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阴谋论下的国际关系

▲郭建龙在首都图书馆分享会现场（图片来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摘要：从利玛窦传下来的科学传统如同一条长长的尾巴，一直伴随着中央帝国，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最后一任西洋人钦天监监正高守谦受不了寂寞，告假回到西方，此后钦天监就再也没有西方人了。三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已经彻底忘记了西洋传教士带来的火炮以及科学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西洋科学已经再次成为神话。

本文转自《失去的三百年》 郭建龙/著

关于雍正二年（1724）对天主教的禁绝，有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雍正皇帝本人是一位保守君王，对西方知识本来就不感兴趣，他更加提倡中国儒教精神和皇帝的一体独尊，这都与天主教的上帝独尊相矛盾。

第二，天主教士与其他更加高调的皇子关系更密切，与低调的雍正皇帝却比较疏远，这种关系本身就容易让新皇帝心生妒忌，促使他上台后疏远天主教。

第三，康熙皇帝晚年时，以教皇为首的教士集团对中国礼仪的摒弃，使得天主教在中国树敌不少，对天主教不满的这群人都集中在后来的雍正皇帝的旗下。可以说，禁教既是雍正皇帝利用了他们的情绪，也是他们利用了雍正皇帝的权威。

第四，传教士在康熙时期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的科学素养，但雍正皇帝不仅不关心科学，还担心科学给统治带来不稳定。

雍正皇帝也并没有将所有传教士赶走，他将他们区分为“有用的传教士”和“没用的传教士”，前者被允许留在北京，后者被迫离开。

教皇本笃十三世

就在雍正皇帝禁教的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西方的教皇本笃十三世（1724—1730年在位）派遣使节噶达都和易德丰前来中国，这是罗马教廷历史上第三次遣使中国。关于这一次遣使，由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史上记载并不多。雍正皇帝表面上赞赏教皇派遣使者，并厚厚地赏赐了教皇。他还表示，只要在中国的传教士听话守法，就将获得皇帝的保护。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产生太多实质性的结果。

不过，皇帝依然给了教皇面子，释放了两位关押的传教士毕天祥和纪有纲，其中毕天祥是在多罗出使期间被关押的，到被释放时已经关押了十六年。

雍正皇帝虽然禁教，但对在京供职的天主教士，特别是在钦天监任职的天主教士依然给予重用。雍正二年（1724），传教士徐懋德被授予钦天监监副之职。雍正三年，传教士戴进贤成为钦天监监正，加礼部侍郎。雍正八年，皇帝还赐银千两修缮天主堂。

总之，皇帝的政策是，对帝国有用的传教士依然能受到优待，但在地方上越来越排外，传教士的自由度几乎完全消失，一切都必须由皇帝掌控。事实上，这位皇帝倾向于对国家的方方面面，从官员到百姓，都毫无遗漏地控制起来。

雍正皇帝对天主教的态度还可以从他的一篇文章中看出来。在一次佛诞之日，皇帝谈到释道和天主教往往互相攻击，但在他的眼里，两者都只是荒诞却不得不容忍的理论，相对于中国的儒教来说，都是走错了方向的异端而已。皇帝大体上支持这样的观点：就像中国的宗教不能流行于西洋一样，西洋的宗教也不用在中国流传。那么，为什么皇帝又必须对他们有限度宽容呢？是为了控制。蒙古人信佛教，清政府要想控制蒙古人，就必须利用喇嘛教。而西洋人的历法对国家是有用的，为了控制这些西洋人，也必须允许他们信天主教。作为统治者，要明白这种纵容只是为了利用他们的长处，或者控制他们不要出乱子，超出了这个限度的传播就要禁止了。

