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疯了！李卫民，你绝对是疯了！”
我娘把最后一个碗摔在地上，指着我的鼻子尖叫。
“你书读狗肚子里了！放着好好的大姑娘不要，去捡一个烧坏了的哑巴！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那件新买的红衬衫叠好。
洞房之夜，镇上的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她坐在床边，瘦得像根没人要的柴火，浑身都在发抖。
我倒了杯热水递过去，说：“别怕，以后有我。”
她抬起头，那双大眼睛里满是泪水。
在我震惊的目光中，她用沙哑的、像生了锈一样的声音，对我说了两个字：
“别怕。”
然后，她颤抖着，开始解开身上那层层叠叠的、包裹了她整个青春的厚重布条。
1978年，我二十六岁。
我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钳工，也是一个从乡下回城的知青。
回城名额下来的时候，我以为好日子要来了，结果只是从乡下的泥地里，跳进了城里的油污坑。
厂里机器的轰鸣声，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十六个小时都钻在我耳朵里，震得我脑子发麻。
下了工，用肥皂搓三遍，指甲缝里还是黑的。
我们车间里，大多是像我这样的光棍。
年纪不大不小，家境不高不就。
唯一的乐趣，就是下工后凑在宿舍门口，抽着两毛钱一包的“大前门”，用粗话谈论女人。
他们的谈资很贫乏，无非是食堂打饭的刘寡妇，或是新来的那个女技术员。
我听着，不插话，只是闷头抽烟。
烟雾缭绕，把他们猥琐的笑脸都熏得模糊了。
我觉得这日子，就像那烟灰，风一吹，就散了，什么也留不下。
我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注意到她的。
她不属于厂里，也不属于镇上任何一个家庭，就像一棵自己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野草，没人知道她的根在哪里。
她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看不出颜色的宽大罩衫，头发枯黄，乱糟糟地盖在头上。
她太瘦了，脸上没什么肉，衬得那双眼睛尤其的大。
看人的时候，眼神总是怯生生的，像一只随时准备逃跑的野猫。
她不说话。从来没有人听见过她说话。
镇上的人，都叫她“哑巴”。或者，更顺口一些，叫“丫丫”。
她最让人议论的，是那身衣服。
就算是镇上最热的七月天，太阳能把马路晒化了，她也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厂里几个长舌妇说：“这女的身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是被火烧过的，皮都烂了，一揭开能吓死人。”
这个说法，让所有人都对她敬而远之。
她每天都在镇子东头的垃圾堆和煤渣场转悠。捡些别人扔掉的瓶子，或者没烧透的煤核。她有个破篮子，总是装得满满的。
镇上那群半大的孩子，精力旺盛，又无处发泄，于是就把她当成了活靶子。
他们跟在她屁股后面，捡起地上的小石子，一边笑一边朝她扔。
“丑八怪！”
“哑巴鬼，你娘不要你了！”
她不跑，也不回头，甚至不躲。她只是把身体弓起来，用那瘦弱的后背去接那些不大但足够疼的石子。仿佛那后背不是肉长的，是一块木板。
有一次，我下夜班，天刚蒙蒙亮。我看见她正蹲在地上，仔细地挑拣着煤渣。
一个男孩，大概十二三岁，悄悄绕到她背后，举起一块砖头角，狠狠地砸了下去。
“咚”的一声闷响。
我看见她的身体猛地一颤，然后就僵住了。
血，一下子就从她后脑勺的头发里渗了出来，顺着她肮脏的脖子往下流。
那个男孩得手后，发出尖锐的笑声，一溜烟跑了。
她蹲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足有半分钟。然后，她缓缓地伸出手，捡起了脚边一块半黑的煤核，放进了篮子里。仿佛刚才被砸的不是她的脑袋。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人用手攥了一下。
我把自行车骑得叮当响，冲那群还没跑远的孩子吼了一嗓子：“干什么呢！”
他们回头看了我一眼，做了个鬼脸，笑着跑散了。
我走到她跟前，停下车。我想说，“你头流血了，去卫生所看看吧。”
可我还没开口，她就抱起篮子，头也不回地快步走开了。她走得很快，甚至有些踉跄，好像我也是个会拿砖头砸她的人。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在清晨的薄雾里。地上，还留着一小摊暗红色的血迹。我突然觉得，这日子不是温吞水，是苦的，是涩的。
从那天起，我下工，总会绕路去东头看看。
我开始做一些连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
比如，我会在厂门口的馒头铺多买两个白面馒头。
路过她常待的那个破墙角时，趁她不注意，把馒头放在一块还算干净的砖头上，然后像做贼一样，赶紧骑车走掉。
第二天我再路过时，馒头就不见了。那块砖头被擦得很干净。
