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学者，要如何在高度厌女的行业里做研究？

英国学者瑞秋·奥尼尔在骗色行业（seduction industry）里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研究。她和各种各样的搭讪艺术师（pick-up artist）、学员、训练营教练做访谈，实地观察形形色色的课堂，最终完成了对PUA群体的社会研究。

这一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一行业充斥着强烈的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以及不道德的诱骗，更有一些从业者的行为涉及性侵。一位女性主义者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学术调查，得到受访者的信任并完成访谈，面对的不仅是艰难的沟通、危险的凝视，甚至还有被迫的沉默、“是否同流合污”的反复反思、切实存在的性骚扰风险。

在《亲密陷阱》一书的结尾，瑞秋为读者带来了一篇长长的后记：《女性主义田野工作中的权力与政治》（Power and Politics in Feminist Fieldwork），在这篇后记中，瑞秋向读者剖白了自己研究的心路历程，这是一段全心投入的艰难之路。以下是这篇后记的节选。

关于成为同谋（节选）

我在招募研究参与者、开展研究的时候，并没有亮明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我不愿意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一部分原因，是意识到这个称谓往往承载了许多负面假设。我如果顶着这个名号，就意味着我必须不断地与伴随而来的种种联想交涉，尤其是女性主义者一直背负的“反男”和“仇男”污名（Calder-Dawe and Gavey, 2016; Edley and Wetherell, 2001）。另外，我也意识到女性主义者与搭讪艺术师之间的敌对已经广为人知。我不希望潜在的参与者认为我怀有事先确定的分析和观点，因为事实远非如此。所以我采取了迂回的方法，承认“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最多只能尽力去做隐蔽的女性主义工作”（Acker, 1994: 55）。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正是那些令我无法宣称自己女性主义身份的成见，让一些参与者认为我不可能是女性主义者。有一位培训师就在控诉完女性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后总结说，幸好现在有“像瑞秋你这样有女人味的可爱好姑娘”来恢复平衡。

虽然研究中并没有人问过我的政治信仰，但受访者常常还是会征求我对整个骗色产业的意见，也会问我对特定的知识实践有什么看法。有些人会把我当成类似道德仲裁的角色。例如有一位受访者就问我：

“从道德层面，你对骗色社群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你不想在完成研究之前就妄下结论，但就初印象来说……你认为骗色社群是一群把女人当成猎物占尽便宜的男人，还是认为它也是好事，女人和男人一样乐在其中呢？”

他提问的措辞说明他意识到骗色在道德伦理层面的争议，而且假定身为女性的我会立刻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不可能支持性别歧视或厌女观点。也有其他人问过类似的问题，往往提问时就已经有预设的答案。比如另一个参与者问我对使用骗色技巧的男人怎么想，但又用“骗色也是为了女人好”的那套老生常谈来自问自答：“如果有更多的男人加入，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男人去主动撩妹，那不就能有更多男人来找你了吗？你觉得这对女生来说是好事吧？你们不就更有得挑了？”

有些接受采访的培训师似乎会惊讶于我在会谈中怎么甚少谴责他们，很明显在采访之前他们就觉得我会对这一行提出更多批评。有位培训师在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称赞了我的访谈方法：“你真是个懂采访的。你保持了绝对的中立。太棒了。”等我们差不多收尾的时候，他追问道：“既然现在采访结束了，我实在想问问你的立场是什么，如果你有的话。你对骗色这事儿有什么感觉？因为我能看出你一直在保持完全的中立。”我反问他原来的预期是什么，他解释说：“大多数人总是会……比如我说了什么，他们就会说，‘哎？但是其实怎么怎么样’，他们会反驳我。你懂我意思吧？他们会想和我争论，说我的话在逻辑上可能站不住脚，或者在情感上不太对，类似这种。”我们又讨论了一小会儿人们对骗色社群的负面猜想，然后他又把话题绕了回来：“可是……之前我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所以你个人是怎么想的……或者是不是因为你受自己研究的影响，所以在个人思考上也会变得更中立？”听到他自己给我提供了不用明确回答的出路，我松了一口气，表示或许确实如他所言吧，才使谈话能继续进行下去。

