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1日清晨,北京的天空泛着微微的金色,城楼上的红旗刚被秋风吹起,人群忽然发现主席身旁多了一位银发美国人,大家面面相觑:这是谁?
几分钟后,现场扩音器报出名字——埃德加·斯诺。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他与毛泽东并肩而立的照片,照片下方没有长篇介绍,只有一句“美国朋友”。许多人直到看报才恍然大悟。
事情并非一夜之间发生。往前倒回三十多年,1936年7月,斯诺提着两只皮箱穿越封锁线,一路颠簸抵达陕北瓦窑堡。那晚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寒暄不到十句便开机采访,两人直到油灯烧干才散。那次采访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书在欧美发售后,方圆万里第一次有人把中国共产党描述成有血有肉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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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局势翻滚,斯诺回国、游历、讲学,与中国相隔万里。1960年,他在瑞士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邀请,西方媒体则放出口风:“中国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毛泽东已退居二线。”斯诺决定亲自核实,辗转飞抵北京时,首都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外媒所描绘的“混乱”并没有出现。
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老友,还是那副温和口气:“中美分歧,不必动枪炮,坐下来谈总行吧。”斯诺顺势追问台湾问题,周恩来摊手:“原则清楚,美国必须从台海撤军。”谈话不到一小时,两人已交换数份手稿。工作人员提醒时间,斯诺笑道:“我至少还有一百个问号,下回补上。”
同年10月,毛泽东约斯诺到丰泽园。饭桌上只有家常菜和半杯茅台。斯诺忍不住说:“外面谣传您已病重逝世。”毛泽东大笑:“病倒谈不上,就是不能骑马了,改成游泳。”又顺口提到想去密西西比河试水,“到那儿就不谈政治,只比划划水姿。”这一句玩笑却透露出对打破僵局的兴趣。
两个月采访结束,斯诺写成《大河彼岸》,自费付印,不收中国稿费。他在书里记下北京公共汽车上的女司机、密云水库的流水声,也记下毛泽东九小时长谈的原话。欧美读者第一次较系统地读到新中国的建设细节,视线悄悄改变。
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斯诺第二次来到北京。周恩来给他看了十二张爆炸照片,他当晚飞日内瓦独家发表。毛泽东对他说:“原子弹更多是政治标签,不是打仗玩意。”这句评价此后被多国战略学者反复引用。
1969年7月,阿波罗十一号返航的同一天,斯诺写信询问能否再访中国。半年后,中国驻瑞士使馆通知“随时可以动身”,他携夫人踏上第三次行程。周恩来先带他们去协和医院看针刺麻醉手术,随行医生只有一句嘱托:“既然是老朋友,就放心让他写。”
国庆节当天,毛泽东将斯诺请上城楼,位置正好位于自己右侧偏前。这张照片很快传到华盛顿,白宫里基辛格一页一页放大研究。毛泽东随后告诉斯诺:“如果尼克松想来北京,可以旅行者身份,也可以总统身份,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可以。”斯诺如实刊出这段对话,外界才明白照片背后的暗码。
1971年春,斯诺返瑞士后感觉身体每况愈下。毛泽东、周恩来派医疗小组飞往欧洲协助诊治。与此同时,尼克松开始为访华做准备,案头摆着那本已经翻烂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未能见证飞机降落北京——1972年2月,他病逝于日内瓦,弥留前嘱咐家人把骨灰送往北京大学未名湖。
同年秋天,湖畔竖起一块简单花岗岩碑,刻着十个大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斯诺”。游人经过时往往驻足几秒,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天安门城楼那一抹白发,曾在中美之间闪过一道微妙却关键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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