这种态度最接近于“为我所用”的“唯物主义”态度，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为了限制西洋人，也将西洋的科学与中国人完全隔绝了。雍正不知道的是，人类学问的发展并不在于一种思想的对错，而更在于人们能够自由地思想。久而久之，西洋人的作用仅限于在钦天监任职，他们的其他用途都被禁止，他们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从利玛窦传下来的科学传统如同一条长长的尾巴，一直伴随着中央帝国，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最后一任西洋人钦天监监正高守谦受不了寂寞，告假回到西方，此后钦天监就再也没有西方人了。三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已经彻底忘记了西洋传教士带来的火炮以及科学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西洋科学已经再次成为神话。

除了对传教士和信仰方面的掌控之外，雍正皇帝也想把南方的贸易体系掌握在手掌之中。但他的措施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事实上，他还纠正了父亲在晚年犯下的一个错误。

康熙皇帝晚年时，由于担心沿海人民与海外的联系过于紧密，也担心所谓“海盗”问题，下令禁止中国人（特别是福建地区）赴南洋贸易。这样的做法，使得福建从对外贸易的先进地区变成了死地。雍正五年（1727），福建总督高其倬考察了本地的问题，对康熙皇帝晚年的海禁政策给当地带来的影响以及当时禁海的原因都进行了详细梳理，并上报给雍正皇帝。他认为，福建的福、兴、漳、泉、汀五府面临海洋，且福建有着自己的特点，就是“地无三尺平”，特别是靠海之处，往往只有零星的平地，大部分地区不是山就是海，连耕地都很难找到。而另一方面，台湾平定之后，进入和平时代的福建出现了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导致大量的剩余人口出现。这些人无法种地，只能走海，这是康熙末年福建出现所谓“盗贼”的根本原因。

可是，“海盗”不能靠海禁来治理，只有为百姓广开谋生之路，才能够解决问题。毕竟人是要吃饭的。福建人已经习惯了出海，一艘船上既有船主、商人等富户，也有水手、苦力等穷人，他们只要出了海，不仅不消耗国内的粮食，还会从海外赚回资本来养活家人，只有这一条路才是活路。

康熙晚年时期禁止福建出海的几大借口，除了“海盗”之外，还包括：保卫国家的粮食安全，担心人民把粮食贩卖出洋；担心福建人将国内的秘密泄露给海外。高其倬也对这两种担心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福建人去往的海外地区本身都产米，不仅不会消耗福建米，反而还能从海外支援福建。另外，既然允许广州地区的人出国，那么秘密即便不从福建泄露出去，也会从广州泄露。因此，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皇帝权衡之后，同意了他的观点，于是，福建在海禁十年后再次得以开放，百姓又可以出海了。

除了解除福建海禁，皇帝还试图取消海外商人苛捐杂税的规礼银，但事实上并不成功。

虽然出台了这些对当地百姓有利的政策，但如果就此认为雍正皇帝鼓励海外贸易，那又大错特错。其实他追求的是整理父亲建立的贸易体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加强政府的“管理”。也就是说，他允许贸易的存在，但是贸易势力必须听话，也不能将影响力渗透进政治领域。他赋予官僚系统很大的权力去管理贸易，于是，在官员的管理下，贸易反而越来越衰落了。

皇帝对海外贸易的第一项规定，是雍正二年（1724）时针对澳门的。在康熙皇帝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的时期，澳门出现了极大的繁荣。中国政府在澳门有一名把总，带领五十名士兵，负责名义上的主权和治安管理，在通往澳门的陆路上一个叫前山寨的地方还设有城池和关门，不许西洋人离开澳门到内地。但中国政府并不禁止在澳门的贸易，使得这里很少受到皇帝诏令的干扰，因此，内地越禁商，这里越繁荣。

澳门的繁荣引起了内地官员的不满，他们筹划对澳门加以限制，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尽量吸引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在这里收取关税，不经过澳门；第二，限制澳门船的数量，也要求它们持有牌照，澳门船只数量少了，其贸易量就会下降。

