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结婚不久后，我跪在我妈面前，医院的诊断书就在她脚边——尿毒症！
地板真凉，可她丝毫没有扶我的意思。
她连看都没看那张纸，只是盯着我说：
“兰兰，不是妈狠心。你弟弟是咱家的根，我不能为了你，把他的前程给搭进去。”
后来，我公公把存折和房本摔在桌上，吼我丈夫：
“人都要没了，还留着这些死东西干什么！”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李家没我这个女儿了，王家多了我这个闺女。
我只是没想到，八年后，那个当初嫌我碍事、把我一脚踢开的妈，会理直气壮地找上门来。
让我这个“外人”掏钱，去给她那个宝贝“根”施肥。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刚结婚。
我和丈夫王军把家安在城南一个老旧的小区里，房子是贷款买的，每个月要还三千多。
王军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我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
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除去房贷和日常开销，剩不下几个钱。
但我们觉得日子有奔头，就像田里刚冒头的秧苗，虽然瘦弱，但总归是向着太阳的。
灾难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星期二下午来的。
我正在核对账目，小腹突然传来一阵绞痛，像有根烧红的铁钎在里面搅。
我疼得趴在桌子上，冷汗把额前的头发都浸湿了。
同事见状后，急忙把我送到了医院。
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表情严肃，说话像从石头缝里挤字。
他拿着一沓检查报告，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站在旁边的王军说：
“是尿毒症。”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只大马蜂飞了进去。
尿毒症是什么？我听过，电视里演过，得了那个病的人，都活不长。
王军的脸瞬间就白了，他抓住医生的胳膊，声音都在抖：
“医生，是不是搞错了？她还这么年轻。”
医生把他的手拿开，说：
“没搞错。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透析，一个是换肾。”
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
“透析维持不了多久，要想活命，最好是换肾。”
我木然地问：“换肾……要多少钱？”
医生说：“找肾源、手术、后期抗排异治疗，全部下来，准备五十万吧，只多不少。”
五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山，直接砸在了我和王军的头顶。
我们把两张银行卡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又把家里能翻出来的现金都凑上，一共只有三万出头。
五十万，我们不吃不喝干二十年也攒不够。
王军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抱着头，一言不发。我能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说：“王军，要不……我们不治了。”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他吼我：
“你说什么浑话！只要有我在，就一定得治！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们一夜没睡。
王军打遍了所有朋友的电话，低声下气地借钱。
电话那头的人，有的说手头紧，有的说老婆管钱，有的干脆就不接了。
一个晚上下来，只借到了两万块。
天快亮的时候，王军掐灭了最后一根烟，沙哑着嗓子对我说：
“兰兰，不然，也回你娘家一趟吧。你爸妈……总不能见死不救。”
娘家。这个词从我嘴里过了一遍，又苦又涩。
我妈那个人，我是知道的。
她心里只有我弟弟李伟。但到了这个地步，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哪怕是一根稻草，也想伸手去抓。
我点了点头，说：“好。”
我坐了四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转了一个小时的汽车，才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子。
正是下午，村里很安静，只有几只老母鸡在路边啄食。
我家的房子还是老样子，青砖墙，黑瓦片，院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
推开院门，我妈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择菜。
她看到我们，愣了一下，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不咸不淡地问：
“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我喉咙发紧，叫了一声：“妈。”
王军也跟着叫了一声妈，把手里提着的水果放在了旁边的石桌上。
我妈瞥了一眼水果，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说：
“进来坐吧。”
我爸从屋里走出来，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但随即又被一种担忧盖住了：
“兰兰，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病了？”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扑通”一声跪在我妈面前，哭着说：
“妈，我生病了，很重的病，医生说要换肾，要五十万……妈，你救救我……”
我妈被我这个举动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皱着眉头说：
“你这孩子，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动不动就跪。”
王军赶紧把我扶起来，对着我爸妈，把医院的诊断书递了过去，一五一十地把我的病情和治疗方案都说了。
我妈没接那张纸，她听完王军的话，脸立刻就沉了下来。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院子里的那只老母鸡都叫唤了好几声。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又冷又硬，像冬天河里的冰块：
