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这几天，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给老牌出版社的图书纠错的风。
事情还要从不久前博主的吐槽说起。有博主反映，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厢记》一书中存在多处错误。没想到就在出版社致歉后不久，网友们又发现，同样是老牌出版社的中华书局，其出版的《世说新语（中学生版）》和《唐诗三百首》，也存在编校质量问题。虽然中华书局很快进行了说明和致歉，并对相关图书进行了下架处理，但争议并未就此消失。
在我看来，网友的较真甚至不满情绪，完全可以理解。在爱书人的心中，这两家老牌出版机构，向来以严谨著称，特别是在传统学术出版方面，可以说其名字本身就是质量的保证。也正因如此，一旦发现简繁转换这样的低级纰漏，难免会让人产生“不应如此”的失望。我相信，爱书人批评的出发点，也是出于对出版机构本身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看重。
但也要看到的是，图书总是人编的，出现疏漏也难免，否则也不会存在修订一说。我国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五条明确，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特别是对古籍出版而言，由于历史上版本往往纷繁复杂，注释不一，还可能夹杂学术争论，一部权威善本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不同学者和读者不断商榷、补正的过程。古人所谓“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之类的感叹，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看待古籍的疏漏，不妨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目前来看，上述出版社对读者的“挑刺”都进行了及时的回应和改正，这种诚恳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我想，读者以理性、建设性的方式提出意见，出版社以开放、坦诚的姿态吸收反馈，如此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出版质量不断提升，应当成为一种理想的互动方式。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点，某种意义上，图书编校质量的问题，和出版业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不能说毫无关系。毋庸讳言，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传统图书出版行业整体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很多人可能一年也买不了更读不了几本实体书，而出版机构的KPI考核往往越来越“卷”，为了迎合市场，不得不追逐数量和速度，很多图书编辑不仅要编书，还要参与发行、营销等环节，精力往往很难只聚焦在编辑本身。一些出版机构面临专业编校人才流失、队伍青黄不接等问题，也并非孤例。
特别是就古籍整理出版而言，本身就具有专业性强、编辑难度大、出版周期长、短期效益少等特点，是个非常典型的需要“坐冷板凳”的手艺活，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机制，很难将这项事业坚持下去。出版人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张竞艳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古籍出版专业人才短缺一直是困扰古籍出版单位的难题。调查发现，25家出版机构的古籍编辑（包括管理岗位）总人数为559人，不及国内一家大型单体出版机构的人员规模，在全国图书出版业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也仅有0.84%。
说这些，并非意在为具体的失误开脱，而是说，出版质量并非孤立存在，它是整个阅读环境建设的一环，其改善也应是系统性工程中的一环。而这项系统工程的基础，在于一个繁荣、健康、有活力的图书市场。这个市场的背后，则是一个全民阅读的社会。
道理并不复杂。试想，如果大众对图书的实际需求不高，出版低迷，优质的内容和精良的编校就很容易沦为“用爱发电”的事，无源之水显然不可持续。反之，当阅读真正融入全民生活，图书消费能够成为稳定的文化需求，出版业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而吸引并留住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其中，为内容质量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就在最近，我国正式公布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从国家层面支持和引导丰富出版品种，优化出版结构，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加大全民阅读优质内容供给。以制度化的方式为全民阅读提供坚实的保障，让阅读和出版形成更为积极的互动，可以说是条例的深意之一。
说到底，全民阅读蔚然成风，让出版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回报，出版质量的提升才能更加持久稳定。
原标题：《上观时评 | 老牌出版社被纠错，暴露了什么问题？》
栏目主编：简工博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顾杰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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