱”。
她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1972年的那个夏夜。
那时候的张卫国是县农机厂里最厉害的技术员，任何“趴窝”的机器到他手里，总能起死回生。
那天晚上，两个穿着蓝色干部装的陌生人开着一辆吉普车来到家里，和张卫国在屋里谈了很久。
两个陌生人走后，张卫国把她拉到院子里，月光下，他的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
“秀莲，”他抓住她的双肩，力气大得让她有些疼，“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参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去了之后，可能十年八年都不能跟家里联系，你也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去向，就说我……去上海打工了。”
李秀莲当时就懵了：“什么任务要这么久？连信都不能写？”
“不能写。”张卫国摇摇头，眼睛里闪着一种她看不太懂的光，“秀莲，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不要这个家。正是为了让咱们这个家，让千千万万个家能过上安稳日子，我才必须去。国家培养了我，现在需要我，我不能退缩。”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到她手里：“这是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一个信箱。你别主动写信，等我。我向你保证，任务一完成，我马上回来。你等我，我一定会回来！”
那个夜晚，张卫国的每一个字都烙在了李秀莲的心上。
她信他。
所以，这十年来，她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把所有的苦和泪都咽进了肚子里。
她把对丈夫的思念，变成了守护这个家的力量。
她的等待，不是一个没有尽头的空想，而是一个终将兑现的承诺。
可现在，婆婆快不行了，她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再看儿子一眼。
儿子也长大了，他需要明白，他的父亲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而不是别人口中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十年了，她寄往“028号信箱”的信，全部石沉大海。
直到一年前，最后一封信被退了回来，信封上盖着一个模糊的邮戳，写着“上海市杨浦区”，旁边还有两个小字“注销”。
信箱注销了。
这个发现，像一道惊雷，劈开了李秀莲十年来的平静。
注销，是任务结束了？
还是……人不在了？
无论是哪种可能，都意味着她不能再等下去了。
她做了一个让全村人都震惊的决定——去上海。
这个决定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亲戚们都来劝她：“秀莲，你疯了！上海那么大，你一个女人家去哪儿找？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
“就是大海，我也得捞。”李秀莲的回答简单而决绝。
她卖掉了家里唯一还能换钱的两头大肥猪，换来了一百二十块钱。
在当时，这是一笔不敢想象的巨款。
她把钱仔细分成几份，一份用手帕包好塞进贴身内衣的夹层，一份放在行李的底层，身上只留几块零钱。
她把那张泛黄的照片、写着信箱地址的纸条，以及丈夫所有的信件，都用油布包好，紧紧地贴身放着。
出发前一晚，她给儿子做了一顿红烧肉。
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她柔声说：“念儿，妈去上海把你爸找回来。你在家要听话，好好学习。”
张念抬起满是油光的嘴，重重地点了点头：“妈，你放心去！我爸是英雄，你也是！”
儿子的这句话，让李秀莲瞬间破防，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她紧紧抱住儿子，仿佛要把这十年来的所有委屈都融化在这个拥抱里。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李秀莲把儿子托付给了最信得过的堂嫂，又去婆婆床前磕了个头，轻声说：“妈，你等我，我一定把卫国给您带回来。”
说完，她背上那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布包，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村子。
晨雾弥漫在田野上，她的身影显得那么单薄，又那么坚定。
她不清楚前路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但她必须走这一趟。
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交代，也为了给自己十年的坚守，一个最终的答案。
绿皮火车轰隆作响，载着她，奔向那个既是希望也是未知的远方。
02、寻踪觅迹
咣当，咣当……
火车在铁轨上行驶了两天一夜。
李秀莲缩在硬座的一角，紧紧抱着怀里的布包，几乎没怎么合眼。