有时候，我看到那群孩子又在围着她起哄，我就远远地咳嗽几声，或者用力按几下车铃。
孩子们听见大人的动静，也就悻悻地散了。
我从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她也从没正眼看过我。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
但我的这些“不正常”，很快就被厂里的人发现了。
最先拿我开玩笑的是车间的工友。
吃饭的时候，他们会故意大声说：“卫民，你看上那个哑巴了？眼光够毒的啊！”
“嘿，你别说，虽然是个哑巴，但那眼睛挺大。卫民就好这口！”
然后就是一阵哄堂大笑。我埋头吃饭，脸涨得通红。
后来，话传得越来越难听。
说我李卫民在乡下待久了，脑子不正常了，想女人想疯了，连个捡破烂的丑八怪都要。
我娘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事。
她跑到我宿舍，指着我的鼻子骂，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李卫民，你是不是要我的老命啊！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你要是敢把那种不干不净的东西领回家，我就吊死在你门口！”
连我们车间的王建功副厂长都找我谈话了。
王建功是个体面人，四十多岁，头发总是梳得油光锃亮，白衬衫的领口永远是干净的。
他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但那笑容从来不进眼睛里。
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亲自给我倒了杯茶。
“卫民啊，”他把茶杯推到我面前，慢悠悠地说，“你在厂里，工作踏实，人也老实，这是优点。大家都看在眼里。”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
“不过，年轻人，在个人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我听说……你最近跟镇上那个……那个捡破爛的走得很近？”
我低着头，没说话。
“卫民，你听我一句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手很有力，“男人，要先立业，再成家。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决定了你这辈子能走多远。千万别为了一点不值当的同情心，把自己一辈子给搭进去。不值得。”
他的话听上去句句在理，全是为我好。可我看着他那双精明的眼睛，总觉得背后藏着些别的什么，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警告。
全世界都觉得我疯了。他们越是这么说，我心里那股劲就越是拧巴。
凭什么？
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因为她不会说话？就因为她身上可能有伤疤？
那天晚上下了大雨，雷声一个接一个，像要把天给劈开。
我下夜班，穿着雨衣，骑着车在积水里艰难地走。
路过镇口那个废弃的公交站亭时，我借着一道闪电的光，看见了她。
她就缩在亭子最里面的角落，浑身湿透了，雨水顺着她枯黄的头发往下淌。她抱着膝盖，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像一只被暴雨打湿了翅膀、再也飞不起来的麻雀。
她一动不动，好像已经冻僵了。
那一刻，我心里那股拧巴的劲儿，突然就变成了一股洪水，把我所有的理智都冲垮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脱下身上的雨衣，大步走了过去。
我把雨衣披在她身上。她猛地一抖，抬起头，那双大眼睛里满是惊恐和雨水。
我看着她，听见自己用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坚定的声音说：
“你……跟我回家吧。我娶你。”
周围只有哗哗的雨声和轰隆的雷声。
她就那么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像以前一样逃走的时候，她看着我的眼睛，非常缓慢，但又非常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那一下，像是用尽了她全部的生命。
我决定娶“丫丫”的消息，像一颗炸弹，把我们这个平静的小镇炸得人仰马翻。
我娘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从家里扔了出来，哭喊着说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从此，我彻底无家可归。
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走在路上，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
我能听见他们压低了声音的议论：
