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副总裁迈克尔·尼科尔斯在社交平台X上公开宣称,“中国新发射卫星与‘星链’卫星一度接近到仅200米”,这番言论迅速引发全球航天领域关注。尤其在11月神舟二十号飞船因舷窗裂纹启动应急返回程序的背景下,这一说法更增添了公众对太空安全的担忧。然而,随着事件主角中科宇航的官方回应及测控数据的逐步披露,舆论发现真正的风险源头实则指向“星链”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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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斯所指的中方卫星,是12月10日中科宇航力箭一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一箭九星”任务送入轨道的卫星集群。这一关键时间线成为厘清责任的核心依据:根据航天发射基本流程,火箭发射后48小时内已完成有效载荷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而尼科尔斯提及的“近距离接触”若发生在此时段之后,意味着中方卫星早已稳定在轨,根本不存在“发射过程中未避让”的可能。更关键的是,中科宇航明确表示,所有发射任务均通过地面空间感知系统严格筛选发射窗口,规避已知卫星及太空碎片,这是航天发射的强制性安全程序。
事件真相逐渐清晰:中方卫星按预定轨道稳定运行后,“星链”卫星的主动变轨闯入了其运行空域,才导致这次危险的近距离接触。航天驭星副总裁曹梦进一步指出,美国通过外测手段获取的中方卫星轨道数据精度存疑,所谓“200米接近距离”的真实性仍需核实,且SpaceX将责任归咎于中方“未共享数据”的说法,本质是混淆了“发射前协调”与“在轨变轨责任”的界限。
“星链”频繁引发太空接近事件并非偶然,其独特的运营模式注定了高风险属性。截至2025年,“星链”在轨卫星已超8000颗,占全球在轨卫星总数的72%,而其规划发射总量更是高达4.2万颗。为控制成本,SpaceX采用“批量发射+在轨变轨”的模式,先将大量卫星送入临时近地轨道,再通过推进系统调整至工作轨道,仅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星链”卫星就执行了14.4万次变轨机动,平均每月变轨超2.4万次,是此前半年的2.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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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频变轨叠加部分卫星因设计特性易偏离轨道的问题,使得“星链”成为太空碰撞风险的主要来源——早在2021年“星链”仅1700颗在轨时,全球50%的航天器近距离接触事件就与其相关,若达到1.2万颗规模,这一比例将升至90%。
高频变轨带来的不仅是碰撞风险,更超出了全球现有太空监视体系的负荷,导致轨道信息更新滞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路径本应是建立全球卫星动态实时共享体系,但中美航天合作的制度性障碍让这一方案举步维艰。2011年生效的“沃尔夫条款”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机构与中国政府开展航天合作,成为横亘在两国间的最大壁垒。
这一条款的推动者、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夫曾直言,其目的是通过技术封锁迫使中国让步,然而事与愿违:十多年来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从空间站建设到月球探测全面突破,反而让美国在多个领域失去领先优势。更讽刺的是,美国一面援引该条款禁止本国科学家参与中国航天会议,一面又要求中国共享月球样品等科研成果,尽显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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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通道受阻的背景下,构建太空安全威慑体系成为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选择。从技术实力来看,中国已具备完善的反卫星能力:2007年成功进行弹道导弹摧毁低轨卫星试验,2013年实现动能拦截技术突破,近年来更在激光致盲、微型卫星干扰等非动能反卫星领域取得进展,可根据不同场景选择非破坏性或破坏性手段应对威胁。俄罗斯的S-500系统也具备反卫星作战潜力,而中美俄等国的技术实践表明,反卫星武器的存在并非为了挑起太空冲突,而是遏制个别主体滥用轨道资源的“安全盾牌”。
此次卫星近距事件,本质是太空资源分配失衡与规则缺失下的必然冲突。当“星链”以“太空霸权”姿态抢占近地轨道,却不愿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当“沃尔夫条款”之类的保护主义规则阻碍全球协同治理,太空秩序的重构已势在必行。中国航天的崛起不是为了取代谁,而是为了推动建立更公平的太空治理体系。未来,唯有打破制度壁垒、建立强制性太空交通规则,才能让这片人类共同的疆域真正实现“安全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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