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允许如此大规模当爹

社会主义中国不允许这种“爹”。这种方式、这种规模，无论在法律还是意识形态上，都难有落脚之地。

2025年12月，《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游戏大亨徐波通过美国代孕方式，已拥有或正在申请至少12名孩子的亲权，而其公司社交媒体曾提及他通过代孕拥有超过100个孩子。

此前，洛杉矶家庭法院法官艾米·佩尔曼在审核代孕亲权申请时，发现徐波的名字反复出现。在秘密听证会上，徐波通过视频连线表示，他计划通过代孕在美国生育约20个孩子，且“更偏好男孩”，理由是“男孩比女孩更优秀”，将来可以继承他的事业。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承认自己因工作繁忙，尚未见过这些孩子。

法官对此感到震惊，认为代孕的初衷是帮助家庭建立亲子关系，而非进行“规模化生育”，“这不是家庭，而是流水线”，最终驳回了他的亲权申请。

这一事件不仅在美国面临法律审查，也因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国法律与社会伦理，在国内引发“中美应同步介入处理”的呼声。

根据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任何形式的代孕行为均被明令禁止，而组织或实施代孕更可能涉及其他违法行为。徐波作为中国公民，其境外行为若实质违反我国法律精神、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司法机关亦有权依据属人管辖与保护管辖原则进行调查与追责。

这并非个例的“私事”，而是关涉法律尊严、代际伦理与女性权益的公共议题。

事件曝光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个有点匪夷所思的事件折射了多种社会议题：生育特权、代孕伦理、性别平等、传统的多子观念以及对“爹味”的终极意淫等等。

首先，许多网友对富豪的特权侵入生育感到愤慨。财富作为一种一般等价物，反映了个体自身的或代际累积的竞争结果，当然可以用财富去换取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源，但是得有伦理边界。

人类学上，一个物种是被人类“驯化”还是仅仅是“驯服”，差异就在人类是否掌控其“生殖”。被“驯化”的物种，从此被视为新物种，不再被等同于野生物种，也不享有很多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覆盖。

你如果自己能生，不管你是不是富豪，多生几个没问题，马斯克也迷恋多子；但是你利用自己的财富优势，通过代孕来“工业化”地多要子嗣，这就构成了对人类物种的异化，实际上在用财富把人类分化。这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就代孕而言，公众普遍认为，代孕在伦理上存在问题，且带有剥削性质。

从法律层面看，代孕在我国被明确禁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然而，由于法律位阶较低，且只惩罚医疗机构，威慑力有限。

从伦理层面看，代孕将女性的子宫工具化、商品化，是对人格 尊严和权益 的损害。代孕所生儿童的身份认同、抚养关系、继承权等权益保障存在法律空白，一旦出现“健康问题”或“客户”反悔，他们的权益将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徐波事件也引发美国社会担忧富豪群体滥用其代孕产业，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已提案禁止中国等国公民赴美代孕，舆论批评这是“财富对生命权的践踏”。

更严重的是，洛杉矶一对华裔夫妇的代孕案例已引发联邦人口贩卖调查，FBI与国土安全部正介入相关调查。

公众反感的第三点，在于性别平等的倒退。徐波“只要男孩”的要求，以及另一位富豪汪辉武“生10个女儿嫁给世界级权力人物”的计划，都体现了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对性别平等的践踏。

这种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或联姻工具的行为，与当代社会在平权道路上的前赴后继格格不入。

此外，这一事件令人反感的点，还在于徐波的传统生育观与现代价值观的激烈冲突。 传统生育观强调“多子多福”“传宗接代”， 反映的是农业时代劳动力的稀缺和生存风险的巨大——只有通过“多线程押注”，才能减少“团灭”的风险。

而现代生育观则强调个体选择。生育从“人生的必需选择”转变为“以经济独立和个性发展为基础的个体化选择”。

女性主义的崛起，也让传统上女性付出的生、育成本不再被忽视，生育的在新的成本与收益平衡中走向“少生优育”。

徐波事件，可以说将“爹味”推向了极致，他是真的想当爹，想当很多人的亲爹，而且想让他的孩子也是能当爹的性别，简直是“爹中之爹”“中国首父”。

而当代社会正在从“被教导、被规定意义的人”，转向“主动寻找、建构自我意义的人”。人们开始对那套以秩序、经验和权威为核心的文化结构，产生了疲倦、质疑与反叛。

真正的权威不是来自“雄强”的控制和命令，而是来自“能为雌乎”的包容和承载。真正的父亲，不是永恒的说教者，而是倾听者；真正的文明，不是训导，而是基于信任的理解。这，才是“爹味”被厌弃背后，文明轮回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