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思玉回忆录，89，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成了全国关注的工程项目

“聚宝盆”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东邻安徽，南界湘、赣，西连渝，北接陕、豫，全省面积18.59万平方公里。

全省地势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复杂，包括鄂西山区、鄂北丘陵和江汉平原四个地形区域，形成“三面高起，中南低平”的地形景观。省内河流众多，有“千湖之省”之称，还有原始森林——神农架。

在地质构造上，全省大部分地区属于扬子准地台，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属于秦岭褶皱系。沉积岩分布面积达13.8万平方公里。部分沉积盆地，具有油气生成、运移、聚集和保存的良好条件，是具有石油勘探远景的地区。

江汉平原位于省区的中南部分，面积3.76万平方公里。其地貌特点是：河湖密布，地势低洼，堤垸纵横，水系复杂。虽有水患频繁之弊，但一马平川，气候湿润，物产丰富，被誉为“鱼米之乡”。在历史上，它是全国重要的财赋甲兵基地之一，更兼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江汉盆地位于江汉平原中部偏西地带，面积2.8万平方公里，约占平原总面积的74%。它包括六个凹陷，五个凸起，一个地堑。其中潜江凹陷和江陵凹陷的沉积厚度最大，“生、储、盖”组合条件较好，是油气勘探的有利地区。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地质部、湖北省地质局和石油工业部的勘探队伍，就先后在江汉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石油地质普查，在局部地区开展石油勘探工作，并于1961年7月发现了含油砂岩。随后，石油部和地质部的勘探队伍，相继在盆地的主要凹陷区域全面开展综合勘探。经过反复实践，反复研究，终于在1965年7月至9月打破了是否开采的僵持局面。

1968年6月毛主席来湖北视察，当谈到湖北能源情况时，毛主席说：“湖北江汉平原会有石油的，我曾问过李四光同志，对地球的构造研究得怎么样了？他说对地球的了解还不到一张纸那样薄一层。从地质结构看，我国油气层分布在很广阔的地域。

你们报告国务院，请石油部派专家和勘探队来探明情况，若江汉平原有油，战略价值可就大了。如果打起仗来，大庆和沿海地区的油田很容易被敌人破坏。江汉平原有石油，平时把油井封闭不用，战时启用，作用就大了。人没有饭吃不行，飞机、坦克、汽车没有油也不行。没有油，飞机、坦克、汽车再好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嘛！”

并明确指出：“你们武汉军区要管一管嘛。”

8月，军区派龙启宇、李全云、向宋云、陈方光四位同志为代表加入了五七厂（江汉油田）革命委员会，积极投入到油田勘探的工作中。

9月中旬，喜讯传来，在潜三段29号井试油，获得日产34吨的工业油流，年底又有多口井获得25吨至30吨的工业油流。

在此期间，石油工业部为加快勘探进度，于1969年2月2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关于在湖北江汉地区组织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

我和其他领导得知江汉油田不断获得工业油流的喜讯，深受鼓舞，更加积极筹备加快油田勘探的工作。

在筹备工作中，我了解到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同志在石油部江陵“五七”干校劳动。于是我们请示周总理，要求康世恩等一些石油专家到江汉油田来工作，周总理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3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对组织江汉石油会战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并提议派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同志参加会战的领导工作。康世恩同志和一批专家于3月底陆续来到武汉和潜江地区。

于是康世恩同志被结合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中，任副主任。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勘探油田的组织领导工作中。

1969年6月，康世恩同志去北京向国务院汇报江汉油田勘探情况和会战意见。

7月7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石油部军管会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我在会上传达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并提出了对会战的初步设想。会议研究了会战准备工作及成立会战指挥机构等有关问题。

1968年7月16日，畅游长江。戴帽子者为曾思玉

7月25日，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建委军管会发出了《支援江汉油田勘探会战的通知》。

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成了全国关注的工程项目。

江汉石油勘探会战勘探地域广阔，参加会战的人员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有石油战线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也有刚参加石油队伍的复员战士。在会战中必须把这支勘探大军紧密团结起来，培养大庆人那种“三老四严”的优良作风，将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突破各种技术难点，完成石油勘探任务。