如果遇到受访者自己对骗色社群表达担忧或者批评，我就会尝试为这样的讨论创造空间。但是，每当我邀请受访者就这些评论进一步展开阐述，我的提问总会遭遇抗拒。有一次，一位培训师向我描述一对一辅导中学员与培训师的配对决定程序，强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到女同事的安全：“事关我们的女培训师，做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学生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和女培训师独处六个小时？因为到最后，如果女同事出了什么事，还是会牵连到公司。”我早前已经试着和他提过性别化的权力动态中的问题，于是就追问，他是否曾担忧过学生与普通女性之间的相处。我眼见着他边听我说边眯起眼睛。我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问题就在我俩之间不尴不尬地悬着，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地开了尊口：“这有什么问题？”我意识到自己可能破坏了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融洽关系——本来我还觉得这种融洽能支撑这样的提问——于是就没再多问。这件事，包括其他的紧绷时刻，无疑令我确信，在不损害研究关系的先决条件下，我的询问是有限度的。许多不确定的边界交织在一起，而我似乎总在越界的边缘。所以我需要在一对一接触的场景下不停地确定我们的对话能够承担多重的批判性。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研究骗色社群将需要我去适应某些同谋和沉默。在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中，这是一个公认的、讨论度很高的特征：“面对所研究的实践和叙述，必然是有风险的。”（Haraway, 1997: 190）为了能开展这项研究，我必须学会如何接受性别歧视和厌女。我只有将自己暴露在这两者的影响和话语之下，才能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理解骗色产业。所以，我开展田野调查的前提，是我愿意让自己噤声。当培训师告诉学员，所有的女人暗地里都渴望被有权势的男性支配身心时，我未置一词。当男性当着我的面暗中拍摄他们与女性的互动时，我没有反对。当这些录像事后被公放给全是男性的观众，他们似乎毫不在意这些女性完全不知自己被录摄的事实时，我也没有反对。当为我的研究提供许多职务之便的培训师在研讨会上大开性暴力玩笑，听到他一次又一次大喊“她又被强奸了！”时，我压抑住恐惧的情绪，只能独自心惊肉跳。当另一位一直和我说自己迷恋俄罗斯女人的培训师掏出手机，向我展示一位半裸熟睡女性的照片时，我明明几乎能确信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被拍了下来，也不知道这些图像被用于什么样的目的，但也只能咽下我的恐慌。

包括这些在内的许多情形都让我忍不住想要“回嘴”（Griffin, 1991），去怒斥某些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优越感，以及他们对女性的漠视，可维持研究路径的需要令我根本没有办法这么做。像这样的自我缄默是困难的，更常常是痛苦的，因为我被迫和自己目睹的侮辱和不公正同流合污。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不假思索地干预，打破自己练就的沉默。有一天在科文特花园的实地活动中，我观察的一位培训师让他年过三十的男学生去接近两个逛商店的女孩子。我眼见她们的年纪还这样小——应当都还没满16岁，想到可能发生什么——我突然出声打断了他，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我一下就发现这三个男人被突然打断后正疑惑地打量着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这两个孩子也太小了。那名培训师无动于衷地耸了耸肩，再次环视了一下人群，然后我们就继续行动，没有更多的讨论了。

也有的时候我的干预是深思熟虑的。有一次我收到一名参与者的邮件，里面提出了他新想出来的假设。他详细地写了自己有过的一系列“失败”的约会（只要没有以性交作结，他统统视为失败），然后解释称，为了和女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必须第一次约会就要性交，这样女方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也没什么让她投怀送抱的阻力了”。读他这封邮件的时候，熟悉的坠落感又袭来了。我再一次意识到骗色程式化的逻辑如何排除了真正的对话，并且让男性绕过所有征求同意的考虑（除了那种最有名无实的）。这个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管女人怎么抵抗性行为，他都会继续做他的。我不寒而栗，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这种假设的。虽然他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或建议，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不要采用这样狭隘的立场。我在回信中解释，确保双方都想发生性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劝他进行明确的交流，并且列出了性伴侣必须留心的种种非语言讯号。这封回信石沉大海。这名参与者隔了好几个月才又给我写邮件。这次他给我发了一条网上论坛讨论帖的链接，内容是为什么人们老是误会骗色。

我研究过程中最痛苦的时刻，往往不是发生在田野里，而是在我自己的家里。这项研究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媒体分析，我研读了各种媒体材料，包括书籍、博客和视频内容。有时候这些分析是事先计划好的，比如我决定要在某一天研究某本书，或者某些博客帖文。可更多时候，我是偶然接触到这些材料的，比如我点开邮件列表的某条链接，最后渐渐浏览到了其他内容。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材料提供的骗色视角：它宣传和展示的假定观众只是异性恋男性。不像实地活动，这一次没有我在现场从中转圜。我只能看着，一条隐蔽拍摄的实操视频里，一名男子把一名女子摁在夜店外面的墙上，女方扭过头想避开他压过来的嘴。我浑身不适地扭着身子，同时感到自己也在拼命往旁边靠，想要帮她挣脱出来。另一条视频里，一位女性架不住长时间的诱骗，被拉进赌场洗手间性交，显然丝毫不知道自己会被录下来供人在网上观看。我对着屏幕大叫，希望她能听到我的声音，懊丧地拿拳头猛砸桌子，恨自己无法干预看到的一切。一篇夸夸其谈的帖文里，老练的培训师连哄带骗地与一个明显不情愿的年轻女子性交，她显然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抵抗手段，但最终只能妥协。我边看边屏住呼吸，浑身都绷紧了，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将性胁迫关系矫饰为“单纯做爱”以脱责的案例。独自一人，我无须压抑这些材料灌满我内心的绝望。我痛哭流涕，被愤怒与悲伤吞噬。

