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开国少将寻找救命恩人，偶遇当年打伤他的敌人，作何反应

1983年深秋，一位共和国的开国少将，回到了他曾浴血奋战、命悬一线的黔东山地。

他想要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但是没想到却偶遇了当年打伤他的敌人。

那么，那颗贯穿他脚踝的子弹到底来自何人之手？偶遇敌人他又作何反应？

少年英气

1916年的湖南茶陵，段家迎来了自己的长子段苏权。

段苏权似乎天生“格格不入”，他不爱嬉笑玩闹，而是在那个读不起书的年代渴望读书。

后来他幸运地在私塾就读了六年，尽管中途辍学，但多年的读书经历已经决定了他的人生底色。

十岁那年，他便主动参与到当地的农民运动中，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不久之后就转为了中共正式党员。

真正成为党员的时候，他也不过十四岁，但是却一板一眼地比谁都认真。

有些老兵对这个奶娃娃很不服气，但是读完他通宵写的思想汇报以后，悄悄向他敬了一个标准军礼。

16岁那年，他被任命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正式挑起政治工作的重担。

一个毛头小伙子，坐镇军中政工要职，令人惊讶，也令人敬佩。

他讲政策掷地有声，写宣传材料笔力雄厚，还擅长调动战士们的士气。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决定将红六军团编入长征队伍，由任弼时率先西征，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

在这次战略转移中，为了迷惑敌军主力，保障红军东进的安全，组织上做出了一个艰难却必要的决策。

由段苏权与王光泽共同领导成立“黔东独立师”，在黔东地区牵制和吸引敌军兵力。

这是一项看似“断尾求生”的任务，也是一次真正的生死考验。

因为被留下来的部队，仅有三个团七百余人，弹药短缺、粮食不足，面对如狼似虎的川黔军阀包围，几乎就是孤军作战。

但年仅十八岁的段苏权却毫不退缩，他一边肩负特委书记的职责，组织当地群众支前；一边身兼政委，走村串寨鼓舞士气，挖掘出战士们内心最深处的信仰之火。

他曾冒着枪林弹雨走在突围队伍的前列，也曾在最艰难的围困中站在临时战地讲台上高声朗读党的文件。

而这一切的勇气与力量，源于他骨子里对信仰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

孤身蒙难

1934年冬，段苏权所在的黔东独立师在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决定穿越敌军防线，与红军主力在湘西会合，可是敌军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段苏权率领通讯班走在前列，刚踏入秀山县梅江镇中街，一枚子弹穿破空气，精准地击中了段苏权的右脚踝。

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敌人的位置，整个人便剧烈地一震，跌倒在地。

枪声又连响两次，一名红军战士当场牺牲，剩下的战士迅速作出反击，将对方压制撤退。

段苏权忍着痛，被战士们抬上担架向南突围，可命运似乎并未打算就此放过他。

当队伍行至雅江时，又一次遭遇伏击，伤员根本难以同行，师长王光泽几经权衡，含泪决定将段苏权留在后方民居养伤，继续组织突围。

战士们辗转来到雅江县丰田村，将段苏权托付给当地一位农民李木富。

这个家境贫寒却心地厚道的农民，面对这名浑身血污的红军伤员，没有犹豫，甚至没有提任何条件，就将他藏进了屋后的一处山洞。

山洞不过丈余深，潮湿阴冷，李木富用稻草为他铺了个草床，又把平日攒下的红薯、野菜煮成稀饭，一天两趟送入洞中。

外人看不见的夜晚，李木富提着油灯，轻声喊“红军兄弟”，才肯靠近山洞几步。

可是段苏权脚踝处的伤势越来越严重，李木富尝试用草药敷治，可见效甚微。

最后，段苏权凭借仅存的力气，撕下一块布，咬在嘴里，开始清除自己脚踝上的碎骨。

他用一把煮过的竹片，硬生生地划开已经化脓的皮肉，手指探入伤口中，去抠那些藏在骨头缝隙间的弹片与骨渣。

每一次手指触到骨边，他都剧痛难忍，几乎要昏厥过去，可醒来后，他又咬紧牙关，继续用指甲掘开那些腐坏的伤肉。

终于，当最后一块碎骨被挤出时，他整个人瘫倒在地，仿佛身体里的每一滴力气都被抽干。

后来三日未曾见李木富前来送饭，他撑着血痂未干的右脚，一点点从洞口爬到李木富家门口。

当他终于爬到李木富家门前，对方的脸色一瞬间变了，几乎是用奔跑的速度扶住他，嘴里不停念叨着：“你还活着啊兄弟，老天保佑！”

屋里空空如也，红薯已见底，一家老小早因饥饿面黄肌瘦，段苏权明白，自己不能再拖累这个家庭，几番挽留无果后，他含泪道别。

苏仕华和李木富送他到村口，又请木匠为他打造了一副“F字形”的拐杖，他用稻草包住身体，扮作乞丐模样，慢慢离去。

重回旧地

离开丰田村后，段苏权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重新归队，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依旧投身于政治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被任命为不同军区的司令员，多次走上前线，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1983年11月，段苏权再次来到秀山县，拄着拐杖寻遍每一个村子，挨家挨户打听：“有没有一个叫李木富的老人？或者当年住在后山、靠裁缝手艺过活的人？”

