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吴宇
临到岁末，人便像一棵经了霜的树，枝叶暂且收敛起来，心思却往深处去了。外头那些喧嚣璀璨的倒计时，于我总隔着一层。我的跨年，不在那万众一声的呐喊里，倒是在这书房渐深的寂静中，成了一件极私密的事。
这习惯，不知是何时养成的，大约总是与“旧”字有些关联。我不爱做宏大的计划，也不善作激昂的总结。仿佛一年的光阴，真能像账目般算得清楚似的。我只想趁着这新旧交替的当口，与那些陪我走过三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旧物，静静地相对一会儿。
有一年，是修补一方砚。那是一方极普通的歙砚，石质不算好，用的年岁却久了，边角有了小小的磕缺。我寻出早就备下的细砂纸、生漆粉，还有一小块用以调色的古墨。然后拧亮案头那盏孤灯，光便柔柔地聚拢在这一尺见方的天地里。我用小刀细细地刮下些墨粉，与生漆一点点地调和。那颜色，要调到与砚色几乎无二，须得极耐心地比对。这调和的过程，心便也跟着静了，外头光阴的流逝，仿佛与这斗室里的我全然无关。待补料干透，再用砂纸蘸了水，一圈一圈，极轻极慢地打磨。那补过的地方，终于与旧砚融为一体，只留下一道极淡的痕迹，像是岁月本身留下的一枚闲章。那一刻，心里是满的。我并非复原了一件东西，我只是用一夜的专注，与它达成了新的和解，也与我那磕碰了一年的心绪，达成了和解。
又一年，是重穿一本散了线的书。纸已黄脆，翻阅时需格外小心。我用温水调了稀薄的浆糊，换了新的丝线。这活儿更要凝神，手要稳，呼吸要匀。一针一线，穿梭在那些纸页间，待得最后一针收线，将书合上，抚平，那原本瘫散的一册书，便又有了脊梁，可以端庄地立在我的书架上了。这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岁末的这点功夫，便是给那即将合上的一年，郑重地打上一个结实的装订。
这些事，都小，都微不足道。它们不能带来任何实质的新。但我却固执地觉得，在这修旧的静默劳动里，有一种比迎接崭新更为踏实的力量。它让你俯下身来，触摸到时间的质地，它让你在即将跨入一个未知的“新”时，手里还牢牢地握着一点可知的、温暖的“旧”。
汪曾祺先生写道，“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这兴致，不必大，不必奇。于我而言，岁末这点补缀的兴致，便是将过往的磨损抚平，将散乱的收拢，然后，心平气和地，对那旧年道一声珍重，对这新年，怀一份不必言说的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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