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到爪哇：一场跨越赤道的减贫对话与实践

印尼要闻

图：中印尼学者在发布会上激烈讨论

2025年12月，《贫困的终结（印尼语版）》由印尼国家研究与创新署、火炬出版社和中信出版社共同举行发布活动。该书以中国减贫实践为研究对象，为中印尼两国在减贫与发展领域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新内容，也为双方加强相关合作搭建了新平台。该书由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撰写，以其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河边村持续十年的扶贫实验为基础，系统梳理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逻辑与治理经验。该书英语版、韩语版、哈萨克语版、印尼语版和葡萄牙语版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丝路书香工程项目等国家级外译项目立项，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当中印尼学者围绕中国精准扶贫经验展开讨论时，一场更接地气的实践正在茂物县的塞图村悄然推进。李小云教授团队与印尼茂物农业大学人类生态学院师生走进村庄，共同探讨减贫智慧如何落地。从云南河边村到印尼塞图村，两个相距数千公里的村庄因减贫这一共同使命联系在一起。河边村通过“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从人均年收入仅4000元、家家负债的深度贫困村，蜕变为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的乡村振兴示范村。这一经验在印尼能否奏效？

中国经验对印尼具有参考价值

塞图村位于茂物县贾新加镇，是典型的爪哇农业村。村里有混合种植园、稻田、养鸡场和几家民宿，但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当地政府开发的“村域数据可视化系统”展现了精准识别的潜力，为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然而，数据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仍是难题。民宿经营者反映游客稀少、收入不稳；养鸡场利润多用于扩大规模；大米品质优良却缺乏品牌和渠道，只能低价销售。这些问题与十年前的河边村如出一辙。2015年，李小云团队初到河边村时，村民住在阴暗的茅草屋内，基础设施落后，虽有雨林资源和瑶族文化，却无法转化为经济价值。

李小云团队为塞图村分享了河边村的系统性经验。第一，将现代设施“嵌入”传统空间。“瑶族妈妈的客房”模式不在村外建标准化酒店，而是在村民家中嵌入符合现代旅游标准的客房。此举降低了投资门槛，每户只需建设一间客房；保留了村庄原貌；客房收入70%归农户，30%归集体，极大调动了积极性。李小云在考察塞图村民宿时指出：“乡村民宿不应模仿城市酒店，而应突出本土特色。游客追求的是真实体验，而非标准化服务。”第二，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产。河边村的茅草屋、泥泞道路、方言老人曾被视为贫困象征，但李小云团队将其重新定义为文化资源。瑶族的建筑、服饰、饮食和歌舞成为都市游客的“稀缺体验”。团队帮助村民将文化元素融入客房设计、餐饮和表演，打造“瑶族妈妈”品牌。这一思路对塞图村同样适用。印尼有300多个部族，巽他族拥有独特的语言、音乐和饮食文化，但当地民宿的文化展示较为薄弱。李小云建议：“文化应重在体验，而非展示。让游客参与制作食物、学习舞蹈、参加仪式，既能提升满意度，也能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第三，从“输血”到“造血”。河边村项目通过“陪伴式工作”培养村民自主发展能力。团队与村民共同讨论、试错、总结，成立“西双版纳雨林瑶家专业合作社”，由村民自主运营。经过四年培训，村民已能独立管理客房、财务和营销，团队逐步退出日常管理。这一经验对印尼尤为重要。塞图村虽有政府支持，但资源有限，无法长期驻村。如何在短期内提升村民自我发展能力，是项目可持续的关键。印尼学者索菲安教授指出：“外部力量的作用是赋能而非替代，乡村才是发展的主体。”经过近十年努力，河边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4303元增至2022年的2.6万元；2024年，“瑶族妈妈的客房”订单超1000单，创收80余万元。

11月30日至12月9日，中国农业大学与腾讯公司联合发起的“全球南方青年兴乡计划”2025年项目实训顺利完成，其中17名来自印尼的青年学员访问北京和云南，进行了为期10天的系统学习与实践考察，反响良好。茂物农业大学人类生态学院的讲师卢克曼•哈基姆表示，系统的理论课程让他更加清晰地理解了中国发展背后的政策连续性与长期主义思维，“乡村发展的中国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例如基础设施先行、科技赋能农业等。”伯纳德·苏里安托·朗戈代则表示：“这次我学到了很多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这里不仅有技术的革新，还有对土地的敬畏以及智慧的传承……我要将我看到的、学到的带回我的国家。”