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物，从一望无际的平原，到丘陵起伏，再到房屋渐渐变得密集。
她的心也随着火车的节奏，一阵阵地发紧。
当广播里传来“旅客们请注意，前方到站，上海站”的声音时，整个车厢都骚动起来。
李秀莲跟着人流，被推搡着走下火车。
脚踏上站台的那一刻，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呆住了。
这是1982年的上海。
铺天盖地的自行车洪流，像黑色的潮水一样在马路上涌动，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汇成一片巨大的交响。
高耸的建筑挡住了天空，街上的人们穿着的确良衬衫、喇叭裤，女同志甚至烫了时髦的卷发。
他们说着一口流利又快速的上海话，李秀莲一句也听不懂。
她就像一滴掉进大油锅里的水，瞬间被四周的喧嚣和繁华吞没了。
她穿着从箱底翻出来的、最好的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
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瞬间将她包围。
但她没有时间迷茫。
她想起丈夫信上的地址，深吸一口气，攥紧了拳头。
她告诉自己，不能怕，不能退。
她不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而是展现出了惊人的理智和计划性。
她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被注销的“028号信箱”和退信上模糊的“杨浦区”邮戳。
所以，她的第一站，就是去邮局。
她找人问路，比划了半天，才辗转坐上公交车，来到了杨浦区邮政总局。
邮局里人来人往，柜台后的工作人员都忙得不可开交。
李秀莲排了半天队，终于轮到她。
“同志，我想问个事。”她小心翼翼地把那封退信递进去。
年轻的工作人员瞥了一眼，不耐烦地摆摆手：“信箱都注销了，查不了。下一个！”
“同志，求求你了，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李秀莲急了，声音都带上了哭腔，“我找我男人，十年没见了……”
她的恳求引来了旁边人的侧目。
就在这时，一个戴着老花镜、正在整理信件的老邮递员走了过来，他扶了扶眼镜，接过那封信，仔细看了看那个邮戳。
“028信箱……”他喃喃自语，似乎在回忆什么。
他对那个年轻同事说：“小王，你先忙别的，我来接待这位同志。”
他把李秀莲带到旁边一个角落，耐心地询问了情况。
李秀莲把自己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讲到丈夫的承诺，讲到病重的婆婆和懂事的儿子，眼圈都红了。
老邮递员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李秀莲布满老茧的双手和她眼中那份不容置疑的执着，深受触动。
他叹了口气说：“大妹子，这种编号的信箱，都是保密单位用的。按规定，我们不能透露任何信息。但是……”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压低声音说：“我在这里干了三十年，有点印象。这个信箱好像是属于黄浦江边上的一个单位，具体是哪个，我真不清楚。而且那些单位，连个牌子都没有，门口都有解放军站岗，你一个普通人根本进不去。”
“在黄浦江边上？”李秀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这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
从一个虚无缥缈的信箱号，到一个具体可见的地理范围，这是她来上海后得到的第一个实质性进展。
“谢谢你，老师傅！太谢谢你了！”她激动得语无伦次，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煮鸡蛋硬要塞给老邮递员。
老邮递员连忙推辞：“使不得，使不得。我也就是动动嘴皮子。大妹子，你可得有心理准备，这事儿……难啊。”
告别了老邮递员，李秀莲的心里重新燃起了火苗。
她花了两毛钱买了张上海地图，又买了一斤最便宜的干硬的杠子馍。
当天晚上，为了省钱，她没住旅店，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靠着柱子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她就出发了。
她沿着地图上的黄浦江岸线，从外滩十六铺码头开始，一路向东，朝着杨浦工业区的方向走。
她不再像第一天那样拿着照片逢人就问。
她学聪明了。
她要找的不是一个叫“张卫国”的人，而是一个“不挂牌子、管理很严”的单位。
她专门找那些在江边干活的码头工人、看仓库的老大爷、工厂的门卫攀谈。
她不直接问，而是先递上一根烟，或者帮人搭把手干点活，拉近关系后，再装作不经意地聊天。
“老师傅，侬好。我从乡下来，寻个亲眷。他就在这江边上的大厂里上班，可我不知道是哪个。”她指着江边连绵的厂房和码头，“这边的厂子可真多啊！有没有那种……就是门口有当兵的站岗，还不让外人随便进的大单位？”
大多数人都摇头，说不清楚。
有的好心人会指着某个造船厂或者钢铁厂说：“那里管理严，你去看看？”
李秀莲就真的一个个找过去。
有的单位门口挂着牌子，她一看名字就明白不是。
有的单位确实管理严格，但她从门卫的只言片语和工厂的规模判断，也觉得不像。
