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当事人崔丽丽

国内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当事人崔丽丽: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已出, 望尽快恢复劳动争议案审理

职场性侵致PTSD获十级伤残：这张鉴定书，为何是千万职场人的定心丸？

等待80多天后，崔丽丽终于拿到了那份沉甸甸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12月17日，她向媒体透露，自己因2023年9月那场职场性侵事件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被鉴定为“伤残十级”。这个结果，不仅意味着此前中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即将重启，更让这起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有了更具分量的后续。在崔丽丽颤抖着说出“感激、感动”的背后，是无数职场人对“工作场所是否安全”“精神伤害能否被看见”的集体追问，这张鉴定书的意义，早已超越个案本身，成为撬动职场权益保障边界的重要支点。

回溯这起案件的脉络，每一个节点都充满了现实的沉重与抗争的坚韧。2023年9月23日，作为天津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因工作需要参加商务宴请，醉酒失去意识后，被时任公司老板的王豪抱入房间实施强奸。这场以“工作”为名的伤害，彻底击碎了她对职场的信任。2024年4月，王豪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看似正义得到伸张，但职场的“二次伤害”接踵而至——仅仅16天后，公司便以“未遵守请假制度、无故旷工”为由，将崔丽丽强行开除。彼时的她，正深陷性侵带来的精神创伤中，每周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频繁被噩梦缠绕，而公司的做法，无疑是在她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被逼至绝境的崔丽丽，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维权路。2024年4月18日下午，刚收到解雇通知的她，便径直前往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近乎“异想天开”。长久以来，工伤认定在大众认知中多与肢体损伤挂钩，精神层面的伤害往往被忽视；更遑论“职场性侵”这类极易被贴上“私人纠纷”标签的事件，能否被纳入“工作原因”的范畴，始终存在巨大争议。德科智控公司的态度也印证了这种普遍认知，他们不仅拒绝承认工伤，更在后续的行政诉讼中百般抗辩，试图推翻工伤认定。

这场维权之战的核心争议点，其实直指职场权益保障的几个核心盲区。其一，因公外出期间的商务宴请，能否被认定为“工作场所的延伸”？公司曾试图让在押的王豪证明当晚是“私人活动”，但崔丽丽提交的出差报告、宴请发票（公司已报销）、交通记录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法院最终明确“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场所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商务宴请作为工作的必要环节，其衍生的风险理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这一认定，打破了“工作场所仅限于办公室”的狭隘认知，为那些需要频繁外出、参与商务活动的职场人，划定了更广阔的安全保障范围。

其二，“醉酒”能否成为公司免责的理由？德科智控公司曾援引《工伤保险条例》中“醉酒不得认定工伤”的条款，将责任推给崔丽丽自身。但法院的判决给出了清晰的界定：伤害的直接原因是王豪的性侵行为，而非崔丽丽的醉酒状态。这一判决，精准戳破了职场中常见的“受害者有罪论”陷阱。现实中，不少商务宴请中存在“强制劝酒”的权力压迫，劳动者往往身不由己，若将“醉酒”作为免责事由，无异于为职场中的不法侵害打开了方便之门。崔丽丽案的判决明确了“受害者的状态不能成为施暴者脱责、用人单位免责的借口”，这对纠正职场不良风气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最具突破性的，是精神伤害被正式纳入工伤保障范畴，并获得伤残等级认定。崔丽丽所患的PTSD，并非简单的“心情不好”，而是需要长期系统治疗的精神疾病。事发后，她出现了严重的失眠、噩梦、创伤再体验等症状，为了拿到符合要求的诊断证明，她在安定医院接受了12次心理咨询和近三个月的药物治疗，才最终获得专家会诊的正式诊断，证明其精神创伤与性侵事件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此次“伤残十级”的鉴定结果，更是从法律层面确认了精神伤害的严重性与合理性，打破了以往工伤认定“重身体、轻精神”的固化思维。

要知道，在此之前，精神伤害的工伤认定门槛极高。2024年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虽新增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但仅限应急救援人员等特定群体。崔丽丽案的突破，让普通劳动者的职场精神伤害也得到了正视，这意味着，劳动者在工作中遭受的非身体伤害，同样能获得工伤保险的兜底保障。正如崔丽丽所说，“职场性侵所造成的看不见的精神创伤，与身体伤害一样，属于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这句话背后，是对劳动者完整权益的尊重，也是对“人的价值高于工作价值”的重申。

这起案件的推进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职场性侵受害者维权的普遍困境。取证难、被污名化、遭企业打压，这些都是无数受害者沉默的原因。崔丽丽的幸运之处，在于她拥有相对完整的证据链——酒店监控记录了她醉酒状态、被带入房间及后续的状态，酒店工作人员的证词、隔壁房客录下的反抗声音，再加上刑事判决书的确认，共同支撑起了她的维权主张。但现实中，更多的职场性侵发生在私密空间，受害者往往难以留存有效证据，再加上企业的包庇纵容、家人的劝和息事，很多人最终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德科智控公司的一系列操作，更暴露了部分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上的冷漠与缺失。在老板犯下性侵重罪后，公司不仅没有反思自身管理漏洞、向受害者致歉，反而急于“切割”，以莫须有的理由将受害者开除，试图逃避自身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这种“甩锅”行为，本质上是对《民法典》中“用人单位负有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实施性骚扰的义务”的漠视。更令人寒心的是，此前支持崔丽丽的直属女上司，也在后续站到了她的对立面，劝她“以公司为重”，这种职场中的“集体沉默”，往往是对施暴者的纵容，也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如今，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出炉，让崔丽丽的维权之路看到了更清晰的曙光。此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裁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各项费用共计113万余元，此次伤残等级的认定，无疑会让后续的赔偿主张更有依据。但这起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为崔丽丽个人争取到合理赔偿。它为无数职场性侵受害者照亮了维权的道路，让她们知道，遭遇伤害后，除了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还能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障、劳动权益；它也向所有企业敲响了警钟，用人单位必须承担起保障劳动者人身安全的义务，任何试图逃避责任、打压受害者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起案件正在推动职场安全机制的完善和社会认知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职场中的权力压迫、酒桌文化对劳动者的伤害，也开始重新审视“工伤”的定义边界。杭州首例性侵类工伤认定案的出现，正是崔丽丽案示范效应的体现，这说明“职场性侵可认定工伤”的认知正在逐渐普及，法律对劳动者的保障网正在不断织密。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单靠个案的突破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杜绝职场性侵、保障劳动者权益，还需要更完善的制度设计：企业需要建立健全反性侵、反性骚扰的内部机制，明确责任、畅通申诉渠道；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检查，对漠视劳动者权益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社会层面则需要摒弃“受害者有罪论”，营造对受害者包容、对施暴者零容忍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不必担心因“工作”而遭受身心伤害。

崔丽丽的维权之路，是一个人的抗争，也是一群人的缩影。这张“伤残十级”的鉴定书，不仅是对她所受伤害的确认，更是对职场正义的彰显。它告诉我们，劳动者的权益不容侵犯，哪怕是看不见的精神创伤，也值得被正视、被保障。当越来越多的“崔丽丽”敢于站出来发声，当法律的边界不断向劳动者的真实需求靠拢，我们才能真正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公平的职场环境，让每一份工作都能承载尊严与价值，而非恐惧与伤害。