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容：晚年一个月丧夫丧子，在美被问对中共感情，一句话听众哑然

198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某大学礼堂内，坐着一位矍铄的中国女性作家。

台下观众的问题锋利直白又挑衅：“您至今未入党，究竟如何看待共产党？”

气氛一度凝滞，她却轻笑一声，说了句貌似打趣、实则千钧的回答，现场顷刻间陷入鸦雀无声。

这位不轻易开口谈论自己的人，是写出《人到中年》的现实主义女作家谌容。

是一生三度转身，从重庆书摊售书员到文坛巨擘的女性。

晚年一个月丧父丧子，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对于那个问题，她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火光中的逃亡

1936年10月，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女婴在书香门第中呱呱坠地，她就是谌容。

父亲谌祖陶出身于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系，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法院的法官，母亲杨淑芬则是女师范出身的教员，家中笼罩着典型的知识分子氛围。

但书香掩不住战火的浓烟，也挡不住风雨中一个孩子命运的颠簸。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她一路逃难，辗转奔赴后方四川，途中几度断粮，只能靠家中仅剩的几本线装书裹在竹篓中“保命”。

书与人，是这个家庭最后的倔强，那个叫“巫山”的地方，成了谌容最初的记忆。

重庆，这个战时大后方，也是她的“炼狱”。

防空警报声贯穿昼夜，耳膜常年被震得发疼。

她记得，每当警报拉响，母亲总是一边慌乱地收拾家当，一边颤抖地拉着她往防空洞跑。

而年幼的她则是在奔跑中被母亲拽得踉跄不稳。

最惊心的一次是在1942年，谌容和家人刚刚躺下，耳边忽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她还来不及穿鞋，就被家人一把抱起冲出门去。

外头是轰鸣作响的敌机与此起彼伏的哭喊声，一枚炸弹贴着他们头顶呼啸而下。

他们没能赶进防空洞，那一刻，慌乱的人群堵住了洞口，家人情急之下扑倒在地，用身子护住了谌容和她的妹妹。

爆炸的巨响撕裂耳膜，额头被划破的那一瞬，她只是死死地抓住父亲的衣角，指缝里满是汗和灰。

多年后，她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那块疤成了她“文学课的第一枚注脚”。

正是那场火光冲天的轰炸，让她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恐惧与疼痛，也能变成词句，写进句子里。”这不是诗意，是事实，是烙印。

抗战胜利后，家人迁往北平，她得以在北新桥女二中继续学业。

可新生活还未稳当，父亲又因职务调动举家返回重庆。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的前夜，时任国民党市长杨森下令纵火，整座城市仿佛陷入末日景象。

那场大火，成了她青春记忆的另一段“剧目终章”，她在火光中明白，不只是城池将更名，连命运也要重写。

父亲后来因“历史问题”被审查，家中经济骤降。

不过十四五岁的她，不甘做旁观者，硬是一个人买好火车票，带着妹妹从成都回到重庆，自谋生计。

她走进新华书店门市部，从售书员做起，搬书、开发票、拆信……

那些沉甸甸的书，也是她和现实搏斗的最初武器。

而那时的她，还不知道，眼前的这点苦，不过是人生风暴的第一缕前奏。

自学成才

谌容似乎永远不会放弃自己，哪怕工作不算轻松，她也总是利用碎片时间，悄悄背俄语单词，把编辑丢在一旁的文稿悄悄带回去读。

她没有告诉别人自己在自学，更不敢妄想写作，只是一遍遍告诉自己：

“不能在这一方柜台后站一辈子。”

1954年，国家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凡是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青年干部，可以报考大学，入学后享受调干待遇。

这对很多人而言是天上掉下来的机遇，但对只读到初二的谌容来说，是一场翻山越岭的硬仗。

没人看好她。她没上过高中，连基础课程都薄弱得可怜。

但她不甘心，她一边做着门市部的杂活，一边把高中文化课本全部翻烂，写笔记，背公式，练翻译。

终于，她考上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她知道，自己赌赢了第一把。

也是在那里，她遇见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个男人，范荣康。

范荣康，当时是人民日报的青年记者，江苏人，说话慢条斯理，总是带着书卷气。

他们经人介绍认识，从托尔斯泰的节奏谈到契诃夫的幽微，最后聊到重庆山城的小面，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身上有相似的孤独气质，也有共同的时代焦虑。

“我们很快就决定结婚。”

婚后第二年，她生下了长子梁左。

那年她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做俄语翻译和音乐编辑。

她的工作很出色，那段时间，她的人生仿佛走上了正轨。

丈夫和自己工作顺利，孩子聪明可爱，事业家庭两不误。

1959年，她又生下了二儿子梁天，四口之家其乐融融，再后来，小女儿梁欢的到来，让这个家变成了热气腾腾的五口之家。

她在工作之余依然保持阅读和写作的习惯。

她不是科班出身的文学家，却有一种近乎倔强的文字执念。

苦难，文学的温床

三十岁出头的谌容，坐在办公室里，身边堆满了稿件和翻译材料，手中拿着一杯凉透的茶，眼前却一阵阵发黑。

那不是过劳后的短暂眩晕，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失控感，仿佛身体在不断提醒她：“你已经撑不下去了。”