“看，就是他，娶了个哑巴丑八怪。”
“真是脑子坏掉了，放着好好的姑娘不要。”
我不在乎。
我从厂里的集体宿舍搬了出来，用我这些年当知青和当工人攒下的所有钱，在镇子最西边，租了两间没人要的破平房。
那地方偏僻，靠近乱葬岗，所以租金便宜。
房子很破，墙皮大块大块地往下掉，窗户纸也破了几个洞。
但我花了两天时间，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用泥巴糊上了墙缝，用报纸补好了窗户。
我还去供销社，咬着牙扯了二尺红布，剪成条，挂在了窗户上。
看着那抹红色在风里飘，我心里觉得，这好歹算个家了。
我又去百货商店，给她买了一件处理的红色的确良衬衫。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喜庆的东西了。
我们没有办酒席，也没有请一个客人。
去民政局领结婚证那天，办事员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他拿着我的户口本和她那张不知从哪里开出来的身份证明，翻来覆去地看，眼神里的怀疑和鄙夷，像刀子一样。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想好了？不后悔？”
我看着他，清晰地说：“想好了。”
他又看看一直躲在我身后的她，皱着眉问：“你愿意？”
她从我身后探出半个头，看着那个男人，用力地点了点头。
办事员摇了摇头，嘴里嘟囔了一句“真是邪门了”，最后还是不耐烦地在两个小红本上，“砰”、“砰”盖了章。
从民政局出来，她手里紧紧捏着那个小红本，走在我身边，头埋得很低，好像那个本子有千斤重。
那天晚上，就在我以为全世界都把我们遗忘了的时候，我们那个破屋子的门，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竟然是王建功副厂长。
他提着一瓶西凤酒，两包用油纸包着的糕点，脸上挂着他那招牌式的、笑眯眯的表情。
“卫民，恭喜啊！”他一边说，一边走进了屋子，那双锃亮的皮鞋，踩在我们刚用黄泥抹平的地上，显得格格不入。
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我们这间家徒四壁的“婚房”，摇了摇头，说：
“卫民啊，你这……也太简陋了。不过，有情饮水饱，小伙子有担当！厂里都知道了，佩服你！”
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后的她身上。
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很久，那笑容也僵了一下。
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他可能是被她这副模样吓到了。
我感觉到，我身后的她，整个身体都在不受控制地发抖，抖得像风里的树叶。
王建功很快又恢复了那副笑眯眯的样子，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好过日子，厂里不会亏待你的。”
说完，他把东西放在我们唯一的桌子上，转身就走了。
他走得很急，好像多待一秒钟都会被这屋子里的穷酸气给玷污了。
他走后，我关上门，才发现，她后背那件红色的衬衫，已经被冷汗完全浸湿了，紧紧地贴在身上。
我以为，她只是单纯地害怕生人。
我那时候太蠢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王建功的这次到访，不是祝福，而是一次致命的确认。
王建功走后，屋子里就剩下我和她。
空气一下子就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还有窗外风吹过电线的“呜呜”声。
窗户上那块红布被风吹得轻轻晃动，把桌上那盏煤油灯的影子也晃得摇摇欲坠。
她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红衬衫，坐在床边。衬衫太大了，空荡荡地挂在她瘦小的身上，袖子长出了一大截，把她的手都盖住了。
她就那么坐着，双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膝盖，低着头，一动不动，像一尊没有灵魂的泥塑菩萨。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我娶她，一开始是出于同情，后来是出于一股子不服输的傻劲。我觉得她可怜，我想给她一个能挡风遮雨的地方，让她能吃上一口热饭，不被人欺负。
我没想过别的事情。真的，一点都没想过。
可现在，她成了我的妻子。结婚证上白纸黑字地写着。这个认知，让我心里又慌又乱。
我倒了杯热水。水是下午就烧好的，存在暖水瓶里。
我把搪瓷杯子递到她面前，杯壁很烫。
她像是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身体猛地哆嗦了一下，但还是伸手接了过去。
她的手很冰，碰到我的手指时，我感觉像摸到了一块冰。
“喝点水，暖和暖和。”我笨拙地说。
她捧着杯子，小口小口地喝着，眼睛始终看着地面，长长的睫毛在昏黄的灯光下投下一片阴影。