阿夫塔·布拉（Avtar Brah, 1999）在她的名篇《记忆的气味：陌生人、我们自己与他者》（The Scent of Memory: Strangers, Our Own, and Others）中，讲述了自己身为亚裔女性，在西伦敦研究身份和地域时采访白人的经历。她这篇散文用心拳拳，发人深省，回忆了一些研究参与者的种族主义论调如何既从话语又从情感上抹杀她的存在：“有时候，受访者似乎完全看不见坐在对面的我，仿佛我不存在一样，只是一味地将种种刻板印象堆砌在亚裔群体身上。”（Brah, 1999: 7）布拉接着描述这样如何影响了她保持“客观”的尝试：“虽然我认真倾听，但内心不可能毫无波澜。我的理智、情感和情绪都被受访者的话语震荡。无论我愿不愿意，都被他们框在其中。”（同上）虽然我和布拉的研究背景和主题多有殊异，但她所说的这些被剔除和抹杀的感觉，我在研究中也深有体会。身为女性，我也被囊括在骗色社群对女性的概述性言论里，更与该社群所推崇的关系模式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通过个人传记和我对其他女性的感同身受，我发现自己并非骗色产业性政治的旁观者，而是同样深陷其中。冒犯我的并不单单是某个反复展演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他们联合起来，从根基上动摇了我的存在。在心理和情感层面，我找不到任何可能的路径，去调和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骗色界推广的世界观。但同时我敏锐地意识到，骗色的世界观当然是存在的，甚至它的影响范围超过我希望推行的任何替代观念。

虽然常常很痛苦，但我身为女性开展研究时所收获的启示，相当程度地确保了我的研究包含以下认知：“女性主义知识需要立足于女性经历，立足于在不公正的性别关系中生活的感受。”（Ramazanoglu and Holland, 2002: 16）但在田野工作结束后的余波中，我研究过程中的缄默带来了分析和伦理角度的问题。写下这篇记叙的时候，我忍不住思考，假如我当时更公开地挑战性别歧视、更有力地回击厌女症、更坚定地反对种族歧视，我的研究参与者们会作何反应。或许就算我这么做，也会是差不多的结果。然而若我真的采取了这种形式的干预，可能也会引发另一种不同的对话。另外，我也有对研究参与者们应持有哪种道德立场的疑问。我当时没有公开反对他们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言论，那我现在又有什么权力在纸媒上批评他们呢？我这样做，会不会加深人们对女性主义者的偏见？让大家觉得我们预谋在先，两面三刀，一心只想着战胜男性，尤其是打败骗色产业？许多女性主义学者都认为，研究过程中的同流合污是可以允许，至少是能忍受的，因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更深远的政治目标（Grenz, 2005）。但这很难准确地做到，也很难知道个体会付出怎样的代价。正如艾莉森·菲普斯（Alison Phipps, 2014）在讨论高等教育的“影响议程”（impact agenda）时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人想要获得公众形象都要付出代价——尤其是谈论性别的女性”（另见Jane, 2012;Penny, 2011）。

【新书推荐】

《亲密陷阱》

作者：[英]瑞秋·奥尼尔

译者：魏华容

出版社：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5.11

“骗色社群”承诺让男人学会“拿捏”女人的知识。男性支付高昂的费用，在培训师的指导下，习得与女性建立亲密关系的套路。如今我们熟知的PUA一词，便起源于此，最初指 “搭讪艺术家”（pick-up artist），后衍生为情感操纵与精神控制的统称。

作者进行了一年多的行业调查。她找到30多位业内受访者，亲身记录形形色色的培训课堂，在近60万字的调查资料基础上完成本书。PUA产业建构出一整套话语逻辑，强化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将女性物化为性资源，把亲密关系视作可以被管理的项目。作者描述了英国的骗色产业以及背后的文化脉络，探究新自由主义和后女性主义如何重组当代亲密生活，呼吁人们抵制骗色，探索更为健康、真诚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