村民们被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干部感动了，纷纷帮他打听消息，可是始终苦寻无果。

就在这段失落的寻找中，一个意外的消息被人提起:“杨光和回来了，从新疆放出来才几天。”

“杨光和？”这个名字，像一把陈年锈锁，蓦地扭开了段苏权记忆的抽屉。

那一瞬，他几乎想起了当年那道街巷的硝烟，那片混乱中击中他脚踝的子弹，以及随之而来的长年苦痛。

他从未真正见过那个“枪手”的脸，也从未弄清楚那一枪是否是命运对他的无情审判。

“我想见见他。”他望向身旁的工作人员，语气平静，却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力量。

随即，他又补了一句：“但别告诉他我是谁，我要听听他怎么说。”

几个小时后，在梅江镇政府会议室，一位满脸褶皱、头戴棉帽的老人被领了进来。

他皮肤黝黑，身形消瘦，面上既有刑期磨砺出的谨慎，又有农村老人常见的局促。

他进屋的那一刻，段苏权坐在长桌的另一侧，眼神如钉子般钉在这人的身上，却没有立刻开口。

“叫你来，是想了解一下49年前，你在镇上击退‘土匪’的事。”工作人员依旧按照段苏权的安排，没泄露他的身份。

杨光和点点头，声音低哑却干脆：“我记得那年红军从南街打进来，我蹲在油粑粑灶后头，瞄了三枪，打倒了两个，一个当场死了，另一个，不知道被抬哪儿去了。”

段苏权开口问，语气不疾不徐：“你用的什么子弹？”

“擦过衣服的。”杨光和下意识地答道，像是早已对这件事烂熟于心，“那种子弹打进肉里，会开花，把骨头打得粉碎。”

这句话一出，会议室里瞬间寂静，段苏权睁开眼，看着面前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沉默良久。

他终于得到了那个困扰他半辈子的答案，当年为什么脚踝骨全碎，为什么伤口迟迟不能愈合。

这一切的开端，源于这个蹲在街角灶台后冷静扣动扳机的民团班长，但段苏权没有斥责，没有起身质问。

他只是点了点头，说：“谢谢，你可以走了。”

杨光和愣了一下，转身离去，依旧没意识到，面前这个平静到近乎冷淡的老人，就是当年那名被他一枪击中的红军政委。

直到后来，杨光和听人说起:“你刚才见的那个，就是段苏权，他还活着。”

杨光和站在原地许久未动，嘴里重复着：“是他？他没报仇？他还跟我说谢谢？”

那一刻，这个老人眼中泛起了泪光，他终于明白了，共产党的“大气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代人用血与信仰铸造出的格局。

恩人下落

几天后，段苏权在梅江完成公务，即将启程回京前，又一次回到了秀山县雅江乡。

这一趟，他不再抱太大希望，只是想最后看一眼那片自己曾几度死里逃生的土地，但是命运终于决定圆了他的心愿，

县委工作人员奔进来，手里拿着一封泛黄的信件，满脸难掩激动：“段老，我们找到李木富了！他还活着！他听说您来秀山，马上托儿子写了信，让我们转交给您。”

段苏权颤抖着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封用蓝色钢笔字写成的信，字体歪歪斜斜，却充满力量。信中写着：“我还在，红军兄弟，我一直都记得你，你还活着，真好。”

那一瞬，段苏权眼中泛起泪光，信里还附着一张照片，是李木富与他的几个孙子站在山洞前拍的。

段苏权盯着照片良久，回到北京后，他立刻提笔写信回秀山，表达了他深深的谢意：“他们是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我没有什么奢求，只愿尽绵薄之力，为他们做点事情。”

信随同一笔专款寄至当地政府，段苏权要求：一是替他向李木富、苏仕华几位老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二是若他们有困难，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费用，三是务必为村前修一座桥，解决百姓过河之苦。

李木富的回信很快又来了，他写得朴素，却句句动人：“我自己不需要什么，只想为乡亲们留下一点东西。要是河上能有一座桥，孩子们就不怕水涨雨大。”

桥建成的那天，全村老少围在一起，他们给这座桥取名为“红军桥”，段苏权听说后，欣慰地笑了。

几年后，县里又为李木富家送去了一块匾，上书五个大字“红军的亲人”，金字熠熠，匾额不重，却分量千钧。

1993年，段苏权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八岁，他未能亲自再见救命恩人一面，但在生命的最后，他完成了这场历时半个世纪的寻找。

他没有带着仇恨离去，却带着对平凡人民的敬意和感恩走完了人生旅程，而那块“红军的亲人”匾，和那座“红军桥”，就像一座座记忆的丰碑，静静矗立在山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