要完成这样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指挥部指挥长的人选十分重要。派谁坐镇？我经过反复思考，感到军区韩东山副司令员很合适。

韩东山同志是湖北大悟县人，当时已64岁。他1928年入党，1929年参加红军，1947年参与领导创建了江汉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1964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同志不仅具有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处事严谨、紧密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而且对江汉地区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

于是，我提议由韩东山同志担任会战指挥部指挥长兼党委书记，得到军区党委常委和湖北省委常委一致同意。

8月1日，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成立江汉油田勘探会战指挥部的通知》，正式任命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同志任指挥长兼政委，军区副司令员张显扬、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康世恩、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王树成、石油工业部军管会副主任曹国栋、荆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江洪和地质部一名人员（暂缺）任副指挥长。指挥部设在潜江县（后为潜江市）。

1969年6月和10月，毛主席两次来湖北接见我和刘丰时强调指出：“开发江汉油田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你们要从全局、从战时的高度去看待江汉油田，军队要介入油田的工作，一定要搞好油田会战。”

11月上旬，我到潜江听取了会战指挥部的情况介绍后，向指挥部全体成员传达了毛主席对油田的关怀和指示。大家非常感动，纷纷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厚望，一定要探明储量，把油田建设好。

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支援江汉油田勘探大会战的通知》精神，来自全国石油战线、科研单位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以及转业复员军人和民兵，共计12万之众的会战大军，汇聚潜江地区。

11月5日，江汉石油勘探指挥部第八分部正式成立，五七炼油厂的筹建工作也全面展开。

12月31日，江汉油田投入试采。

油田会战坚持走大庆的道路，学“铁人”精神，并请“铁人”王进喜同志亲自到江汉油田传经送宝。在整个会战期间，江汉油田的建设者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风餐露宿，缺吃、缺烧。

1969年江汉平原遭到罕见的暴雨袭击，洪水泛滥；1970年又是倒春寒，旱灾、冰雹接踵而至。这些困难丝毫没有动摇广大干部、职工、家属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石油事业的钢铁意志，劳动不计时间，工作不计报酬，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和模范人物。

1970年6月15日，我和张体学、刘丰在武汉专门听取了韩东山、康世恩等同志关于油田勘探、开发和建设等情况的汇报。

我听了汇报后，强调了两个问题。我说：“一是土地问题。在油田开发建设中，要科学规划，充分利用土地。节约土地是个大问题，一定要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一是环境保护问题。原油基地和炼油厂有大量的废水废油，不经处理决不能直接排入江河。废水废油直接往江河排放是一种破坏行为，自杀行为，过不了多少年，不但我们自己要深受其害，就连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骂我们的。”

7月11日，我冒着高温酷暑，率领有关人员来到潜江石油勘探指挥部检查工作，详细查看了生产、生活情况，并广泛地与工人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在全油田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慰问和鼓励同志们把油田建设好，为人民立新功。

9月下旬，会战取得可喜成果，油田开井，管道输油，炼油厂试运，联合投产一次成功。27日会战指挥部在荆门五七炼油厂召开有2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我和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部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祝贺讲话。

1969年8月至1972年5月，参加江汉石油勘探会战的12万职工共打井1042口，不仅探明了江汉油田的储量，还发现并探明了丰富的岩盐、钾盐等矿藏和丰富的卤水资源。

可以说，江汉平原从地面到地下都是宝，是一个很大的“聚宝盆”。

江汉油田不仅成为“平时低速开采，必要时能够进行高速开采”的原油生产基地，而且成为装置配套，能够深加工的炼油基地，产品配套的石油机械制造基地，石油科研和培养石油技术人才的教育基地。一个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出现在江汉大地上。

经过全体建设大军的共同努力，至1972年5月会战胜利结束，探明江汉油田石油储量的同时，还发现了储量极为丰富的固体盐和卤水。在扩大探测范围过程中，又在河南南阳地区发现油气层，1969年年底在荆门城东宝塔山下，奠基开工建设荆门炼油厂，经过不断扩建，形成了今天集江汉油田、潜江市的石油机械工业、荆门的石化工业于一体的配套完整的石油工业基地。