她第一次晕倒是在工作台前，眼前的稿纸尚未校完，身体却先背叛了意志。

那天她被同事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半天也查不出病因，只说是“神经衰弱，压力大”。

她被打上点滴，第二天又照常上班。

可晕倒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到了最后，她连走路都要人搀扶。

她的身体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崩塌，也无法再做回曾经业务熟练，办事干练的自己。

1962年，她到北京市教育局工作，成了一名俄语教师。

站上讲台，她还是会晕倒。

学生们惊慌失措地围上来，而她自己，却有一种荒诞的清醒，这一切太具象了，仿佛命运故意用这种方式提醒她，是时候转身了。

她在家养病的那段时间，时间缓慢得几乎停滞。

她写不出稿子，也听不进广播，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被社会淘汰。

就在别人以为她要彻底沉下去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写作。

那并不是一个荣耀的选择。

在当时，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被视为不切实际，是“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表现，尤其是对一个身体羸弱、家庭出身复杂的女人而言，这简直像是在逆水行舟。

她没有正式的文学教育，也没有人脉资源，唯一拥有的，是那些从战火中带出来的观察力，以及苦难给她磨出的耐性。

她把两个孩子送到上海亲戚家，自己则背起行囊，独自前往山西农村下乡体验生活。

白天，她与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就点上煤油灯，在破旧的木桌上写稿。

那些文字粗糙、凌乱，却有种令人心惊的真实。

她写的第一个剧本叫《万年青》，另一部是《今儿选队长》，两部剧都带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现实触感，语言直白，情节不美化，却打动了剧院的负责人。

他们说：“这稿子有生活气息，语言很实在。”

这是她得到的第一份“文学通行证”。

小说完成后，她满怀希望将稿子交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但没过多久，一场来自身份的质疑风波悄然袭来，有人在出版社门口贴上大字报：

“为什么要出版法官女儿的小说？”她的家庭背景再次影响了她。

随即，她的稿件被搁置，出版无望，更糟的是，她被单位扣发了三年工资，三口之家顿时陷入困境，不得不借债度日。

她一度觉得，是不是不该写？是不是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可丈夫范荣康却始终没有动摇，他安慰她：“写下去，你有天赋，不写太可惜了。”

谌容没有辜负他，她在重压下咬牙坚持，《万年青》出版。

尽管仍未引起轰动，但这是她的第一次破茧。

她没有天生的光环，也没有捷径可走，她的文学路，从未风平浪静。

但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笔，才写得出人世百态。

一笑释怀

1979年，谌容用一支沉静、冷峻、锋利却不尖锐的笔，写出了《人到中年》。

那个故事，像一枚钉子，钉进千千万万中年人的心里，在全国引发轰动。

这一部作品，也直接把她推上了文学中心的位置，从此，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代言人”。

随后，她进入北京市作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她的稿件被刊发在《人民文学》《收获》上，一篇接一篇，她写《如意》《一夜风暴》，又写《万水千山》《太子村的秘密》。

她笔下的现实，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普通人如何在夹缝中求生、沉默中挺立。

1982年，《人到中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潘虹主演。

影片上映后，斩获许多奖项，谌容也拿下编剧大奖。

从那个时候起，谌容的家庭也成了文艺圈的“传奇阵营”。

丈夫范荣康在《人民日报》任副总编，退休后开始写言情小说。

长子梁左是相声界的“新才子”，开创中国情景喜剧，次子梁天则是影视圈的“喜剧标志脸”，一笑一颦间自带松弛。

小女儿梁欢亦在编剧路上小有建树，后来嫁给导演英达，成为“名门媳妇”。

在圈子里，他们被笑称为“中国影视三剑客”，而谌容，则是那柄最早出鞘的笔剑。

但命运最擅长的，便是在人最意气风发时来一场天翻地覆的翻书。

2001年，北京医院的走廊里，谌容刚刚送走患肝癌去世的丈夫范荣康，才刚换下丧服不久，一通电话又把她打回现实，长子梁左，突发心梗，去世。

那一年，她六十五岁，短短一个月，两次穿上黑纱，接连为挚爱扶灵。

那时候，她才知道‘天塌了’是什么感觉。

悲痛沉重得不像真实，反倒像文学里虚构的极端桥段。

她的亲友噤若寒蝉，她却没有疯癫，只是安静地不说话，日复一日地坐在桌前，一笔一笔在稿纸上写字。

她把痛苦磨进节奏里，写字，是她与死亡对峙的方式。

很多年后，她回忆起1989年在美国的那次演讲，那是她一生中屈指可数的“公开抛头露面”。

伊利诺伊州的某所大学请她参加文学讲座，因为他们将《人到中年》改编为舞台剧，想请作者亲临现场，她破例答应了。

那天礼堂内座无虚席，有个学生站起来提问：

“请问您至今未入党，对共产党有什么感情？”

这是个明晃晃的陷阱问题，观众都屏住了呼吸，等她发作，或是回避。

她却只是轻轻一笑，说：

“你情报很准确，我确实还不是党员，但我丈夫是老党员，我跟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还没离婚，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么深。”

全场哑然，然后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这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浮沉半生的写作者，对国家、对命运，最轻柔、最厚重的表达。

这个曾在战火中逃命、在黑暗中写字、在丧痛中沉默的女人，始终坐在字的背后，守着那支笔，一字一句写完她对这个世界最温柔、也最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