她心里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丈夫参加的“惊天动地的大事”，肯定不是在普通的工厂里。
短短一个星期，她整个人都瘦了一圈，脸也皴裂得厉害，但那双眼睛，却越来越亮。
这天，她走到了杨浦区的一段江岸。
这里是老工业区的腹地，巨大的厂房和高耸的烟囱连成一片。
她看到一个地方，高高的围墙上拉着铁丝网，门口没有挂任何牌子，只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纹丝不动地站着，神情肃穆。
来往的卡车进出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就是这里！
李秀莲的心“怦怦”直跳。
直觉告诉她，她找对地方了。
她想上前去问，但看到哨兵腰间的手枪和冰冷的眼神，她又不敢。
她就在对面的一个巷子口，远远地守着。
从清晨到黄昏，她看着一辆辆卡车进出，看着一队队穿着统一工装的人下班。
她多希望能在那些人里，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她什么都没等到。
盘缠已经快用完了，口袋里只剩下最后几块钱和一张回家的火车票钱。
希望的火苗，在刺骨的江风中，一点点地被吹得摇摇欲坠。
这天下午，她实在熬不住了，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朝着那个大门走去。
“同志，站住！军事禁区，不许靠近！”她离大门还有十几米，哨兵就厉声喝止。
“解放军同志，”李秀莲站住脚，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我找人。我找我男人张卫国，他十年前就来这里了。”
“这里没有你找的人！马上离开！”哨兵的回答像铁一样冰冷，不带任何感情。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这里是不是原来的028信箱？”李秀莲不甘心地追问。
哨兵的眼神猛地一凛，但依旧重复道：“马上离开！否则后果自负！”
李秀莲被那股强大的气场震慑住了，只能一步步后退。
她蹲在地上，抱着头，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就在她哭得肝肠寸断的时候，一双厚实的皮鞋停在了她的面前。
她抬起泪眼模糊的脸，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穿着干部服的男人正看着她。
男人是附近一家国营工厂的车间主任，姓钱，刚才出来办事，看到了她和哨兵争执的一幕。
钱主任每天上下班都路过这里，对这个地方的神秘和戒备森严一清二楚。
“妹子，别哭了。”钱主任递过来一块手帕，“你找的人，是在这里面？”
李秀莲哽咽着点点头。
钱主任叹了口气：“妹子，这个地方，别说你，就是我们这些在旁边厂里干了一辈子的人，都不知道里面是干啥的。你这样是问不出结果的。”
李秀莲的眼神又黯淡了下去。
“不过……”钱主任打量着她，被她身上那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儿打动了，“你别灰心。你男人要是真在里面，那肯定不是一般人。这样的人，他的档案，他的去向，总有一个地方会知道。”
“什么地方？”李秀莲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猛地抬起头。
钱主任指了指市中心的方向，一字一句地说道：“人民大道200号。去那里的群众接待室问问。上海所有重要的人和事，最终都归那里管。如果你的丈夫真是个大人物，那里一定有他的记录。去吧，去敲那扇最后的大门。”
人民大道200号。
这几个字，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李秀莲已经陷入黑暗的心。
这是她最后的希望了。
她擦干眼泪，对着钱主任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用身上仅剩的钱，坐上了开往市中心的公交车。
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一次，就算是天王老子，也别想再把她挡在门外！
03、惊雷乍响
人民大道200号，上海市委大院。
这是一座庄严肃穆的苏式建筑，高大的门楼前，红旗招展，警卫笔挺地站着，每一个进出的人都神情严肃，脚步匆匆。
李秀莲站在马路对面，看着这座在报纸上才能见到的大楼，心里一阵发怵。
这里是上海权力最高的地方，真的会有人管她一个农村妇人的事吗？
她犹豫了很久，布包里的杠子馍只剩下最后半个。
她拿出来，狠狠地咬了一口，仿佛要把所有的胆怯和犹豫都一起咽进肚子里。
她想起病床上的婆婆，想起儿子期待的眼神，想起丈夫十年前的嘱托。
一股力量从心底涌了上来。
她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昂起头，迈开因走了太多路而有些跛的腿，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了那个威严的大门。
出乎意料，门口的警卫并没有为难她。
听说是来访的群众，便指了指旁边一栋小楼，让她去那里的接待室。
接待室里很安静，只有几排长椅和两个办事窗口。
一个窗口后，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干净的灰色中山装，正一丝不苟地整理着桌上的文件。
另一个窗口空着，旁边一个档案柜前，一个戴着眼镜、头发花白的老同志，正踮着脚在找什么东西。
