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 与坚守：辜鸿铭晚年思想立场的一次公开“调整”

1906年6月15日，辜鸿铭在致老友骆任廷的一通信札中，说了一番多少有一些沮丧无奈的“气头话”：“但是最后，我大概应该会甩掉现任道台、税务司以及涉及黄浦江的全部事务，然后回到武昌，依旧待在原来的岗位。我在通信中告诉过您，我如果退休了，就宁愿待在自己的菜园里，然后平静地去做我认为毕生最重要的事业，现在这种想法依旧很强烈。”

一个多月前，辜鸿铭在一封信札中，确实也谈到了自己的这一“心愿”：“但是我感到这并不是我毕生事业之所在。我毕生努力的方向是要使你们西方人能真正理解中国。现在我已经翻译完毕《中庸》，我认为，这部即将付梓的译著是自己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文学作品。除译文之外，书中还有大量的引述以及间注。”

辜鸿铭上述两封信札中都提到了自己认为毕生最重要的事业，不是能够给自己及家人的经济生活带来巨大舒适和安逸的黄浦江浚浦局帮办（assistant commissioner），而是儒家思想的现代翻译与阐释，其目标就是“让西方人能真正理解中国”。

辜鸿铭的这一目标，几乎在他尚未入职张之洞幕府之前，就已经逐渐明晰起来了，1883-1884年间，辜鸿铭在沪应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之邀，曾做过系列公开讲座，其内容就集中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以及道德价值的阐释，以及对西方观念的批判。

这种批评在他此间的《中国学》一文以及后来的相关西方汉学批判文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和坚持。事实上，对于19世纪西方汉学的批评，亦成为辜鸿铭为中国辩护、为儒家思想辩护的一种现实的、有效的方式。而其目的，亦就在让西方人更好地认识中国。

而在另一方面，亦就是相对于他的上述对外的那一面向及相关工作，辜鸿铭在对内方面的立场，一直以“忠君保皇”的面目示人。这里的政治立场及主张，无论是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前后，还是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前后，以及后来的袁世凯复辟前后，都得到了让中外之人印象深刻的表达与表现。辜鸿铭将这一立场及主张，与“尊王攘夷”这一政治思想传统相对接，并试图让其在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变革的时代浪潮之中得以保存沿袭。

辜鸿铭的这一立场及主张，也是他毕生信奉并坚持的立场之一，同时遭受到的批评抨击亦最多和最猛烈。而为了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与现实之中彰显并捍卫自己的上述立场，辜鸿铭不惜以种种人们一眼就看得到的“出格”方式来予以展示，譬如他的广为人知的长袍、马褂和垂辫，以及他对胡适的白话文主张的旗帜鲜明的反对等。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辜鸿铭是一个信仰坚定，而且立场前后一致的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辜鸿铭的毕生信仰，尤其是思想立场，从来未曾有过一丝半点的松动或“调整”。事实上，在辜鸿铭的晚年，亦就是在他应邀赴日本巡回讲演和研究讲学之前——1924年之前——就曾经有过一次公开“调整”。只不过这次公开“调整”，并没有改变辜鸿铭在世人印象中的刻板形象。

1921年12月2日，辜鸿铭致信老友骆任廷，信中除了“骆任廷爵士：祝您新年快乐！辜鸿铭”一句，并无其他文字，但信中还附了一份英文剪报，这份剪报，是对辜鸿铭最近一次在“中英协会”举办的晚宴上的演讲的详细报道，标题为《辜鸿铭先生回忆录》。

这次应邀参加晚宴的人，大多应该是中国在英国留学且已归国的学生。换言之，辜鸿铭大概是在以一位留学英国的老前辈的身份，来向这些留学后辈们“言传身教”。

事实亦确实如此。

在这次讲演中，辜鸿铭殊为难得地提到了自己的身世——这几乎是辜鸿铭的一个长期秘而不宣的“隐私”。在他当年入职北大所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上，他所填写的个人籍贯为“福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已经在南洋的几代华侨家庭的后人。

除此之外，辜鸿铭还极为难得地谈到了自己早年在苏格兰的留学生活，包括他在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岁月，他所读的书，听的课，他的阅读爱好等。