这个综合石油基地的建成，增强了我国的国力，改善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布局，拉开了我国中部地区找油找气的序幕，对后来勘探、开发南阳油田和中原油田发挥了重要作用。会战结束后，这支技术优良、作风过硬的7万多人的队伍又分别调往胜利、大港、华北、长庆、吉林、辽河等油田参加建设，成为发展石油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江汉油田的发现和发展，与中央、地方有关部门、各兄弟单位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历年来有100多个单位参加过江汉油田的勘探、开发、建设、科研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并在物力上给予了无私援助。在区域勘探和会战期间，有40多个石油单位先后派出51000多名职工，调拨大批设备、器材，支援江汉油田。

江汉石油会战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战。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为国家开辟了一个新的油田，建成了一个新的石油基地，而且发现了南阳油田，揭开了我国中部地区找油找气的序幕；同时培养了许多干部，锻炼了大批队伍。这对于巩固国防，改善内地工业布局，加速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江汉石油会战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的。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业务组的其他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组织江汉石油会战的决策，确定会战方针和总体布局，并多次听取汇报，及时解决问题，提出具体要求，对加速会战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央的决策，武汉军区、湖北省和石油部组织领导了这场会战，并派出负责同志参加现场指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保证会战任务的完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同志，听到湖北建设了石油基地，很是高兴，他亲自来电话表示祝贺，并提出：“你老兄在我的家乡搞出了那么多石油，支援我们一点嘛。”

我说：“老兄，我们目前是试用油。”

他说：“那我也要。”

我说：“你派车来拉吧。”

抓“六厂一校”

毛主席在东湖住了近一个月，于1969年6月26日上午离开，我和张体学、刘丰、方铭等同志到武昌车站送行。主席叫我们到公务车上谈话。

我向主席汇报了按中央“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的几件事情，并向主席汇报了当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形势。

主席满意地说：“广大群众还是拥护中央政策的，你们还是要继续耐心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听说你们去蹲点啦，能蹲下吗？”

我回答：“我们抓了‘六厂一校’，我抓武重，刘丰抓武锅，李化民抓武船，张体学抓国棉一厂，孔庆德抓二汽，张玉华抓武大，方铭抓武钢机总厂，各点的情况都令人满意。”

主席说：“你们自己蹲点很好嘛，不一定每天都去，也不一定每天八小时嘛。我过去搞工人运动的时候，一个人也不认识，那时，我一个人沿着铁路走，到了长沙找到一个人，这就搞起来了，我在安源也是这样搞的。开始我们搞军队，也是一样嘛！

在一个工厂里头去蹲点，主要是有个干部班子到厂子里去，先做好三分之一人的工作。在一个大学里抓一个系，如300人，做好100人，那可了不得。世界上争取了三分之一的人，那帝国主义就要垮了。中国七亿人口，全国做好两亿人的工作，争取了三分之一那就了不得。

群众工作不能靠大轰大嗡，我们要细致地做工作，要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去做工作，争取了三分之一那就大功告成。那三分之一的人再去做工作，一个争取一个，又是三分之一，军队同志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对群众工作要很好地研究一下。”

毛主席与湖北省党政军领导同志及东湖客舍工作人员合影。

二排左二到左六：汪东兴、曾思玉、毛主席、刘丰、张耀祠

主席稍停顿了一下：“听说你们开了一个团到一个大工厂里去？太多了。”

我对主席说：“武钢有几十个工厂，我们派了空降十五军的两个团担任护厂任务。”

主席说：“8341部队，在一个8000人的二七车辆厂，加家属共4万多人，他们把家属、学校都管起来了，一共只派了160个人。

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好，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你们的办法就是一下铺开，搞的面太宽了，没有精力，抓不过来，搞他两三年没有关系嘛！

