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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大捷后,全军都很振奋,毛主席却说:这样的战役不宜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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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在教科书或影视作品中看到“平型关大捷”这五个字,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胜利的欢呼、缴获的物资以及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荣耀。

确实,那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但在当时,就在全军上下沉浸在喜悦中,甚至蒋介石都发来贺电称赞“歼敌如麻”的时候,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却给前线泼了一盆冷水。

他看着战报,眉头紧锁,随后发出了一道令人费解的指示:“这样的仗,不宜再打。”

为什么?一场举国欢腾的大胜,在最高统帅眼里,怎么就成了“不宜复制”的孤例?



一场关于“怎么打”的激烈争吵

1937年,那时的中国,空气中弥漫着即将亡国的窒息感。

日本人的胃口是被一步步喂大的。

1894年甲午一战,他们尝到了甜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们几乎兵不血刃拿下了东北,那是比日本本土大两倍的土地,有着数不尽的煤铁大豆。



到了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侵华,狂妄地喊出“三个月灭亡中国”。

这不是吹牛,当时的日军机械化程度和单兵素质,确实让他们有这个底气。

华北战场上,日军板垣师团如入无人之境,眼看就要拿下山西,阎锡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候,刚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主力,也就是115师,浩浩荡荡开赴山西。



但就在出兵前夕的洛川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场争论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和林彪。

洛川会议的气氛很压抑。

毛泽东看得非常远,他手里只有这三万多红军,这是中国革命最后的火种。



他主张“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意思很明确:别跟日本人硬碰硬,我们装备差,要钻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用空间换时间,把敌人拖死。

林彪不这么看。

这位年轻的名将,脑子里装的还是内战时期大兵团运动战的打法。



他认为红军擅长运动战,而且现在全国人民都看着八路军,必须打一个大胜仗来立威。

这种分歧一直持续到部队开拔。

林彪到了前线,看着山西的地形,心里的火苗越烧越旺。

他连续给总部发电报,列举了五条必须打大仗的理由。



毛泽东则连发五封电报阻拦,甚至在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措辞严厉地指出:红军的拿手好戏是游击战,不是跟日本人拼消耗的运动战。

林彪最终还是决定利用前线指挥官的临机决断权,打这一仗。

聂荣臻也默许了:好打就打,打完再报告。



林彪选中的地点是乔沟。

为了这个伏击圈,林彪去了三次。

第二次甚至化装成当地农民,穿着破大褂,戴着毡帽,甚至为了不露馅,在路边吃生土豆,还留下了铜板。



他看准了乔沟这个“死地”:深沟窄路,两侧崖壁陡峭,沟底只能容一辆汽车通过。只要把两头一堵,这就是个天然的棺材。

1937年9月24日深夜,老天爷似乎也在渲染气氛,下起了瓢泼大雨。

115师的战士们没有雨具,浑身湿透。



山路泥泞不堪,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只能拽着前面人的衣角或马尾巴,借着闪电的瞬间亮光艰难挪步。

就在这样的极度疲惫中,三个团在拂晓前悄无声息地埋伏进了乔沟两侧的草丛里。



日军的疯狂与老红军的陨落

9月25日清晨7点,日军来了。

那是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部队,也就是搞运输的。

汽车、马车绵延十几里,日本人太狂了,连警戒哨都没派,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伏击圈。

枪声一响,确实是“瓮中捉鳖”。



迫击炮、机枪、手榴弹一股脑地砸下去,日军瞬间乱作一团。

但接下来的战斗,却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也正是这残酷的过程,成为了毛泽东事后叫停此类战役的根本原因。

这支日军虽然是辎重兵,属于二流部队,但他们的战斗素养极高。



在短暂的混乱后,他们迅速利用汽车和死马作掩体,开始精准反击。

他们的枪法极准,三八大盖的射程和精度远超八路军的“汉阳造”。

最惨烈的争夺发生在老爷庙制高点。

日军深知地形的重要性,竟然在被伏击的状态下,拼死抢占了老爷庙的高地,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给八路军造成了巨大伤亡。



686团团长李天佑红了眼,命令三营必须夺回来。

三营副团长杨勇、营长邓克明身负重伤,九连打到最后只剩下十几个活人。

战斗中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心碎的事。

我们的战士习惯了内战时期的打法,看到敌人受伤或被包围,就喊“老乡缴枪不杀”。

可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更不是什么“老乡”。



很多战士在冲上去喊话时,被垂死的日军冷枪击中,或者被拉响的手榴弹同归于尽。

685团五连,战前140多名精壮的小伙子,战斗结束后只剩下30多人。

连长曾贤生在白刃战中刺死了十几个鬼子,最后身负重伤,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整整6个多小时的激战,甚至可以说是血肉磨坊。

最终的战果是辉煌的: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过冬的棉衣被褥。



这在当时连战连败的中国战场,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蒋介石高兴坏了,全国人民也沸腾了。

但林彪看着战场,却笑不出来。

八路军伤亡了600多人。

这个数字乍一看不大,毕竟歼敌一千自损六百,在军事上算是大胜。



但我们必须分析这600人是谁。

这600多人,几乎全部是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他们是百战余生的精英,是红军的骨架和种子。

他们每一个人,放到后来都可能是连长、营长甚至团长。

用600个未来的指挥官,去换日本1000个辎重兵的命,这笔账,真的划算吗?



林彪自己在总结中也承认了三个“没想到”:

第一,没想到日军单兵作战能力这么强,负伤了也不缴枪,非要同归于尽。

第二,没想到地形这么好、兵力优势这么大(3:1),居然还打成了消耗战。

第三,没想到这一仗打赢了,对整个山西战局的帮助却很有限,日军主力依然突破了防线。



为什么“不宜再打”

当时的八路军总共才4万多人,真正的长征骨干也就那一两万。

如果按照平型关这种打法,一场仗消耗600个骨干,十场仗、二十场仗之后呢?八路军的老底子就拼光了。



日本是一个工业国,他们的兵源补充、武器制造能力远超中国。

他们死得起人,中国虽然人多,但有战斗力的部队,死一个少一个。

跟日本人打阵地战、打消耗战,就是拿自己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这无异于自杀。

平型关大捷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块试金石。



它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哪怕是在地形最有利、伏击最突然、兵力最优势的情况下,要想全歼日军一路纵队,都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那么,在平原上呢?在攻坚战中呢?

毛泽东的“冷水”,其实是给全军的一剂清醒剂。



他肯定了平型关大捷的政治意义,肯定了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民心。

但他更敏锐地指出,这不能成为常态。

此战之后,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彻底转轨。

我们很少再看到八路军集结主力师去打这种硬碰硬的伏击战。

取而代之的,是化整为零,是“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



八路军脱下了正规战的靴子,穿上了游击战的草鞋,深入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去发动千千万万的农民。

如果八路军坚持走林彪在平型关的“运动战”路子,可能撑不过1938年。

但正是因为转向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才像水银泻地一样渗透到了华北的每一个角落。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那支只有几万人的八路军,已经发展到了100多万正规军和200多万民兵。

参考资料:
平型关大捷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7-08-14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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