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甲格台，药房高压锅突然爆炸，我竟奇迹般生还…

甲格台药房手记

王学禄

一九七一年的春天，在地质学院集训三个月后，我们从成都出发了。运送新兵的车队，沿川藏线历经半个月的一路颠簸，终于将我们送到了师部所在地的甲格台师医院。报到时，我被分到了药房——一个将在未来六年里，成为我整个青春的地方。

11师师医院在甲格台的全景

那时的师医院，只有几排简陋的土坯铁皮房，如同大地初醒时稀疏的梦。我们和营建队的战友们一起，成了这片土地上最早的造梦者。和泥，打坯，筑墙，安梁，盖顶。渐渐地，一所、二所、门诊、药房、化验室，连同食堂和我们的宿舍，都在这片荒地上拔地而起。一排排房子中间，是条笔直简易的土公路。房前屋后，都有一小块自留地。其他所种菜，供应给炊事班，而我们药房则在这块薄土上，小心地侍弄着另一种生命——草红花、罂粟、板蓝根……这些纤细的植株，在稀薄的空气与强烈的日照下，以一种近乎倔强的姿态，为我们的使命提供着最初的原料。

我们的药房是个小小世界。主任先是王守志，后是秦秀。司药有关维刚、臧首英，老兵里有沉静的李一平。还有和我同年入伍的安徽战友吴少光、方忠益等几个新兵蛋子。我们负责的是整个医院的命脉——药品与器械。上级配发的远远不够，约莫三四成的药品，其余得靠我们自己的双手，从这片土地上“创造”出来。

于是，蒸馏水在冷凝管里滴答作响，药片在压片机下悄然成型，丸剂在掌心搓揉成圆，膏方在文火上熬出稠厚的香。生理盐水、葡萄糖注射液、黄连素片、麻黄素片、三七片，六味地黄丸、黄连上清丸等。那些如今从流水线上包装出来的药品，在当时，每一克都浸透着我们的体温与汗水。

为寻找药材的来源，有时我们亲自背起背篓，走向野外，在岩石与荆棘间辨认、采挖。更多时候，则是师部一声令下，三十一团、三十三团的战友们便成了我们的“先遣队”，将一车车带着泥土的根茎送到门前。其中最苦的，莫过于提取黄连素。黄连珍贵，便用三颗针的根疙瘩替代。那些盘根错节的“疙头”，要先用刨床打成极薄的片。那台冰冷的机器，曾是我们亲密的伙伴，也成了记忆里一道惨烈的伤疤。安徽战友吴少光，就是在它面前失去了左手的三根手指，另两根也各断一半。后来，他评了二级残疾。回想起那台沉默的刨床，和他伤残的手，至今仍沉重地烙在了我心里。

11师医院药房全体战友合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危险，总在不经意间露出獠牙。一次，我在灭菌消毒配好的输液，高压锅或许本有暗伤，突然间，它在一声闷响中炸裂。锅盖顷刻成为碎片，滚烫的蒸汽瞬间吞噬了整个房间。那一刻，世界是无声的、白茫茫的混沌。等尘埃落定，我发现自己除了左手食指有一道轻微的血痕，竟奇迹般地完好。那死里逃生的寂静片刻，多年后仍在我梦里，浑身感受到一阵阵战栗。

药房的灯，常常亮到深夜。一批活不干完，便不能休息。蒸馏、压片、制丸、熬膏……时间在重复的劳作里失去了刻度。现在回想，那种纯粹的、毫无怨言的吃苦耐劳，几乎是一种青春的信仰。

与药房内精细的、略带苦味的工作相比，每年进山打柴禾，则是一场释放筋骨的野性呼唤。师医院后山的红松林，是我们力量的试炼场。那时真是年轻啊，一顿饭能吞下七个馒头，外加一大碗稀饭。我们专挑那些笔直、粗壮、疤痕少的红松下手，那样的木头回来好劈，烧起来也旺。一棵巨木，往往需要截断成几节，一辆“嘎斯”车往往只能装下一节。将千斤重的原木抬上车的，通常是我和秦清明、杨雪林、孙继发四个战友的活路。我们肌肉贲张，号子粗犷，汗水一滴滴砸进泥土。记得有一次师医院王黑子院长在一旁看到我们干活，连连笑着夸赞道，“嗯，你们几个还真有把力。”我们憨厚地笑笑，内心却有股野性的自豪在升腾。只是如今想起来，不免有些怅然。我们刚去时，森林就在电站后面，四五年后再去，林线已后退了两三公里。那些轰然倒下的，都是经年的红松。若以今日的眼光看，那近乎是一种掠夺。可那时生存高于一切，我们只想多为医院的日常生活所需的燃料，以及寒冷的冬天，备足温暖的火种。

回想起我在甲格台的六年多，日子是艰苦的，高原的风沙、繁重的劳动、匮乏的物质，无一不考验着自己。但心里却是满足的，有领导的关怀，有战友的扶持，有共同为一个目标奋斗的踏实感。那段岁月，像一味特殊的“方剂”，将“吃苦耐劳”与“无怨无悔”，深深地熬进了我的骨血里，成了此后人生风雨中，最耐用的底子。

感谢那片苍茫的高原，感谢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感谢那个滚烫的大家庭。它们给了我，一副足以行走一生的筋骨。

原11师师医部分战友于2018年5月相聚在安徽合肥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王学禄：重庆丰都人，1970年12月入伍，1977年4月退伍，曾在11师师医院药房服役。退伍后先后在西藏自治区粮食仓库，丰都县建委，丰都县国土局工作至退休。

作者：王学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