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血与秩序：人祭制度的终结与周公旦的贡献（四）

华夏文明的血与秩序：人祭制度的终结与周公旦的贡献(四)。

《周易》中祭祀的内容为什么能够保留下来？一方面它出自周文王之手，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与文化权威。另一方面它的语言高度隐晦，卦象与爻辞并不指向具体事件，因而拥有被重新解释的空间。

正是在周公旦时代，周易开始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转变，其中与血祭俘获相关的现实背景被逐步淡化。它从一部在极端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占卜之书，慢慢的被塑造成一部讨论变化秩序与道德的经典。

与此同时，周人也重新书写了关于商王朝的历史。在新的叙事中，商被描绘成一个整体上仁政有序的文明体，而几百年持续存在的人祭制度则被压缩集中，并投射到末代君主纣王一人身上，于是纣王成了"万恶之源"。制度性的暴力被解释为个人品德败坏的结果，这种历史处理方式并非从一开始就无人质疑。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提出疑问：纣王真的有史书上说的那么不堪吗？但比重写历史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彻底更换。周公旦所确立的是一套以天命德政为核心的新秩序。王朝是否得到上天的认可不再取决于献上多少生命，而是取决于是否实行德政，是否克制权力，是否真正敬重百姓。

在新的制度下，祭祀被严格收紧，宰杀牲畜有了明确上限，国家级典礼只保留象征性的祭品，甚至洛邑建城与立祭之时也不过用了两头牛。这一切并非节俭，而是刻意为之。所有理智最终只围绕一个核心展开："德"而非血。

周公旦本人也以近乎苛刻的方式践行着这套秩序。每一次面见年少的周成王，他都战战兢兢，如临严父，言毕必伏地长跪，洗手自省。这种近乎过度的恭谨并非作态，而是来自他与父兄在殷都亲眼见过的那个世界。一个以鲜血维系秩序却无法再完整讲给下一代的过去。

也正因为如此，伯邑考之死真正的缘由最终被永久封存，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不该再成为新的秩序的根基。当周成王20岁，周公旦退去摄政之位，王权正式归位。不久之后，西周迁都洛邑。至此华夏文明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向，不再通过杀戮与神明对话，而是试图用克制安顿人间。

当旧秩序无法再支撑现实，人类如何通过思想、制度与记忆的重组艰难地离开它？而这一步并非因为人类忽然变得仁慈，而是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若秩序只能靠鲜血维持，那它本身就不值得被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