当年十月，两广总督孔毓珣上奏，获得批示：准许澳门保留二十五艘船，对这些船只编号，并且严禁这些船携带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到中国来。而对于到广州黄埔贸易的外国商船，则规定只有大班等人可以上岸，与行商进行贸易，水手不允许登岸，广州派兵保证他们不下船。同时，外国商船必须在当年十一至十二月将银货交割完毕，乘当年信风离开。

到了第二年，孔毓珣又做了新的规定：外国商船到达广州后，中国人不得上外国船。

雍正五年（1727），皇帝开福建海禁的同一年，又做了规定，不准内陆百姓久留海外，进一步限制百姓的活动。

除了对人的限制，还有对货物的限制。雍正时期规定不得向海外贩米，也不准向海外贩铁。另外，皇帝虽然有心减税，但苛捐杂税依然在增加，在雍正皇帝之前，针对白银的换算和损耗，买卖中每两银子抽三分九厘的分头银，到了雍正时期，又加征十分之一的缴送银，洋商的负担也加重了。

随着皇帝越来越多的管制，到最后，各地区的督抚也意识到这位皇帝喜欢将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民间极不信任。此时的沿海总督也更加任性地行使权力。雍正六年（1728），一股针对海外中国人的妖风终于兴起了。

在明朝，倭寇曾经风行一时，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大患。但奇怪的是，随着西方的到来，中国和日本先后进入了闭关锁国阶段，此时的日本不仅对西方不感兴趣，就连对中国也不感兴趣了。日本政府规定，国人不得前往海外；虽然允许中国等少量国家的人前往日本经商，但是只开放一个港口；商船到达后，商人们被圈禁在城中，由官方主导贸易，结束后才将商人放出。

日本之所以闭关锁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时它已经从过往的贸易逆差国变成了顺差国，而它出口的东西中最主要的就是白银和红铜，这两样都是清朝最急需的。

日本完成转型后，康熙时期对日本依然不放心，派出了织造乌林达麦尔森前往日本探察，确定日本对中国是安全的之后，才完全撤销了海禁。

但中国对日本的戒心依然长期存在。

雍正六年（1728）八月，雍正皇帝的宠臣、浙江总督李卫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当时的日本天皇已经失去实权，只是幕府将军的傀儡，而幕府将军的军队中有几位中国人效力。最初的一位是福州人王应如，他去日本教授阵法，但不久就去世了。之后，一位广东的退役千总也受聘于日本，演练水师。这些人并非主流，更多是为了谋一口饭食，所教授的内容也并不见得有多重要，日本雇佣个别的中国人也并非什么大事。此外，有两位参与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钟觐天和沈顺昌也看到了机会，推荐了一位杭州的武举张灿若和一位苏州姓宋的兽医前往日本。另一位商人费赞侯推荐了一位革退书办去日本教授律例。

事实上，中国人在海外谋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商人想要长久经营，必然要寻求一定的政治庇护。但日本雇佣中国人的消息传到了李卫的耳中，他嗅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于是，在他的脑子里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论：日本已经秣马厉兵，要进攻中国了。李卫接着分析了中日两方的实力对比，认为如果仅仅是武力的比拼，那么大清自然能够战胜日本，但他担心日本会利用间谍，也就是引诱那些贪财的坏百姓。在他的眼里，江浙地区充满了重利轻义的坏人，只要日本人引诱，都会蜂拥而上将情报告诉日本人。作为对比，清政府却很难知道日本的消息，在战争中处于劣势。

李卫的分析只能指向一个结论：必须改变政策，将开放政策转为对中国海商进行管制。在上奏皇帝的同时，他开始防患于未然，令沿海各地的文武官员和关税口岸对出海商船进行严密监视，不准携带武器和粮食，所有出海商品必须全部开包检验；同时，将水手、舵工、商人、奴仆、客人等都一一查明原籍并整理成名单，在每个人的名单后面要备注归期，在船只回来的时候进行查验，不符的要问责。