屋子里又陷入了沉默。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汗味，也不是脏，而是一种混杂着旧布料和某种草药的气味。这股味道从她那身厚重的衣服里透出来，带着一种陈年的、压抑的气息。
我看着她紧绷的背影，心里叹了口气。
我想，她肯定是害怕。怕我这个突然闯入她生活的陌生男人，怕这个陌生的房间。她也许以为，我把她领回家，就是为了像镇上那些男人说的那样，要对她做些什么。
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因为紧张而变得僵硬的腿脚。
我走到床边，把我们唯一的一床新被子——那是我娘以前给我准备的，我从家里搬出来的——铺开。
“天晚了，你……你睡吧。”我说，“被子是新的，干净。”
她没反应，身体绷得更紧了，像一根随时会断掉的弦。
我挠了挠头，又往后退了两步，补充了一句：“你别怕，我就在外屋地上搭个铺，不进来。”
我说的是实话。我只是想让她有个家，不是为了吓唬她，更不是为了占有她。
说完，我怕她不信，转身就想往外走。
掀开那块当门帘用的破布，我就能到外屋去。
就在我的手搭上门帘，准备掀开走出去的时候。
我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那声音很轻，很沙哑，像生了锈的铁片在互相摩擦。
因为太久没有说过话，每个字都吐得异常艰难，带着一种奇怪的、不连贯的调子。
但我听清楚了。
她说：“别。”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像被一道雷劈中了后心。
我猛地回过头。
她还坐在床边，但已经抬起了头。煤油灯昏黄的光，正照在她脸上。我看见两行眼泪，正顺着她瘦削的脸颊，安静地往下流。
那不是害怕的眼泪，也不是委屈的眼泪。那里面有太多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绝望，又像是某种悲壮的决心。
这是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听见她说话。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她这样清晰地流泪。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就那么傻傻地看着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她看着我震惊的样子，眼泪流得更凶了。她没有擦，就那么任凭眼泪淌过嘴角，滴落在胸前那件鲜红的衬衫上，迅速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然后，在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注视下，她做出了一个更让我震惊的动作。
她抬起那双冰冷而颤抖的双手，伸向自己心口前的衣扣。
那件宽大的、不合身的罩衫下面，才是她常年穿着的内层。
她解开罩衫，随手扔在地上，露出了里面那身由厚厚的、早已洗得发白的布条层层包裹的身体。
那些布条缠得很紧，把她整个人都捆成了一个粽子，看不出一点身材的轮廓。镇上的人都说，这是为了遮掩她身上恐怖的烧伤。我也一直这么以为。
她深吸了一口气，胸口剧烈地起伏了一下，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然后，她开始一圈一圈地，解开那些布条。
她的动作很慢，很吃力。那些布条因为常年紧勒，已经在皮肤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随着布条被一圈圈地解开，那股我之前闻到的、若有若无的草药味，变得越来越浓。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我不敢看，又忍不住要看。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准备看到一片狰狞、扭曲、让人作呕的皮肤。我甚至想开口让她停下来，告诉她我不在乎那些，真的不在乎。
可我发不出声音。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堵住了。
我只能看着，眼睁睁地看着她，把自己最深、最黑暗的秘密，一层一层地，在我面前剥开。
一圈，两圈，三圈……
那些发白的布条像蛇蜕下的皮，悄无声息地散落在她脚边的黄土地上。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布条摩擦时发出的“沙沙”声，和她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
终于，最后一层布条，被她用力扯了下来。
她的整个后背和前胸，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了煤油灯那微弱而摇晃的光线下。
我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停住了：“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