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式常：妻子已离世，在上海独自居住，女儿海外定居时常回国看望

凌晨五点的老弄堂，路灯还没熄，达式常已经拎着那把用了四十年的竹制宝剑，在水泥地划出一道弧线。邻居开窗倒洗脸水，见怪不怪地嘟囔一句：“老爷子又开工啦。”没人觉得稀奇，就像没人会质疑黄浦江每天涨潮。可若把镜头拉远，整条街就他一个85岁的身影，汗珠顺着眉骨往下滴，落在1989年《原野》首演时穿过的那双布鞋——鞋底早磨穿，他却固执地让修鞋匠“别换底子，只补线”。

有人替他算账：当年推掉的两部片约，按现在的通胀够在静安区买三套房。达式常听见这种换算就摆摆手，像拍掉肩膀上的灰：“钱能买得来观众在台下集体屏住呼吸的那三秒吗？”他把那三秒留给了话剧中心的排练场。道具间至今贴着一张1992年的作息表：上午开嗓、下午对词、晚上“磨戏”，末尾是他用铅笔写的蝇头小楷——“演员不是明星，是手艺人。”那页纸发黄卷边，却被中心每一届新生拍照存进手机，像某种暗号。

妻子王文皓走后，他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却留下她的枕头，每天睡前拍一拍，像拍老搭档的肩。女儿从温哥华寄来的明信片，他按邮戳时间排成一排，最旧的那张边缘已泛起毛边，画面是落基山积雪，背面只有一句：“爸，我这里的月亮也很圆。”邻居偶尔瞥见，会突然听懂什么叫“睹物思人”——原来思念可以安静到不发出一点声音，却把人牢牢钉在原地。

去年冬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请他去给年轻演员讲《原野》。排练厅冷得像冰窖，他脱了羽绒服，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一句“仇虎不是恶人，是被命运掐住脖子的人”把满屋90后说得眼眶发红。讲到激动处，他忽然一个趔趄，膝盖磕在道具石头上，全场惊呼，他却就势坐在地上，把那段台词原封不动吼完。血顺着袜子渗进鞋帮，导演喊停，他摆摆手：“别停，仇虎这时候不会觉得疼。”那天收工，他独自坐地铁回老弄堂，车窗映出花白的鬓角，他却哼着上戏校时学的《贵妃醉酒》，调子断断续续，像旧磁带卷带——旁边埋头刷手机的年轻人，没人知道这老头哼的是1956年的旋律。

奖杯被塞进书柜最底层，上面压着《茶馆》的剧本，封面用钢笔记着“1994年第五遍”。唯一被摆出来的是“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奖牌，却挂在厨房门口，和围裙、蒜辫、酱油瓶共享一块墙。有人来访，他正炒菜，锅铲一指：“顺手挂那儿，抬头就能看见，省得长霉。”那天他烧的是番茄炒蛋，糖多盐少，因为王文皓生前好这口。出锅前他习惯地喊一声“文皓，尝咸淡”，没人应答，他就自己夹一块放嘴边，嚼两下，点点头，像得到许可。

最近中心传出消息，老爷子想排新戏，题材保密，只透露“给小人物立传”。年轻演员既兴奋又发怵：跟他排戏，台词错一个字要重背，情绪不到位就整段推翻。可每到深夜，排练厅灯还亮着，隔着门缝能看见他驼着背、扶着腰，把一句“我活着，不是赖着，是等着”反复磨了二十遍。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放得比真人高大，像年轻时银幕上的“第一美男”——只是那影子此刻不在镜头里，而在布满划痕的地板上，像一条不肯上岸的老船，固执地随着潮汐起起伏伏。

有人问他：“85了，还图啥？”他正低头系鞋带，两根手指把鞋带绕一圈、一抽，勒得结结实实，抬头笑出一脸褶子：“图个死的时候，嗓子眼儿里还有词儿没吐完。”说完推门往外走，背影融进弄堂昏黄的灯影里，脚步声一下一下，像更鼓，又像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