“家里的钱，都是给你弟弟李伟攒着娶媳妇的。他年纪不小了，马上就要说亲，盖房子、买车、彩礼，哪样不要钱？你弟弟是咱家的根，他的事是头等大事，我不能拿他的未来去冒险。”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像掉进了冰窟窿。
我爸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脸。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化作一声叹息。
我妈看我呆呆地不说话，又换了一种口气，像是在教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再说了，你现在是王家的人了，你生病，理应让你婆家出钱。毕竟是他家的人，来娘家哭穷算怎么回事？你要是不想拖累王家人，也别来拖累我们。毕竟你要是真为我们着想，就该知道，你弟弟的婚事，比你的命重要。”
“你弟弟的婚事，比你的命重要。”
这句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看着眼前这个给了我生命的女人，觉得无比陌生。
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心疼，只有算计和不耐烦。
在她眼里，我不是她的女儿，我只是一个已经嫁出去的、随时可以舍弃的包袱。
我弟弟李伟，从头到尾都没从他那个房间里出来。
我能清晰地听到，里面传来打网络游戏时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和兴奋的叫喊声。
我和王军是怎么离开娘家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回城的火车上，我一句话也没说，就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树木，眼泪无声地流，流干了，眼睛就那么干涩地睁着。
回到我们那个小小的家，王军再也撑不住了。
他一个一米八的汉子，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他说：
“兰兰，对不起，是我没用，我没本事挣钱救你。”
我拍着他的背，心里一片死灰。我说：“不怪你，王军，这都是我的命。”
就在我们夫妻俩陷入绝望的时候，一直沉默的公公，王德山，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公公是个退休的老工人，平时话不多，性格有些沉闷。
婆婆去世得早，是他一个人把王军拉扯大的。
他走到我们面前，把一个布包放在了茶几上。
布包打开，里面是一个红色的塑料皮存折，还有一本发黄的房产证。
公公的声音很沙哑，像被砂纸磨过一样。他说：
“这里是六万块钱，我这辈子的养老金。这是我们现在住的这套老房子的房本，也能值个三十多万。都拿去，卖了，给你治病。”
王军猛地站起来，说：
“爸！这怎么行！这是你的养老钱，是你的房子！”
公公眼睛一瞪，这是他第一次对王军发火。他说：
“什么行不行的！人都要没了，还留着这些死东西干什么！钱没了可以再挣，房子没了我们可以租，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顿了顿，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他说：
“兰兰，你别怕。你嫁到我们王家，就是我王德山的闺女。砸锅卖铁，我也得救我的闺女。”
“我的闺女。”
这四个字，像一股暖流，瞬间冲垮了我心里所有的冰冷和绝望。
我看着眼前的公公，他身材不高，背有些驼，脸上布满了皱纹，但在我眼里，他比任何人都高大。
我妈说，儿子是根。
我公公说，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那一刻我才明白，什么是家人。家人不是靠血缘来维系的，是靠情义。
我那所谓的“根”，早就烂了。而在这个小小的、破旧的家里，我找到了另一片可以让我扎根的土壤。
我抱着公公的胳膊，把头埋在他的臂弯里，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
公公的房子卖得很顺利。加上他的养老金，和我们东拼西凑借来的钱，五十万勉勉强强凑齐了。肾源也找到了。
手术前一天，王军握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
“兰兰，别怕，我在外面等你。”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冒出青茬的下巴，点了点头。
我心里一点也不怕。我知道，有人在等我活下去。
手术很成功。我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三天，才转到普通病房。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王军和公公。王军瘦了一大圈，公公的头发好像也白了更多。
我躺在病床上，身体上插着各种管子，刀口疼得钻心。但我的心是安定的。
康复的日子很漫长，也很痛苦。每天要吃一大把抗排异的药。
那些药的副作用很大，我吃什么吐什么，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王军和公公轮流照顾我。公公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骨头，回来给我熬汤。
他说：“喝骨头汤，补身体。”
王军则包揽了所有脏活累活，给我擦身、倒尿，没有一句怨言。
在这期间，我娘家，只来过一个电话。是我妈打来的。
她在电话那头，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就问了一句：“手术做完了？死不了就行。”
然后就挂了。
我拿着电话听筒，听着里面的忙音，很久都没有放下。
我没有哭，也没有愤怒。我的心，像手术后被切掉的那个坏死的肾一样，关于娘家的那一部分，也跟着一起被摘除了。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和那个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出院后，我们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
公公把他的床让给了我养身体，他自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身体好一些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王军一起，去公公的老房子门前，站了很久。
房子已经换了新的主人，门口贴着喜庆的对联。
我对着那扇门，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对自己说：“李兰，你的命，是这个家给的。从今以后，你就要为这个家而活。 ”
为了还债，也为了让我和公公过上好日子，王军辞掉了工厂技术员的工作。
我们用剩下的一点钱，开了一家小小的设计工作室。
王军有技术，我懂财务，我们决定自己干。
