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林民旺：中国南亚研究的现状、挑战与反思——以印度研究为中心

整体而言，经历过印度政府对中资企业的大规模封杀和打压后，现在对印度市场和印度发展潜力持谨慎态度的，可能是中国学界和舆论圈的主流。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林民旺在2025年10月24日“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欧洲研究”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文章来源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本文大约2600字，读完约6分钟。

研究南亚，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以研究印度为前提。印度在我们通常所界定的南亚地缘区域中占据核心地位：它占南亚总人口的80%，GDP的79%。如果不把阿富汗算作南亚国家的话，可以发现，南亚所有国家之间都不直接相邻，而它们直接需要通过印度才能联通起来。因此，印度在地缘上是南亚的中心。

中国研究南亚学者预计达到约300~400多人。但如果我们召开一个关于孟加拉国或斯里兰卡的专题会议，往往难以凑足一天的会议议程。巴基斯坦的情况可能稍好，但是孟加拉国等国的研究力量还是偏弱的。要知道，孟加拉国是一个1.7亿人口的国家，在中国能找到较为知名的专门研究者可能都不足十人。换言之，中国南亚研究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心的现状。

一、过去五年中国南亚研究的三大核心议题

回顾过去五年，中国南亚研究界比较聚焦讨论的问题大概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印度的发展潜力与崛起问题。这是流量最大、也最容易引发专业领域内观点分裂的议题。一派持积极态度，认为印度崛起是迟早的事，其优势在于人口、语言以及莫迪政府的政策等因素。另一派则相对消极。有趣的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者中，缺乏印度本土知识背景的人往往对印度显得更乐观，而曾在印度生活、工作或经营过企业的人士的判断和观点则相对悲观。

我本人可能属于后者。过去五年中，我多次接受各类出海企业的咨询。几年前，有一次，一个企业经理在听我分析印度15分钟后，直接表示：“林老师对印度认识不客观，我们企业更愿意相信印度市场就像中国的90年代。”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我的判断还是较为准确的。整体而言，经历过印度政府对中资企业的大规模封杀和打压后，现在对印度市场和印度发展潜力持谨慎态度的，可能是中国学界和舆论圈的主流。

第二，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性质。印度究竟有没有“战略自主”，还是已成为美国的盟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印度目前已享有美国北约盟友在防务合作、军事采购等方面的便利和和平水平，甚至部分待遇高于日本和韩国。例如，印度军事人员可进入或常驻美国舰队和印度洋的军事基地，美方向印度提供导弹导航、情报上的合作，印度给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了三个军事后勤补给基地。双方还在战斗机共同生产、人工智能、稀土等新兴领域推进合作。

然而，印度又与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不同的是，它并未在外交政策上完全追随美国。印度参与金砖机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同时又积极推动四国峰会，却也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内部阻挡中俄的倡议。这种多重身份和各种相互矛盾的政策操作，使中国学界对印度的定位产生巨大困惑：印度究竟属于哪一阵营？再用“战略自主”来定义印度的外交战略是否适合？尤其特朗普再次上台之后，这一问题更加令人困惑。

第三，中国应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中国是否应将印度视作与日、韩类似的美国盟友，还是将其作为一个具有战略自主的国家？这一问题背后，是中国对南亚整体外交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深层思考。如果印度确是美国的盟友且将持续崛起，那么中国过去多少是以巴基斯坦来平衡印度的战略是否仍可持续？今年5月7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空战之后，形势再度变化，对于巴基斯坦在平衡印度上的战略作用显然会被重新评估。

二、中国南亚研究的优势与不足

中国南亚研究的人员规模不小，其不足与欧洲研究存在的问题是高度相似的。

第一，区域国别研究者普遍缺乏理论基础与基本的背景知识。许多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都了解甚少。例如，我每年面试报考南亚方向的博士生时，经常会问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例如：“能否说出印度的五位领导人？”“印度有哪些邦人口超过一亿”“北方邦的首府是什么”，能把这些问题都回答出来的人也不多。不少有南亚语言背景的学生，往往对政治学、现代化理论、国际关系理论都缺乏系统了解。缺乏理论思考能力，就意味着区域国别的研究，难以提升到研究层次，只能还是停留在经验描述上。

第二，绝大多数研究者缺乏在印度和南亚的实地经验。在中国研究南亚的研究者中，预计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到过南亚国家，要在南亚国家生活一年以上的更是屈指可数。中印两国的留学生数据对比也可以看的出来：疫情前印度在华留学生约2.5万人，目前约1.5万人，主要来华学医；而中国在印度留学生仅约20余人，当然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度方面的各种人员限制，而中国对印度是开放的。同时，田野调查经验的质量也差异显著。例如，国外一位著名的研究中印经济对比的教授，称去过印度调研，但是其“田野”主要是在五星级酒店里完成的，更多的是基于数据库和模型来研究的，从未真正深入印度农村。仅凭数据模型和浮光掠影的表面观察，其实是无法触及任何国家的真实问题的。

第三，专业人士对印度南亚的经验认知远不如“民科专家”丰富，也不如他们善于表达。目前中国关于印度和南亚的舆论场中，流量和话语权整体掌握在自媒体网红手中。他们语言表达能力强，有在印的生活经验和体验，观点传播力远高于专业研究者。作为研究南亚的学者，我常被各类朋友咨询自媒体上的内容：“林老师，印度真是这样吗？”可以说，我们被迫与流量竞争，天天面临“考试”。

第四，研究思维受英语语境局限。我们大多通过英文媒体和西方的学术体来系理解印度，这导致思维框架深深受限于西方叙事。三十年前，美国学者曾断言“印度必将超越中国，中国必将崩溃”，但三十年过去，中印之间已形成质的差距。然而，相关讨论仍停留在旧有框架中，缺乏真正的富有新意的解释。

第五，人才培养体系与就业出路存在脱节。中国曾有数十所高校开设南亚语言的本科专业。除了部分学生毕业后能进入在南亚的中资企业外，大多数毕业生并未从事与印度或南亚相关的工作。与此同时，像印度这样不允许设立孔子学院的国家，也不允许中国人在当地教授汉语，进一步限制了人才与对象国的联系。在此背景下，中国推动区域国别学建设，力求将这些小语种人才真正引入对象国研究，无疑是一个积极且必要的发展方向。■

文章来源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图文编辑：张洵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