李秀莲走到年轻人那个窗口前，紧张得手心又开始冒汗。
年轻的工作人员抬起头，看到她这一身风尘仆仆的样子，眼神里没有不耐烦，只是公式化地开口，态度还算平和：“同志，你好。有什么事需要反映？我们先做个登记。”
他拿起桌上的一个登记簿和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准备记录。
李秀莲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抖。
她没有哭诉，也没有长篇大论地讲自己的苦难。
在这里，事实比眼泪更有用。
她从怀里掏出用油布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将自己的户籍证明、结婚证明和那张写着“上海，第028号信箱”的纸条，整整齐齐地推到了窗口里。
“同志，你好。我叫李秀莲，从安徽淮北来的。”她的语速很慢，但每个字都异常清晰，“我来寻找我的爱人，他叫张卫国。十年前，他响应国家号召来上海参加一项工作，这是他当时留下的唯一线索。”
年轻的工作人员拿起那些已经泛黄的证件看了看。
“张卫国”，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他每天都要登记好几个重名的。
他拿起笔，正准备按照程序，询问“原来在哪个单位？多大年纪？有什么外貌特征？”
就在他即将落笔的一瞬间，一个突兀的声音打破了接待室的宁静。
“你说他叫什么？！”
声音来自旁边那个一直在翻找档案的老同志。
他不知什么时候停下了手里的活，猛地转过身，快步走了过来。
他没有理会那个年轻人，而是直接从柜台上拿起那张写着“028号信箱”的纸条，一双眼睛透过老花镜的镜片，死死地盯着那几个数字，拿纸条的手，竟然在微微地颤抖。
年轻的工作人员被老同事这剧烈的反应搞得一愣，有些不知所措。
老同志抬起头，目光如电，射向李秀莲：“你再说一遍，他叫什么名字？！”
李秀莲被他这阵势吓了一跳，但还是挺直了腰板，一字一句地重复道：“我男人，叫张、卫、国。”
“张卫国……028信箱……”老同志反复念叨着，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某种极度的激动和凝重。
他突然一把抓起桌上的那部黑色内部电话，甚至没用拨盘，而是直接对着话筒那头的接线员，用一种近乎嘶吼的音量喊道：“接书记办公室！马上！就说‘028’有消息了！他家人来了！”
他的声音太大，震得整个接待室嗡嗡作响。
年轻的工作人员彻底呆住了，手里的钢笔“啪”地一声掉在桌上，墨水溅出来一个小点。
李秀莲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028？
不就是一个信箱代号吗？
为什么这个老同志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还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书记办公室？
电话那头似乎也发生了剧烈的响动。
老同志仅仅是吼完了那两句话，就“啪”地挂了电话。
他转过头，看着一脸茫然的李秀莲，语气第一次变得急切而郑重：“同志，你在这里等着，哪儿也别去！千万别走！”
他说完，甚至顾不上跟李秀莲再解释一句，就转身冲出了接待室，朝着主楼的方向跑去。
不到半分钟，主楼的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沉重，完全不像一个领导该有的脚步声。
正在市委常委会议室里主持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的市委书记陈建民，在接到秘书凑到耳边，用蚊子般的声音汇报的“028，家属”这几个字后，整个人就像被电流击中了一样。
他主持会议时一向严肃沉稳的面孔，瞬间被一种混杂着震惊、狂喜和难以置信的复杂情绪所取代。
在满屋子局级干部愕然的注视下，他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动作太大，甚至带倒了身后的红木椅子，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
他没有去扶椅子，也没有对满屋的下属做任何解释，只是对旁边的副手匆匆丢下一句：“你们继续！”，然后便推开厚重的会议室大门，不顾一切地朝着接待室的方向，几乎是奔跑着冲了过去。
沿途走廊里的工作人员，全都惊呆了。
他们从未见过这位一向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著称的市委书记如此“失态”。
他跑得太快，领口的风纪扣都崩开了，鬓角的头发也被风吹得散乱。
他的脸上，是一种外人无法读懂的，既像是要去迎接一场巨大的胜利，又像是要去确认一个不敢相信的奇迹的表情。
接待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
年轻的工作人员还保持着目瞪口呆的姿舍，手悬在半空。
李秀莲则站在原地，手脚冰凉，心脏狂跳不止。
她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看到那个她只在《解放日报》头版上见过的，上海市最大的领导，正带着一脸她无法理解的激动表情，冲到了她的面前。
陈建民在离她一步远的地方停下，他大口地喘着气，胸膛剧烈地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