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爪牙妄图发动武装叛乱，兵分三路，中央采取这一招

1976年10月7日凌晨两点，外白渡桥的探照灯忽明忽暗，上海滩突然安静得出奇。就在这一夜，徐景贤和王秀珍坐在老锦江饭店的包间里反复琢磨一件事——马天水为什么迟迟没有从北京打来电话。电话背后隐藏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可能被卷入的一场豪赌。

马天水 10 月 7 日被紧急叫往北京参加会议，会议原因含糊不清。更蹊跷的是，以往张春桥都会事先给他透口风，这次却像蒸发一样。徐、王敏锐察觉风向不对，内部暗语频繁：“胃病复发”“心肌梗塞”，全是来自北京的小纸条。两个暗语合在一起只说明一点——“四人帮”凶多吉少。

消息接连传来，徐景贤干脆把市委常委拉进夜谈。他声调很低，却带着难掩的焦灼：“北京变了，我们要先下手为强。”议室里烟雾团团，几十双眼睛迅速达成默契：兵分三路。第一路转移宣传口，控制喉舌；第二路占住民兵指挥部，握枪杆子；第三路留守机关，随时补位。表面是“调整办公地点”，实则暗中蓄力。

王秀珍对武装部分动手更快。她赶到闸北民兵指挥部，连夜把三十多名造反派头头叫到一起，布置电台、暗号、集结点，细到每一套步话机的备用电池都编号。“要是中央来人，就让他们进不来，进来也走不了。”她把玩着军用地图，口气轻飘，像在操办一次聚会。

同一时间，徐景贤盯上了上海警备区。他先找副司令张宜爱，又摸到守备师师长李仁斋，打探能调动多少部队。张宜爱六十多岁，一脸淡定，“怕什么？大不了退休。”这句话听上去无畏，却也透出老将的审慎——谁都不想轻易站错队。

10 月 8 日深夜，上海的电话线几乎被打爆。造反派给北京所有熟人打遍，换来的要么是忙音，要么是敷衍。情报断流，导致内部更紧张。徐景贤最终下死命令：舆论响，枪口上，市委坚守。就这样，一场地方叛乱的骨架在 24 小时内被拼凑完毕。

中央的动作比他们预估更快。10 月 10 日，一纸调令飞到上海：徐景贤、王秀珍立即赴京“参加打招呼会”。表面是开会，实际是釜底抽薪。上海“三驾马车”一个不剩，被集中到了西郊宾馆。马天水见到两人，第一句话就是：“硬顶不成，改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无非趁上海乱局逼中央妥协。

他们没想到，中央早已做了双重预案。第一步，警告上海市委不得动用武力；第二步，派出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工作组直飞上海。20 日黄昏，工作组抵达龙华机场时，南京军区的增援部队已在外围就位，江、浙方向重要桥梁与铁路节点全部加设岗哨。

苏振华的策略简单直接：让原班人马自我暴露。21 日，他把马天水等人叫到会议室，只说一句：“揭批‘四人帮’，你们自己先开头。”台下的干部群情激奋，不到两天，马、徐、王就被迫离席，被隔离审查。中央工作组再顺水推舟，在全市发动干部会、群众会，层层揭发，层层取证，武装叛乱的链条被一点点拆散。

值得一提的是，王秀珍曾试图利用游行混淆视线。她暗中指使人混入队伍，制造打砸抢，然后给中央打电话：“局势失控，需要强力手段。”中央不吃这套，明确回复：“不得镇压群众。”这一针见血，让她的如意算盘瞬间落空。

接下来，南京军区的配合成为定海神针。警备区和基层民兵系统中凡是与造反派牵连的骨干，全部被要求“集中学习”。枪械统一封存，电台由军代表接管。徐景贤原先布置的四部秘密电台，一夜之间只剩冰冷的外壳。失去通讯，三路计划彻底断线。

11 月初，中央工作组连续召开十多场干部大会。起初马天水还想留点“余地”，每次发言闪烁其词。第三场会议，他就被群众要求坐到台下；第五场会议，他干脆被带走审查。上海滩的气氛骤然翻面，“四人帮”余党的幻想随之一并崩塌。

事实上，中央最后亮出的底牌并非单纯清洗，而是恢复城市正常运转。一批受打压的老工程师重新回到机台，交通银行的柜面业务三天内恢复全额清算，江南造船厂夜班焊花再次点亮黄浦江。戒严没有出现，枪声没有出现，上海在严密的调度下保持了工业与港口的节奏，这才是中央那招“釜底抽薪”的真正意义——抽走指挥链，让对方失去发动条件，同时保住城市血脉。

短短四十五天内，“四人帮”在上海经营多年的网络被连根掘起，未发一枪。兵分三路的“雄图大略”成了纸面方案，成为后人研究政局突变时的典型案例。综合来看，这次处置之所以干净利落，关键在于三个环节：先调走核心人物，切断决策；再派军地联合力量，冻结武装；最后引导群众合法表达，把政治清算与社会秩序区分开来。此番操作，不仅粉碎了武装叛乱的企图，也为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再次腾飞赢得了宝贵的稳定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