对集权政权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审查力度意味着什么。当上级提出要求后，下级会层层加码，直到将整个贸易链条破坏。禁止普通兵器和粮食必然让中国船只在海上毫无防范海盗和对抗西洋船只的能力，层层检查和查扣也必然让很多人不敢出国。

李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作为心腹的他知道雍正皇帝有闭关锁国的保守倾向，皇帝只要被触动了心弦，自己做得越过分，功劳就越大。

果然，皇帝看到李卫的上奏后非常高兴，他不仅对去往日本的商人不满，也对去往噶喇叭、吕宋的商人充满了怨恨，特别是听说这两个地方的中国人都有上万之多（他直接称这些人为“汉奸”）。李卫的经验也被皇帝介绍给福建和广东，于是，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兴起了一场席卷所有东南沿海省份的大边备运动。

两个月后，李卫再次将事态扩大。他认为，日本不仅影响东南沿海，甚至波及山东、天津、锦州等处，如果日本要进攻中国，也可能会选择这些路线，因此，边备运动延伸到了北方沿海。两广总督孔毓珣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他也下令对沿海口岸进行巡查。到这时，就已经到了禁止商船出洋的地步了。

皇帝对李卫上奏中提到的几个人也是严加审查。几个商人大都被李卫拿获，审问的情况却令人哭笑不得。其中钟觐天带去的武举张灿若还在日本，于是浙江官员扣押了他的父亲，令其写信将其子召回。费赞侯带去的医生周岐给日本人看完病后已经回国，但为了证明查访他们是正确的，李卫的奏章中刻意强调了周岐的发现：日本人藏有大量的中国书籍，对中国无所不知。于是有人带书到日本也成了罪过，凡是在日本教授过知识的人也都被定罪。最后，李卫扬扬自得地表示：商人贪财，唯利是图，必须严加整饬，方能够保证帝国的稳定和统一。

这件事一直闹到了当年冬天，皇帝才通过其他渠道，确信日本并没有任何入侵企图，李卫的奏章更多是一场猎巫运动。

但既然前面的阵仗闹得这么大，一下子也不好收场。这时又是李卫读懂了皇帝，他提出了一条妙计：将对日贸易收归国家控制。按照李卫的说法，中国去往日本的船只都领了日本政府发放的牌照，但从中国出发时不需要牌照，这是不合理的。因此，为了同等对待，要在中国也设立一个洋商总，也就是一个类似于行商的系统，只有参加了洋商总的八名商人才能获得去往日本的牌照。这样，相当于授权一个受到政府信任的商人集团把持对日贸易，也就更加容易管理了。

李卫对沿海开放地区的倒算还不仅仅表现在对商人的处理上，他对各地的天主教势力也是不遗余力地打击。雍正八年（1730），李卫毁掉了杭州的天主教堂，改为天后宫，防止传教士再来。他的做法引起了其他地方的跟随，同年，福建巡抚刘世明请求禁止天主教在民间传播。雍正十二年，福建人蔡祖因为传播天主教被绞杀。蔡祖是漳州人，曾经长期居住在吕宋，当年九月带西洋人圣哥回国后宣传天主教，被抓获后，圣哥被遣送，蔡祖则被绞死。

到雍正末年时，沿海地区的情况已经与康熙时期有了极大的不同。康熙皇帝允许传教士在国内活动，最多只是要求领票；但是在他儿子治下，天主教在中国境内已经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康熙皇帝允许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对外商是纵容的；对国内商人，只是到了他晚年，才出了一系列昏招，禁止福建商人出海东南亚。

在雍正时期，虽然表面上的框架没有变化，可一系列的规矩造成了贸易的实质性衰落：一方面，官僚集团知道皇帝不喜欢花哨的贸易，对外商进行了各种隐性的限制；另一方面，官僚们对中国人更是不客气，各种禁令和管制、审判，让中国的对外贸易遭受了重重打击，甚至出现了针对日本贸易的猎巫运动，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呈现出道光十二年（1840）的态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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