图：观众在会后请李小云教授签名

为全球南方提供减贫新思路

印尼语版主译者、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玥表示，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在发展阶段、人口规模以及地理和文化条件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性，同样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和少数族群边缘化等挑战。潘玥指出，中国通过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实现大规模减贫的经验，对印尼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书中呈现的社区参与式发展模式、产业扶贫与文化传承相结合的路径，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机制，均可为印尼的减贫实践提供启发。

数据显示，尽管印尼贫困率已从2010年的13.33%下降至2023年的9.36%，但仍有约2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城市，东努沙登加拉、巴布亚、马鲁古等偏远地区问题尤为突出。这些地区在基础设施、教育条件和产业发展等方面，与中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高度相似性，也使中国经验在印尼语境下更具讨论价值。

潘玥认为，将该书翻译并引入印尼，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印尼发展经验的交流互鉴，也为丰富全球南方国家的减贫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案例。长期以来，国际减贫理论多由西方主导，而该书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视角系统阐释中国减贫实践，为构建更加多元、包容的国际减贫知识体系提供了来自全球南方的声音。“归根结底，这一译著是一份面向行动的宣言。”潘玥说，“它强调，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需要政府、社区与学术界共同参与，形成一场'社会协奏'。我衷心希望，该书能够成为促进中印尼乃至全球南方国家相互学习的桥梁，为构建更加包容的全球减贫知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印尼学者：减贫是对人的尊严的追求

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人类学教授兼前院长塞米亚托·阿吉·普尔万托认为，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中国的减贫成就，更在于呈现一种以人民为中心、敢于直面现实的国家治理意志。

“中国的减贫经验表明，真正的成功不仅需要'可计算'，更需要‘可感知’和‘可理解’。”普尔万托说，“精准扶贫理念使公共政策得以深入家庭与个体层面，体现了同理心与系统性思维。”他表示，中国经验未必可以简单复制，但其所展现的精神、勇气和整体治理逻辑，对印尼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减贫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种集体承诺，是对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的持续追求。

印尼茂物农业大学人类生态学院院长、乡村发展社会学教授索菲安·谢弗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在经济增长不断被强调的同时，贫困仍是印尼社会尚未愈合的集体创伤，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宏观数据或许显示改善，但乡村的现实却常常涉及边缘化和制度性不足。他认为，李小云教授在中国的实践，为印尼提供了一条具有现实启示意义的路径，包括构建基于社区的精准贫困数据体系，将经济干预与社会能力建设相结合，并整合政府、大学、社区和私营部门等多方力量。这一路径与印尼《乡村法》的理念高度契合，即将乡村视为发展的主体，而非被动接受项目的对象。

图：李小云教授喂塞图村民宿的小鹿

中国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消除贫困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甄旺达在发布活动上表示，该书以云南河边村脱贫实践为案例，生动阐释了贫困形成原因及有效治理逻辑，展现了中国减贫实践的鲜活现实，为理解中国减贫理念、路径和经验提供了重要参考。甄旺达指出，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肩负的核心使命。到2020年底，中国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中国的实践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道路和制度安排消除贫困。中国做到了，印度尼西亚也一定可以做到。他介绍，自2019年以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已组织5期培训项目，邀请100多名印尼村长赴华考察农村发展和减贫经验，并在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与印尼开展务实合作，为印尼减贫事业提供支持。李小云团队的塞图村之行，正是这一合作的深化。

李小云提出的“三阶段”合作设想，即联合调研、试点实施、总结推广，得到印尼学界积极响应。茂物农业大学愿与中国农业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共同开展减贫实践。印尼火炬出版基金会主席卡尔蒂尼表示：“本书应成为行动平台，连接中国与印尼、知识与实践、政府与社会。”

从云南到爪哇，这场跨越赤道的对话表明，消除贫困并非西方专利，发展中国家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智慧实现减贫目标。《贫困的终结》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减贫话语体系，发出了“全球南方”的强音。西方的减贫方案往往强调市场化、私有化和外部援助，却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优势、文化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中国的经验证明，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本土文化赋能是减贫成功的关键。中印尼减贫合作是双向学习与共同探索的过程。全球南方国家需要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学习共同体”，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分享经验、携手前行。这正是减贫智慧的力量，也是人类共同未来的希望所在。

作者：潘玥

（本文将发表于12月18日国际日报B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