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尘封典籍 增生学术新机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清】 范鄗鼎《国朝理学备考》书影 底本为清康熙刻本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初集》

林存阳 戚学民 雷平 主编

广陵书社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林存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戚学民和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雷平精心策划的《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初集》（以下简称《丛刊·初集》），在经过广陵书社细致编纂之后，近日已正式与读者见面。看到这套丛书出版，引发了我诸多的感慨、深思与期望。

清代著述整理现状

中国目前存世的古籍究竟有多少？其中清人著述又有多少？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牵头全国三千家图书馆开展的普查统计，目前存世、写印于1912年前的古籍，多达20万个品种（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拓本与地图等）。而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正在编纂的《清人著述总目》显示，清代有版本记录的作者达6万多名，共有书籍16万种。

由此可见，传世20万种古籍中，清人著述占到八成以上，且大多保存完整、存量庞大。仅以清人别集为例，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以及柯愈春编《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共收录约2万名作者的4万余种诗文集；杜泽逊《清人著述总目》则收录集部著作近5.8万种。那么，这些清人别集目前的整理出版情况如何？

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影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收录稀见清人别集140余种；200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的《天津图书馆珍藏清人别集善本丛刊》（20册），收录乾嘉时期孤本善本122种；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刊印《馆藏抄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选辑62家知名学者的89种别集；2011年，大象出版社刊行《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丛刊》，其中包括不少晚清时期学人的信札、日记等稿抄本；201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收录馆藏珍贵诗文集1339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影印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全书800册共收入3000余位作者的约4000种诗文集，还刊行了《清代闺阁诗集萃编》，全书10册共收80位女诗人诗词集。在电子出版物方面，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历代诗文集总库·别集编”，其中清人别集与总集合计约有8000至9000种。上述各家刊印本总计约5000余种，与电子版相叠加，总量尚不足1万种，至多仅占清人别集总数的四分之一。

由此观之，清代集部著述的整理刊行，相较于经、史、子三部已走在前列，初具“小康”之态；但其余门类著述的刊印，仍未摆脱“半饥不饱”的局面，整理出版工作任重而道远。

“新四大发现”与沉睡的文献

目前全国共有580余家出版社，每年出版书籍超50万种，但清人著述少之又少。民国初期，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与清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被称为史料“四大发现”。若依此比附，我认为当今则有“新四大发现”：其一为上海博物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所藏的战国秦汉竹简等新出土文献；其二是各类前代未得彰显、如今逐步电子化的国内外珍贵四部古籍；其三是以《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等为代表的域外汉籍；其四便是各大图书馆书架上蒙尘已久的大量清人著述。这些清人著述至今静静搁置，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

仍以清代别集的点校整理为例，如钱谦益、吴伟业、方苞、魏源等人的诗文集虽多有刊本，但大量的清人别集却或蒙尘插架，或隐匿于各类丛书之中。多年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全国各地出版社，虽持续推出清人别集整理本系列，但清人别集动辄数十卷，整理难度极大，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出版。

据我预估，迄今各社点校整理的高质量清人别集仅300至500种，数量实在有限。已出版丛书中，名家别集因卷帙浩繁，常被重复收录，占据大量篇幅。这种长期形成的自觉又不自觉的做法，折射出古籍整理出版存在重复性、同质化与盲目性的弊端，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如今，我们多方搜求域外汉籍，却对身边传承至今的大量清代古籍不闻不问。不是这些古籍不重要，而是我们习惯了从寻常易见的名家著述中寻求微言大义，对所谓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学者的著述漠然置之，这种现状亟待改观。

《丛刊·初集》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学界习惯将清代学术划分为生发期、成熟期与衰微期，梁启超对“正统考据学派”的阶段划分也循此思路。但清代学术并不能以“考据”或“汉学”来替代，更不能以萌芽、兴盛与衰落的俗套来概括。以清初学术而言，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严衍、黄淳耀、阎若璩、胡渭、张尔岐、梅文鼎、惠周惕、方以智、屈大均等学者，散处各地、潜心向学，虽然笼罩在遗民学术的氛围之中，但已经呈现出诸学兼治、流派众多、各地并发而百花欲萌的态势。

至乾隆朝，惠栋树起“汉学”旗帜，严斥宋明理学，主张从声音训诂探求圣人真义，即戴震所谓“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随着《四库全书》的开馆，民间与朝廷并向合流，形成“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但即便在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派内部，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铁板一块，而是既有分途之歧，也有地域之别。

晚清时期，学者面对亡国灭种的阽危之势，一方面“睁眼看世界”，寻找救亡图存之策；另一方面远渡重洋，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时之间，传统的考据与义理之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与中西之争、体用之争、保皇与共和之争等，交叉重叠、剧烈交锋，形成类似“军阀混战”的学术格局。晚清学术界根本不是“衰微”或者“落幕”的残影败象，反而以前所未有的蓬勃姿态，展现出独特的学术繁荣风貌。

因此，清代学术从清初至清季，精彩纷呈，各显其威，只是大量清人著述仍处在沉睡状态，后人不能捧读研究、分析比较、明鉴剖判，故只能秉持陈见旧说、相因相袭，陷入“因境生像”的认知误区，失却学术本真。

有鉴于此，《丛刊·初集》的选印，不啻是一道光，照亮了清代学术史研究这条“路静人稀”的小径。丛书选编者在充分调研与类比后，将收录文献分为理学、汉学、经学、儒林、朴学与综合六大类，共收录25位清代至民国学人的36部著作，准确地反映出了清代学术生态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例如，《丛刊·初集》中既收录了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又纳入其《汉学商兑刊误补义》。《汉学商兑》原书中称赞“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俛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这句话后来被研究者反复引用，以证明方东树对王念孙父子的赞许。但在《汉学商兑刊误补义》中已将此句删除，显然不能再代表其最终观点。豫师崇尚王阳明，对方东树攻驳阳明大为不满，故撰《汉学商兑赘言》，以抨击《汉学商兑》“仍是纸上学问，一番空话”。因此，《汉学商兑刊误补义》与《汉学商兑赘言》的收录，弥补了《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研究史料的缺环，构成了理学、心学与汉学互相争论的有趣场面，大大丰富了资料的延展性与多样性。

当然，《丛刊·初集》在选目与版本择取上仍有可商榷之处。如《汉学师承记》，若将原定的嘉庆二十五年扬州艺古堂刻本，替换为天津图书馆藏、经清人何秋涛、赵之谦及民国谭大临批校的嘉庆刻本，会更为妥当，因为从赵之谦批校本中，可以窥知其编纂《汉学师承续记》时所做的资料储备工作。此外，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国朝汉学师承续记》草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谢章铤《国朝汉学师承记注底本》，虽然都是残本，但也能收进来就更好了。建议后续编纂时，能更多地关注清代所谓二、三流学者的相关书籍，更多地选择抄稿本，为学界呈现更为丰富多样的清代学术史面貌。

同时，我对广陵书社也有很高的期许，希望出版社能争取到更充足的出版经费，保障这套丛书持续编纂出版，给学术界带来新史料、给古籍增添新活力，也推动清代学术史研究开拓新局面、呈现新样貌。

（作者：漆永祥，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