创业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一开始接不到单子，我们就去跑工地，一家一家地发传单。
被人赶，被人骂，都是常有的事。
最难的时候，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把省下来的钱拿去买材料。
我因为吃了太多激素药，身体发胖，样子变得很难看。
但我不在乎，每天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挣钱。
挣钱，还债，把公公的房子买回来，让他安度晚年。
我们的第一个客户，是一个开小餐馆的老板。他要求很苛刻，图纸改了十几遍。
王军熬了好几个通宵，眼睛熬得像兔子，终于让他满意了。
拿到第一笔三千块钱的设计费时，我和王军在路边，激动得抱头痛哭。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
我们的工作室靠着过硬的技术和实在的价格，口碑慢慢传开了。
生意越来越好，从一个小餐馆的设计，到后来能接整个办公楼的装修项目。
八年时间，弹指一挥间。
这八年里，我们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我们没有把公公的老房子买回来，而是用更高的价格，在市中心一个高档小区，买了一套一百五十平的大房子，带电梯，有暖气。
我们把最好的那个朝南的房间，留给了公公。
我们还给公公买了一份高额的养老保险，让他每个月都能领到比退休金多几倍的钱。
我们的工作室也扩大成了公司，下面有几十号员工。
王军成了王总，我也成了别人口中的老板娘。
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叫苗苗。
苗苗出生那天，公公抱着那个小小的、软软的婴儿，笑得合不拢嘴，眼角流出了泪：
“我们王家，有后了。”
这八年里，关于我娘家的消息，我都是从一个远房亲戚的嘴里零星听到的。
她说：我弟弟李伟，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是老样子，高不成低不就，工作换了十几个，没一个干得长的。
最后索性就不干了，天天待在家里打游戏，全靠我爸妈那点微薄的收入养着。他成了我们十里八乡有名的“巨婴”和“啃老族”。
我听了，心里没什么波澜。就像在听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
那个家，那些人，对我来说，已经模糊得像上辈子的事了。
我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根，和自己的参天大树。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静而幸福地过下去。直到苗苗六岁生日那天。
我们给苗苗办了一个小小的生日派对，家里装饰得五彩缤纷。
公公给苗苗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王军给苗苗买了她最喜欢的公主裙。
我们一家四口，围着桌子，唱着生日歌，苗苗闭着眼睛许愿，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个人。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是我八年未见的父母。
他们老了很多。我爸的背更驼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
我妈也一样，一脸风霜，但那双眼睛，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闪着精明和算计的光。
我愣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我妈先开了口。
她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
“兰兰，不请爸妈进去坐坐吗？”
我侧过身，让他们进了屋。
他们看着我们家宽敞明亮的客厅，看着墙上巨大的液晶电视，看着阳台上那些花花草草，眼睛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羡慕和嫉妒。
我给他们倒了两杯水，放在茶几上，然后就坐在了他们对面的沙发上，等着他们开口。
我妈喝了口水，就开始她的表演。
她先是抹着眼泪，说她这些年有多想我，说她当初也是没办法，手心手背都是肉。
又说我弟弟多不争气，她和我爸有多操心。
我一言不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
我知道，这些都不是重点。
果然，铺垫了十几分钟后，她终于切入了正题。
她突然压低了声音，身体前倾，带着一种神秘又得意的表情说：
“兰兰，你弟弟要结婚了！我们找人算过了，这个女孩八字特别好，是‘旺夫’的命！只要她嫁过来，你弟弟后半辈子就顺了！咱们家的根就能开枝散叶了！”
我看着她那副神神叨叨的样子，觉得有些可笑。我问：
“所以呢？”
我妈仿佛就等我这句话，她猛地一拍大腿，声音陡然拔高，理直气壮地说：
“所以彩礼贵啊！人家开口就要三十万！说是‘旺夫价’！兰兰，这钱你得出！这是给你弟弟投资未来，也是给咱家投资！你现在这么有钱，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弟弟打光棍吧？你当姐姐的，不能这么自私吧！”
三十万。又是钱。
八年前，为了五十万，她可以看着我去死。
八年后，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旺夫”命，她理直气壮地来找我要三十万。
客厅里很安静，苗苗的笑声从房间里隐约传来。
王军和公公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站在不远处，脸色都很难看。
我看着我妈那张写满了贪婪和荒谬的脸，八年前那个冰冷的下午，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晰地在我耳边回响。
我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愤怒或者拒绝，我甚至笑了。
我妈被我笑得有些发毛，她色厉内荏地问：
“死丫头，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我摇了摇头，慢慢收起笑容，脸上的表情也一点点冷了下来。
我正要开口，我爸大概是觉得场面太难看，他站起身，红着一张老脸，想拉我妈走。
“行了，别说了，我们走吧……”他小声嘟囔着。
我妈一把甩开他的手，骂道：
“走什么走！话还没说完呢！三十万对她来说算什么！”
我看着他们一个想逃，一个在闹，就像一场演了很多年的拙劣戏剧。
我爸的懦弱，我妈的贪婪，在这一刻无比清晰。
我突然明白，如果今天让他们就这么走了，那么这件事就永远不会了结。
这根腐烂的刺，会一直扎在我心里，时不时地提醒我他们的存在。
不，就在今天，就在这里，必须由我亲手把它拔出来，连根拔起。
“爸，别急着走。”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