有些地方把兵收回来，有的地方人家不欢迎，你把部队收回来就走嘛！

过去打仗还不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把部队收回来就走吗？

过去是跟敌人打仗，现在是跟人民‘打仗’，但这次‘打仗’的对象不是敌人。我看对待这一些支工支农的同志，要学会做政治工作，也不能太生硬嘛！你太生硬了，人家接受不了，做工作要准备失败，不能从来不准备失败的。打一两次败仗有什么关系，失败中也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嘛！

在北京是先搞三个工厂（针织厂、新华印刷厂、木材厂），在工厂里他们人多，有干部，也有工人群众，我们应该用他们的人嘛，要他们去做工作！

以后我们搞了‘六厂一校’，又搞了北大，初步搞了一点经验，将来还要搞一个师范大学，师范大学究竟怎么办，还没有经验。师范大学不能不搞，否则学校就没有人去教书了。”

我对主席说：“武汉有25所大专院校。”

主席说：“这里有这么多所大专院校哇！”

我说：“我们研究准备把一些大专院校合并，保留武大、华工、医大、华师等院校。”

主席说：“这些事，我们军队同志是一窍不通的，我也不懂。但是要摸索经验，同他们一起搞，这与我们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是不一样的。”

我说：“随着斗、批、改的深入，有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一是搞分裂、搞破坏活动，干扰革委会的工作，有的造反派头头专到山东找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贵州李再含（时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领教‘反复旧’。”

主席说：“什么‘反复旧’？他们要搞复辟。”

我说：“湖北形势好坏的寒暑表就是几个大工厂的烟筒冒不冒烟，群众的顺口溜‘七上八下九走光（七点上班，八点下班，九点人走光了），上午来喝一杯酸梅汤’。

同时，如果东湖及其他水塘里钓鱼的人和一堆堆坐在一起打扑克的人多起来，形势就不妙（我为了制止打扑克，曾责令扑克厂不许造扑克，各商店不准采购扑克，对当时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曾向周总理报告过，我们要砍李再含的黑手。”

主席笑了说：“不认识这些人。”

我说：“‘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的问题，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组织上拟给予取缔。再是工人群众说的‘582’。”

主席问：“什么是‘582’？”

我回答：“就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二级工。有11年工龄了，38元钱一个月，还有临时工。有的工人两口子，还有小孩，生活上确有困难。”

主席说：“你们可以研究一下，我是主张闹的，最好去一些人到北京去闹，一闹上面就知道嘛！那就好解决嘛！这是全国的事情，你们要如实反映上去。

这一批工人年轻，技术主要是靠他们。在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技术落后了，至于他们的历史问题，讲一讲就算了，不要随便抓人。北京有所大学捉了不少人，把人家关起来，有的关在什么‘牛棚’里，关在地下室里，报纸也不给他们看，这就与世隔绝了，世界上干了些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这也是对干了一些错事的，是一种‘推一推’的办法，不是‘拉一拉’的办法，‘推一推’就下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

干部不让他们与群众见面，家里人还要靠他养活吃饭。监护的人，通通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他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小组搞了一两年，没有搞出结果，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交给群众，他就没事了。

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些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

主席问方铭：“你那个军有多少人？你是市革委会主任，又是军长，还有谁帮助你搞军队工作？”

方铭：“有政委张纯青同志，我们军有两万多人。”

主席说：“为什么人搞得这样少哇？哪个搞的？空降兵要认真地搞起来，搞就搞得像个样子，要把它充实起来，你们要很好总结经验，要准备打仗嘛！把现有的军师充实起来。”

主席又问：“你们的焦枝铁路动工了没有？”

我回答主席：“没有。”

主席说：“前几年那个方案图我看了。南北两线，我看还是北线好。张体学你是省长，你们是同意南线的，你们是从地方主义出发的。

北线搞起来以后，南线有煤还可以搞一条支线嘛！湖北的煤规模怎么样？煤的质量怎样？湖北解决了煤的问题，我就放心了。湖北都是一些‘鸡窝煤’，听说广东也搞了一点，规模很小，不解决问题。”

我和张体学还准备向主席汇报修建三峡水库问题，但主席打断了我们的话。

主席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有的问题下次再谈。我这次到这里是来休息读书的，因为在北京实在是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