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最狠的酷刑是什么？一个老人指着墙角说道：你看那是什么？

1940年5月，如果此时你站在湖北宜昌的大山深处，大概率闻不到山野的花香，空气里全是烧焦的木头味和让人作呕的血腥气。

如果不提那段往事，那个立在黄仕钊老人自家墙角的铁疙瘩，你绝对不会多看一眼。

那就是一把生满红锈的双人拉大锯，齿都钝了，甚至有点变形。

收破烂的来了，估计都嫌它压秤给不上价。

但对于土门乡的老一辈人来说，这东西比阎王爷的生死簿还吓人。

它不是工具，是刑具。

说起这事儿，咱们得把时间轴拨回到枣宜会战那会儿。

那时候日本人为了打通去重庆的路，跟疯狗一样见人就咬。

五架轰炸机贴着树梢飞过去，把土门乡炸得底朝天。

紧接着，一队日本兵就在汉奸带路下摸进了村。

故事的主角叫刘白华。

在十里八乡，刘白华是个手艺人，一手木工活那是没得挑。

那把后来要了他命的大锯子，原本是他养家糊口的宝贝。

这人老实，本分，属于那种一脚踹不出个屁的好人。

那时候村民都往深山里跑，刘白华一家其实也跑出去了。

但是吧，那时候的粮食，真的比命金贵。

家里还有三石谷子没藏好，那是全家老小一年的指望。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为啥要为几袋米回去送死？

这就叫穷人的悲哀，在这个乱世里，一袋粮食往往就是一家人的买路钱，没了它，活着也是慢死。

刘白华咬咬牙，决定悄悄回村把粮食挑出来。

这就是命。

他前脚刚进院子挑起担子，后脚就撞上了搜山的日军。

按理说，那个年代抓壮丁、抢东西是常态，若是运气好点，甚至还能捡条命。

坏就坏在队伍里有个点头哈腰的“二鬼子”。

这种人，为了在主子面前讨口骨头吃，那是真的没有下限。

这汉奸一看刘白华，立马凑到日本军官耳朵边上嘀咕。

也不知他是真认识刘白华，还是单纯为了邀功，反正脏水是一盆盆往上泼，非说刘白华是游击队的探子。

那个日本军官，眼珠子浑浊得像死鱼，听完后嘴角扯出一丝冷笑。

那时候的日本人已经杀红眼了，杀人对他们来说，跟踩死一只蚂蚁没区别。

如果是一枪崩了，那在当时甚至算是一种“慈悲”。

但这帮畜生那天不想这么干。

那军官一眼瞅见了院子里支着的木工板床，还有那把靠在墙边的双人拉大锯。

一个变态到极点的念头，就在这几秒钟里成形了。

他们把全村没来得及跑掉的老少爷们全赶到了刘家院子里。

这是日军惯用的伎俩——“看戏”。

杀一个人，是为了吓住一百个人。

刘白华被五花大绑，死死按在他平时干活的板床上。

那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平时上面躺的是上好的木料，今天躺的是他自己。

那把锯子，平时用来造家具、起房子，今天却被两个日本兵一人一头握在手里。

锯齿冰冷，压在了他的脖子上。

当时黄仕钊还是个十几岁的娃娃，就缩在人群里。

哪怕过了几十年，只要一闭眼，他还能听见那种声音。

拉大锯这活儿，讲究个一来一回。

但你想想，那是锯活人啊。

随着日本军官一声令下，两个日本兵开始拉动锯子。

在绝对的暴力面前，人类所有的尊严和体面，瞬间就被撕得粉碎。

刚开始是凄厉的惨叫，那声音根本不像是人嗓子里发出来的。

鲜血顺着锯齿飞溅，喷在旁边日本兵的脸上，他们不但不擦，反而兴奋地怪叫。

锯齿切开皮肉，摩擦骨头的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让院子里好几个胆小的妇女当场就昏死过去。

这还不是最惨的。

这帮恶魔为了震慑效果，生生锯断了刘白华的身体还不算完，最后竟然把他的四肢都给锯了下来。

那个原本充满木屑香味的小院，瞬间变成了修罗场。

刘白华甚至在身体被锯开一半的时候，人还是清醒的。

这种痛苦，咱们现在的人想都不敢想。

人杀完了，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日军那帮人似乎还没玩够，沾满血的刺刀又对准了剩下瑟瑟发抖的村民。

眼看就要屠村，这时候，县维持会的刘长清来了。

这一段历史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复杂。

刘长清这人，身份是个“汉奸”，在维持会做事。

按咱们现在的标准，这人肯定不是个东西。

但在那个节骨眼上，你不得不承认，人性这东西它是灰色的。

刘长清没跟日本人讲什么大道理，跟禽兽讲道理那是脑子进水。

他用了最实在的一招——拿钱买命，拿粮换命。

他跟日本人谈条件，只要放过剩下的村民，他负责筹集一大笔粮食给皇军。

日本人一听有粮，再加上刚刚“杀鸡儆猴”的戏码也演足了，也就顺水推舟。

当天晚上，这帮恶魔带着抢来的东西，还有那股子洗不掉的血腥味，撤出了土门乡。

日本兵走了，村民们才敢哭出声来。

大家含着泪，把刘白华碎了一地的尸首拼凑起来安葬。

那把大锯子，没人舍得扔，也没人敢用。

最后是黄仕钊和几个乡亲把它收了起来。

它不再是个物件了，它是个铁证。

日本人以为，搞这么一出惨绝人寰的“锯刑”，能把中国人的胆给吓破，让大家像绵羊一样老实。

结果呢？

恰恰相反。

极度的残暴，唤醒的从来不是顺从，而是那种不死不休的复仇烈火。

刘白华死得太惨，惨到连村里最怕事的后生都红了眼。

大家算是彻底看明白了：在这帮野兽面前，你跪得越标准，死得越难看。

后来的几年里，土门乡的年轻人那是前赴后继地往游击队里钻。

他们熟门熟路，配合正规军在宜昌外围跟日伪军死磕。

每一次挖路，每一次剪电线，每一次打伏击，心里头都憋着一股劲儿：这是给刘白华报仇，也是给咱们自己争条活路。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股气才算是顺了一半。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硝烟早就散了，现在的土门乡山清水秀，日子过得安逸。

黄仕钊也从当年的毛头小子，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爷子。

但他家里那个墙角，始终留着那个位置。

每当有后辈或者是外地来的年轻人问起那把锈锯子，老人总是会颤颤巍巍地指着它，把那个血色的下午再讲一遍。

他不嫌烦，也不怕疼。

他留着它，不是为了折磨自己，就是为了提个醒。

别忘了。

真的别忘了。

那不是废铁，那是咱们这个民族曾经遭过的罪，也是咱们被逼出来的硬骨头。

历史这东西可以翻篇，但这页纸上的血迹，谁也没资格把它擦干净。

参考资料：

宜昌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宜昌县地名志》，1984年。

湖北省档案馆藏，《抗战时期日军在鄂暴行档案选编》，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