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辜鸿铭在这次讲演中，面对那些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青年学子们，第一次提到了自己在思想上与青年留学生们达成“和解”这一话题。而仅在一两年之前，辜鸿铭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上，还以《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为题，对胡适及归国留学生们为代表所发起并推动的文学革命进行了猛烈抨击。

而仅仅在一两年之后，在“中英协会”举办的这样一场公开晚宴上，面对着人数不少的归国留学生们，辜鸿铭竟然主动地、令人难以置信地提出了彼此“和解”的主张：

作为古老中国的代表，我现在也要向你们年轻中国的代表们提一个条件，凭借这一点，我们老一辈的中国人就可以与你们合作。

在辛亥革命之后，辜鸿铭就经常将自己称之为“旧中国人”或“老中国人”（Old China Man），而将那些主张革命之人，称之为“新中国人”（New China Man）。其实，“新中国”这一概念，在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这一部未完成之作中，就已经广为人知。

而此时，面对那么多听讲的“新中国人”，辜鸿铭所提出的彼此“合作”或“和解”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这个条件就是，中国可以经历改革并逐渐完善，但是中国绝对不能欧洲化。换句话来说，我们中国人可以去学习，甚至必须要学习，而且我们也愿意去学习欧洲或美国一切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想要，必须要保持中国的特性……简而言之，我们中国人绝不能丢弃中国的民族特性——这里指的与其说是政治层面上的民族性，倒不如说是道德层面上的民族性。总之，我们要绝对忠诚于中华文明，绝对忠诚于我们祖先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并建立起来的中国文明的理想。我再次重申，作为古老中国的代表，我要说，“如果你们这些年轻的中国人想与我们建立起友谊并保持合作的话”，以上我所提的就是你们必须坚持的条件。

上面这段文字，其实既坚持了辜鸿铭的一贯立场，但又在某些方面作出了明显的“调整”。譬如，他在演讲中明确提到，中国的民族特性，“与其说是政治层面的民族性，倒不如说是道德层面的民族性”。这一说法，实际上就是辜鸿铭在他众所周知的“皇权帝制”立场上的明显“调整”。辜鸿铭以“忠诚”或者“忠”的思想与立场的“调整”，松绑了对于“忠”的原有对象的绝对化和不可替代性的坚持，以“绝对忠诚于中华文明”，替代了之前坚持不渝的“皇权帝制”，这也是辜鸿铭在辛亥革命之后，包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次个人立场的显著调整。

或许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调整的思想与情感逻辑，面对那些显然对西方现代文明抱持亲近态度的留学生们，辜鸿铭又对自己上述阐释做了进一步的展开说明：“即便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中国也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道德层面上伟大而又卓越的国家。因为，即便是这个中国里那些西方化了的中国人以及拥有汽车的中国人降低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准，使其处在饥饿的边缘，那些快要被饿死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也仍旧是遵纪守法的。”

辜鸿铭的上述说明之中，对于那些在场归国留学生们来说，显然不乏逆耳之言。至于他们会去怎么认识、理解这些逆耳之言，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不过有一点，当辜鸿铭提到“那些快要饿死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也仍旧是遵纪守法的”这一判断和坚信的时候，或许在场的新中国人心里不免犯嘀咕。但是，亦就在辜鸿铭的这场演讲后不到二十年，一位中文名字叫赛珍珠的美国女作家，以一部描写“旧中国人”的长篇小说《大地》，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赛珍珠创作这部小说的时间，离辜鸿铭的这场演讲还不到十年。

没有证据来说明当时远在镇江、南京的赛珍珠，是否从报上读到了辜鸿铭的这场演讲的相关报道，是否认同辜鸿铭演讲中所提到的那些观点及主张。

不过，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赛珍珠《大地》之中的主人公王龙，正是一位辜鸿铭演讲中所说的中国人，也是一位辜鸿铭所谓的“旧中国人”，同时也是他所期待中的理想的“新中国人”。（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标题：《“和解” 与坚守：辜鸿铭晚年思想立场的一次公开“调整”》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本文作者：段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