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承伟：过渡期的成效及时代价值

今年是党中央设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指出，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过渡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深入脱贫地区考察指导，听取情况汇报。反复强调要继续压紧压实责任，把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帮扶政策衔接好、措施落实到位。要更多在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上下功夫，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主攻方向。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化监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过渡期的重要论述，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5年来，我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脱贫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升，脱贫地区发展活力持续增强。过渡期成效显著，呈现了多维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过渡期的决策部署与成功实践，

进一步夯实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2020年12月16日）为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确定了过渡期目标。总的看，5年过渡期设计目标如期实现、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建立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5年来，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衔接政策，帮扶政策“工具箱”不断丰富，产业、就业帮扶持续推进。东部8省市、310家中央单位、6000多家企业、近300家社会组织各展所长，15万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干部坚守乡村一线……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累计识别帮扶超过700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二是脱贫群众收入稳定增加，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过渡期以来，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2024年达到17522元，年均增速连续4年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5年来，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基本上每个脱贫县都培育了特色明显、优势突出、带动能力强的产业；超过85%的脱贫户和监测户至少落实了一项产业帮扶措施，近3/4的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每年都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

三是脱贫地区整体面貌持续焕新，乡村全面振兴基础不断夯实。过渡期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8505亿元，加强对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3.5万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等重点区域倾斜支持。脱贫地区农村公路面貌日益改善，“四好农村路”发展质量和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现乡乡通5G，打通了经济发展“大动脉”。脱贫家庭和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家庭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保持动态清零，脱贫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稳步推进，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出部署，要求“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进一步明确了过渡期后开展常态化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重点及前进方向。

过渡期的成功实践，

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过渡期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建立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强化精准帮扶政策措施，扎实推进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取得积极成效。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产业就业帮扶成效显著，政策机制平稳转型，治理体系优化，区域发展动能增强，呈现出多个维度的时代价值。

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党的执政初心。其一，过渡期政策延续了脱贫攻坚中“五级书记抓扶贫”的组织优势，通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机制，确保政策连续性和执行力，体现了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其二，通过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全国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速连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诠释了“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其三，过渡期建立健全了“农户申请+部门比对+基层核查”的防返贫机制，整合民政、医保等多部门数据，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这种制度设计既延续脱贫攻坚的治理经验，又为乡村振兴提供长效保障，推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

加快推动了脱贫地区的经济转型与城乡融合。一是体现在产业升级与内生动力培育方面，脱贫地区通过“土特产”文章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延伸，发展冷链物流、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二是体现在城乡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方面，东西部协作机制下，东部8省市对口帮扶西部省份，2024年带动西部就业超200万人；易地搬迁安置区配套建设产业园，加速了城乡资源双向流动，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供助力。三是体现在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方面，如生态帮扶模式（光伏帮扶、退耕还林等）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创造经济价值，有力有效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积累了坚持科学理论指引是基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坚持精准方略是路径，坚持多部门协作机制是关键，坚持实践创新是动力，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是保障等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过渡期的成功实践，发展形成了坚持政策衔接与机制创新，坚持产业与就业协同推进，坚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坚持强化内生动力与市场导向并重，坚持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坚持统筹推进数字赋能与治理创新等新经验，推动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内涵的拓展。以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减贫路径，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高效整合资源、实现包容性发展。

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一，政策有效衔接。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个不摘”（摘帽不摘责任、政策、帮扶、监管），保持原有帮扶政策的连续性，逐步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实施动态监测和针对性帮扶；其二，机制有效衔接。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聚力做好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着力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平，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有效衔接等；其三，推进制度化建设。建立健全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逐步将脱贫攻坚特惠性政策转化为乡村振兴普惠性制度；优化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机制，探索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路径；完善分层分类帮扶制度，促进治理体系优化，激发内生动力；增强脱贫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强化巩固脱贫成果、逐步走向富裕的“造血”功能；平衡政策调整中的多方利益，保障农民权益，促进社会共识凝聚。

过渡期不仅是中国从脱贫攻坚迈向

乡村振兴的 关键转折，更是全球减贫治理

的中国实践，具有重要世界意义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典范。中国通过5年过渡期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动态消除监测对象返贫风险，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制度性解决的中国方案。中国还通过“国际减贫合作论坛”等平台，向120多个国家分享防返贫监测系统，推动全球贫困治理从“授人以鱼”转向“授人以渔”。中国将脱贫攻坚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实施的农业援外项目覆盖非洲、亚洲、拉美。例如，中非农业示范中心帮助30国提升粮食产量，东南亚“光伏+农业”项目复制中国模式，实现减贫与生态双赢。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积累形成了南南合作的创新范式。中国提出“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通过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合作模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非对抗性发展路径的范本，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引领。

“四个倡议”的全球实践深化。中国将脱贫攻坚的“开发式帮扶”经验转化为国际发展倡议，强调产业赋能，体现了全球发展倡议中蕴含的从“输血”到“造血”转型的科学理念。中国建立的防返贫动态监测机制被推广至发展中国家，如老挝引入中国“农户一键申报”系统，实现灾害风险与返贫预警联动，因灾返贫率降低40%。这种将安全治理与民生保障结合的实践，为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基层治理、风险防控的制度创新样本。中国通过“千万工程”经验的国际传播，实际上是在推动乡村文明现代化转型，这种以文化振兴带动发展的路径，丰富了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体现了文化互鉴与价值重构的导向。中国建立的监测对象的防返贫动态监测系统，逐步形成“数据驱动+制度响应”的治理模式，为全球应对突发性贫困提供了可复制的工具，为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制度创新范式；过渡期构建的“四个不摘”政策延续机制，将脱贫攻坚特惠性政策转化为乡村振兴普惠性制度，其“渐进式退出”策略避免了政策断档，为发展中国家应对转型期治理风险提供了制度设计参考。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启示。中国将“生存权保障”升级为“发展权赋能”，通过“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这种对“发展权”的重新定义，挑战了西方福利主义发展观，为全球人权事业注入新内涵，是发展权理论的范式突破。中国式现代化打破“西方中心论”，证明发展中国家可通过自主探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现代化道路多元选择提供了示范。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乡村振兴，这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践，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从理论走向实践，展示了文明形态的协同进化实践路径，为全球乡村治理提供文化治理样本。中国通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探索出“政府主导—市场驱动—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

中国脱贫攻坚、过渡期的成功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突破发展困境。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目标，推动国际发展议程从“经济增长优先”转向“公平包容”，为全球缩小贫富差距提供实践参照。中国通过“数字乡村”建设（行政村5G通达率超90%）与“文化下乡”行动，推动技术文明与传统文化融合，实施“数字—文化”协同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破解“数字鸿沟”与“文化断层”提供新思路，为不同文明互鉴提供了新范式。

（作者系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来 源：《中国乡村振兴》杂志2025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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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张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